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胄《载歌行》中国画
田黎明《西藏阳光》中国画
李苦禅《昂首之鹰》中国画
赵望云《林区写生10》中国画
文、图/记者金叶
与数量惊人的现当代书画相比,国内鉴定人才奇缺,尤其“五老”(谢稚柳、启功、刘九庵、徐邦达、杨仁恺)辞世后,艺术品更面临“无人鉴定”的局面。那么,鉴定家队伍究竟应该如何培养?是通过高校系统理论的学习还是经受市场的锤炼来锻造“火眼金睛”?且听听业界专家的分析。
正
著名鉴定家吕立新—
鉴定家无法在学院里被批量生产
与数量众多的现当代艺术家及其创作出来的作品量相比,我们目前的鉴定家少得可怜。曾经有位北大教授对我的经历很感兴趣,想着能不能“复制”一下。但我们讨论之后得出来的结论是:鉴定家是不可能被集中培养出来的。
我大学读中文,毕业后做电视编导,工作了几年后去日本进修电视专业,在日本接触到艺术品领域,觉得很有潜力,1996年回国之后,就开始进行系统研究。很多人对我的“跨界”感到惊讶,而我个人的体会是:做鉴定工作,首先是要多“看”—多读书、多看画;其次,光“看”还不够,还要记得住,且又能于细微之处体会不同,再从不同中总结出画家的风格与特点;再次,做鉴定工作,实践很重要。在“恶补”美术史三五年之后,我就尝试着买画。一开始我是从当代画家入手,因为如果看不懂,至少可以找到画家本人讨教。我第一次买画,用5.5万元买了十几张当代画家的作品,其中最贵的是陈平一幅八平尺的《费洼山庄》。虽然之前我也做了一些功课,但这画究竟是真是假,当时心里也没底。于是在朋友的引荐下,我到国家画院直接向陈平请教。
除了陈平,我初入行时和史国良、田黎明等画家的接触都比较多。可以说我对他们作画方法、技巧的感性认识,都是在那个时期建立的。但从当代画家入门之后,学习和实践又要向纵深的方向拓展。比如我对史国良有了研究之后,必然想搞明白他这一套是从哪里来的?那就一定要追索到黄胄;而研究黄胄,必然要上溯到他的老师赵望云,甚至整个长安画派;而了解完李苦禅,自然就会串到齐白石那里去。中国画的特点就是脉络清晰,讲究传承。
当然,要成长为鉴定家,名师的指点也很重要。我曾得到过不少好老师的点拨,比如米景阳老先生。他原来是荣宝斋的副总经理,和许多近代大师都是好朋友,那时候去他家闲聊,很多东西被他一点就有茅塞顿开之感。
从我的经验来看,成为鉴定家需要真诚的热爱、不懈的努力以及天赋,也需要一些机缘巧合。而这些,都不是学校能教出来的,因为要成为鉴定家,必得先是藏家,对艺术品有充足的“上手”机会,甚至必须有买过假画的“切肤之痛”。回顾历史,张伯驹、启功这些大鉴定家同时都是大收藏家,有买画卖画的经历。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鉴定家最有可能诞生的地方,不是学校而是市场。但这个市场上,有充裕的资金却买了几千万甚至上亿假画的藏家,我也见过不少。所以,在收藏的过程中,研究工作、知识储备都要跟上,而不是说:我先收藏,赚到了钱,再慢慢把知识给补上,这条路是行不通的。
中国美协副主席、广东省文联主席、
广东省美协主席、广东画院院长许钦松—
理论家队伍里很难走出鉴定大家
二三十年前的那一批老鉴定家,不少都是长期在博物馆系统工作的,跟大量的文物艺术品朝夕相处,同时还有更资深的大鉴定家作为其师父,将鉴定绝学口耳相传。可以说,他们是在大量接触古代书画原作的基础上练就的“火眼金睛”。还有一些不是博物馆系统的鉴定家,大都出生于收藏世家,从小浸润在文物艺术品中,练就了超凡的眼光,他们的成长都有一个共同点:见到的真东西多。
目前,我们国内的鉴定人才青黄不接,除了“文革”十年造成的学术断层外,还因为现在各大美术馆、博物馆都是封闭式管理,导致很多精品基本看不到,而鉴定家最起码的一点就是看大量的实物。在这个背景下,又逢艺术品市场的盛世,现当代书画数量激增,赝品也跟着涌现,更加凸显出鉴定人员严重缺位的问题。
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我认为现阶段的学院教育中所做的只是普及一些鉴定知识。事实上,我们只要参考一下老一辈鉴定大家在实践中成长的先例,便可知依靠学院教育批量生产鉴定家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我更愿意相信,现当代书画的鉴定大家不会诞生于理论家的队伍里,而是出现在大藏家或者大画商之中,因为他们有机会大量接触作品。
不过,虽然接触大量艺术品是成为鉴定家的必要条件,却非唯一条件。对艺术家及其作品长期、深入的研究,是另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要想成为鉴定大家,必然要对艺术家的风格流派、师承来源以及作画特点、细微变化有深入的研究,对中国美术史的发展脉络也要有清晰的了解。
而目前这些有机会接触到大量艺术品的藏家、画商们,关注点大都还只落在艺术品的价格上,基本停留在“倒爷”的阶段。要他们开始关注、领略艺术之美,可能还需要漫长的时间。所以在我看来,没有个三五十年,鉴定家的队伍不可能成长起来。但尽管路途尚远,很多工作又必须从今日起慢慢开展。有志于这方面事业的藏家,我认为可以从当代入手展开自己的研究,在收藏的过程中,多和艺术家交朋友。我相信和艺术家多交流的藏家,会在成为鉴定家的道路上成长得较为迅速。
反
艺术评论家梁江—
专业院校和文博机构联手能互补不足
国内的书画鉴定市场目前处于失控的状态,无规范、无监管,以至于乱象重重。谁都可以做“鉴定家”—搞铜器的人对书画指指点点;研究古董的对现当代也说三道四。而且居然都敢开具证书,还收钱,但出了事,又没有人负责。而文博系统真正有才学、有良知的专家们,反而集体“失语”,似乎在此乱象之中,除了洁身自好别无他法。
鉴定市场妖魅横行,真正的学术已经离场。面对这个现状,我认为建立规范、加强监管是首先要做的事情,鉴定师得像医生、会计师一样持证上岗;否则,就像开汽车没有交通法规,撞死人也不用负责任,书画鉴定的准确性无从谈起。
在这个规范建立起来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好好地谈谈如何进行人才的培养:就传统而言,鉴定人才大都出自于博物馆,师徒相授是最主要的教学方式。博物馆人员天天面对实物,而艺术品鉴定,是经验比知识、学历都更加重要的一个行当。这种传统鉴定人才培养的方式,其好处就是鉴定家实践经验很丰富,不过弊端在于有时候鉴定家一眼就能看出真假,但又很难跟别人解释清楚其中的门道。这有点像传统中医的望、闻、问、切,最后给出的诊断结论通常都是一些比较玄妙和笼统的字眼,似乎不像西医那么具有客观性,以及所谓的科学精神。
而培养鉴定人才还有第二种方式,就是在专业院校进行培养,比如美院的美术史系。专业院校培养鉴定人才的好处是理论上做的功夫比较多,但缺点是实践机会比较少。所以虽然讲起理论来头头是道,但又容易流于“纸上谈兵”。
结合这两种方式各自的长处和弊端,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让文博机构和专业院校联合办学,既能弥补师徒相授在理论上的欠缺,又能弥补院校教育在实践方面的不足,让理论教育和实践机会充分结合。如果再辅助以科技检测、文献检索等科目,我们很有可能在未来培养出一支既继承了优良传统,又符合时代需要的鉴定人才队伍。
中国文化产权交易所筹备组负责人彭中天—
应从“郎中模式”向“医院模式”转变
学校可以设所谓的鉴定专业,但学院教育只能教授一些常识性、一般性的知识;而真正的鉴定家,势必得经过市场的锤炼—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事实上,我认为艺术品鉴定,不可以依靠作为个体的所谓鉴定家。
书画市场的体系非常庞杂,不可能有一个鉴定家懂得所有流派、所有画家,更何况现在赝品市场中又渗入了高科技的成分。所谓鉴定,已经不是某一个鉴定家可以应付得了的事务。而且现在艺术品价格高昂,如果真是鉴定失误,一个鉴定家也根本无法承担后果,所谓鉴定就更加失去了约束力。
如果说需要鉴定的书画是“病人”,依靠某个鉴定家来判断其真伪价值,可以称之为“郎中模式”,这个模式显然已经不适合日趋复杂的艺术品市场。所以,传统的“郎中模式”亟须向“医院模式”转化—也就是建立一个完善的鉴定体系,即执行这个体系的是一个机构,而鉴定家—其实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职业鉴定师—只是这个体系中的一环。
一幅字画拿到“鉴定医院”来进行“诊断”,首先要过机检,笔墨纸张的年代先测试一下有没有基本的问题,然后再看不同的“专科门诊”:比如说判断这张画是不是齐白石画的、符不符合齐白石作品的特点以及它在美术史上的地位,可能适合比较专长于学术的部门给出意见;而这幅画的市场定位情况、到底属于精品还是一般作品,可以交由对市场有充分了解的部门出具意见。最后,各方的意见汇总,由机构负责人出具完整报告,并且承担鉴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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