2014-06-26
国家人文历史战后上海的有轨电车依然运行，但上面的乘客明显减少。（图片来自网络）
抗日战争持续了八年，我国军民死难了多少人，迄今没有具体数字，但是我们可以从历史的夹缝里窥视到旷日持久的战火究竟毁坏了多少房屋。
1937年，日军空袭上海，闸北85%的房屋成为废墟。
1938年，日军进犯长沙，长沙95%的建筑化为焦土。
抗战前夕，武汉共有11万所住房，抗战胜利后只剩下7万所，大约4万所房屋毁于日军之手。
抗战前夕，衡阳共有10万所住房，抗战胜利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派员视察，整个市区只剩下5所住宅完好无损。
浙江、河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几乎所有省份的房屋都经历了兵火的摧残，据战后统计，浙江损毁住宅91万所，广东损毁住宅25万所，广西损毁住宅30万所，河南损毁住宅17万所，江西损毁住宅38万所……
光复以后，喜气洋洋，军人复员，难民还乡，结果他们发现房子没了。这种现象发生于所有大中城市，房荒问题开始席卷大半个中国。
从1945年一直到1949年解放前夕，甚至包括建国以后的很多年，中国绝大多数城市都一直持续着住房紧缺（60后、70后的朋友应该还能记得一个普通工人为了租到像样的公房需要走多少后门、托多少关系）。当然，现在我们不缺房子，缺的只是切实有效的住房调控，因为现在是房屋大量空置伴随着房价一涨再涨，房子有的是，但我们买不起。
日军轰炸后的汉口街道（图片来自网络）
我们不谈现在，继续说解放前。解放前是中国有史以来住房紧缺最为严重的时代，也是城市居民解决居住问题最为困难的时代。在上海，在南京，在天津，在杭州，因为战火毁坏的住房暂时难以修复，而涌进城市的人口却越来越多，所以一房难求，那时候中等收入家庭的愿望不是买一套大房子，甚至也不是买一套小房子，而是什么时候能够租上一所小房子。
租房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1947年的上海，由于法币严重贬值，房东已经不收法币了，改收金条和大米，想租房，先交“顶费”——每个人一旦租到了房子，就不甘心离开，你想让他离开，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顶费”。上海静安寺公寓，满墙都是子弹孔的两室一厅，需要“顶费廿二条”才能租到。什么是“廿二条”？就是金条22根，每根10两！普通人家拿得出22根金条吗？肯定拿不出。拿不出金条，你就租不到房子，你就只能去闸北一带的贫民窟里找机会。有些白领住贫民窟嫌丢人，走投无路，愤而自杀。
我读过1947年上海市政府编印的《业务报告》，截至当年9月份，全市300多万人口，有153万人住在贫民窟。我还翻过1947年到1948年的民国老报纸，在《大报》、《申报》和《大公报》的社会新闻版块，总是能见到《生活逼迫，投江自杀》这样的报道，以及国民党政府发布的类似《厉行节约，禁止自杀》这样的通知。
愚蠢的官僚应该明白一个常识：除非走投无路，否则没有人喜欢自杀。房荒如此严重，政府应该做的不是禁止人们自杀，而是尽快让多数国民都能体面地解决居住问题，譬如说增加土地供应，鼓励住房开发，打压房价，限制房租，以及尽可能多建廉租房，尽可能严控住房腐败。
战后的街道到处是断壁残垣（图片来自网络）
抗战胜利后，在内战硝烟此起彼伏的时候，在房荒最严重的时候，国民党政府确确实实做了一些实事，包括推广合作建房，包括打击空置房，包括直接给难民发放补助金，包括呼吁国际援助，包括从联合国争取到数目惊人的救济资金，包括在浙江、广东、湖南、湖北兴建“善救新村”，包括在上海、南京兴建“平民住所”，包括在郑州、开封兴建“难民村”。
可惜的是，由于战争还在持续，由于国民党始终无法避免资金被军队挪用、房屋被权贵瓜分，以及由于那时候百孔千疮的中国并不具备短时间内建起足够住宅的经济实力，所以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都没有扭转国内住房短缺的局面。
（本文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6月下，作者：李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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