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7月20日，许多德国人都会想起一个人，他就是反纳粹的德国军官冯·施陶芬贝格。1944年的这一天，德国夏令时12点42分，他在德国东普 鲁士拉斯登堡的狼穴大本营刺杀希特勒未遂。69年后的这一天，军事史专家、“战争史研究”丛书系列主编阎京生做客“上图讲座”35周年与《东方早报·上海 书评》创刊5周年系列讲座，回看这一发人深省的历史事件原委。在他看来，刺杀行动的失败具有必然性，但这场军事政变作为二战中德国抵抗运动的集中缩影，反 映了德国各阶层对于德国近现代历史的一种“补偿性反思”，“它向世界及历史证明，德国抵抗运动曾经敢于做出决定性的一击”。
一系列密谋功败垂成
希特勒有被迫害妄想症，经常通过突然改变行程来预防别人的暗杀，然而他防备的对象是共产党和犹太人等，他从未想到，在他的军官团和武装部队内部，滋生了一股又一股反对他的力量，每一次都几乎置他于死地，而他每一次都侥幸地逃生了。
军官团与希特勒早期的冲突来自希特勒对总参谋部的不信任。过去，这个无知的前奥地利下士一直把总参谋部看成神秘的战争计划制造基地，想当然地以 为只要政治领导人提出需求，总参就可以在任何形势下制订出完善的作战计划。然而他很快发现，总参对于他透露关于未来战争的计划(著名的《霍斯巴赫备忘 录》)并不感冒，他们并不愿意打一场军事上毫无准备的冒险战争。几番交涉下来，军官团很快形成了一个反对希特勒的小集团“贝克-戈台勒集团”，但是他们的 反纳粹运动并不是出于对法西斯暴政的反感，而只是对他糟糕的军事政策的一种自然反应。
1938年，军事政变计划成形了。一旦希特勒下达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命令，就将开始行动。他们将逮捕希特勒，解除党卫军和盖世太保武装，在全国报纸发表希特勒辞职声明，成立临时政府，颁布改良版的魏玛宪法，永远杜绝纳粹上台的可能性。
然而，由于英、法和意大利在最后通牒期限2小时的时候愿意与希特勒会谈，以和平方式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发动政变的可能性就此告吹了。“当时 密谋分子手握重兵，掌握了警察部队，是所有反希特勒密谋中计划最周全、准备最充分的一次，然而他们却把希望寄托在自己无法控制的两个因素，最终在希特勒高 超的手腕下土崩瓦解。”阎京生说。
1941年以后，德国抵抗运动的中心发生了转变，从贝克-戈台勒集团转移到了武装部队当中，代表人物是中央集团军群作战处处长特雷斯科夫和冯·施陶芬贝格。
特雷斯科夫的第一个计划很简单：希特勒曾经许诺过亲自前往俄国视察前线。等希特勒下了飞机前往司令部的时候，在中途把希特勒控制住，逼迫冯·博 克元帅出任最高统帅。“这实际上就是赵匡胤陈桥兵变的路数。”然而希特勒1941年前往白俄罗斯后，重兵保护里三层外三层，根本无法绑架。
第二个计划是把希特勒引到前线来，在波尔塔瓦(乌克兰东部城市)的朗茨集群司令部逮捕他，迫使希特勒下令放弃哈尔科夫(乌克兰东北部城市)，最 后实现停战。如果希特勒激烈反抗，就把他杀死，不留活口。“这个计划整体上类似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但是希特勒没有飞到波尔塔瓦，而是飞到了南 方集团军群的司令部扎波罗热，所以这个计划也泡汤了。
这两次尝试失败之后，特雷斯科夫决定用炸弹炸死希特勒。制作炸弹用的炸药叫诺贝尔808，这个计划被称为“闪光计划”。特雷斯科夫准备在希特勒 吃饭的军官餐厅里炸死他。如果没能成功，就设法把炸弹送上希特勒的专机，让它在空中爆炸。然而希特勒吃饭吃得太快，还来不及安放定时炸弹，他就吃完了。特 雷斯科夫派人把炸弹包装成朗姆酒带上飞机，谁知等来了希特勒安全着陆的消息。换下炸弹一看，撞针已经停在了引爆位置，却莫名其妙地没有爆炸，“有人说，可 能因为天气太冷，雷管失效。”总而言之，希特勒又逃过一劫。
没过几天，特雷斯科夫得到了一个新的消息，希特勒将在3月21日前往柏林的军械馆，参加阵亡将士纪念仪式，之后还要参观中央集团军群缴获的苏联 武器。然而工人监视得很仔细，没有机会把炸弹放在主席台下面，采用自杀式袭击，又无法靠近希特勒本人。到演讲结束的时候，密谋者拨开了定时引信，然后在堆 放苏军武器的小房间里等待希特勒，但是希特勒显然对这些苏军武器不感兴趣。“原定的参观时间是30分钟，希特勒只待了3分钟就出去了。引信爆炸的时间是 10分钟。最后密谋者只好跑到厕所里，把引信从炸弹上拆下来。”
到了1944年，原先密谋集团的核心谍报系统已经完全瘫痪，东线密谋者在前线刺杀的机会也失去了，主要工作交由军官施陶芬贝格来完成，他制定了 推翻纳粹的“瓦尔基里计划”。这一幕在电影《刺杀希特勒》中被详细地描绘了。计划中，首先在元首的狼穴大本营用炸弹把希特勒炸死，再把罪责推给党卫队和纳 粹党魁，然后后备军司令部发出实施瓦尔基里计划的命令，占领主要城市，然后宣布成立新政权，贝克担任摄政，戈台勒出任总理。之后像隆美尔和克鲁格这些已经 倒向密谋集团的前线指挥官将宣布停火，与盟国媾和。最后将设立法庭，审判纳粹战犯。
7月20日，施陶芬贝格计划在希特勒的工作汇报会上引爆炸弹，因为希特勒当天下午要见墨索里尼，因此会议由1点提前到12点半，会议地点也发生改变，尽管并非最佳时机，但施陶芬贝格决心已定。
“他借口说要换一身衣服，找了一间空会议室来启动炸弹。安装好了第一枚炸弹。定时引信的延迟时间是30分钟，但是因为夏季高温的原因，实际上金 属丝只需要14分钟就会被腐蚀掉。由于凯特尔元帅的副官在门外催促，因此第二枚炸弹没有装上引信。施陶芬贝格走进来之后，把公文包放在地上，朝希特勒的方 向踢了踢，两者的直线距离不足2米。这时候已经是12点37分了，趁着大家聚精会神地看桌子上的地图的工夫，施陶芬贝格借口说有个电话，悄悄溜了出去。在 小会议室里，勃兰特上校正在努力往前凑，试图看清桌子上的地图。他的腿不小心碰到了装有炸弹的皮包。于是这位参谋把提包拎了起来，挪到橡木桌子右侧底座的 外面。这样一来，炸弹和希特勒之间就隔了一块厚厚的木板。中午12点42分，炸弹爆炸了。由于勃兰特上校的一挪，炸弹爆炸的大部分冲击波打在了桌子底座 上。另外由于窗户开着，冲击波也被削弱。离炸弹最近的四个人都被炸死了，但是希特勒却活了下来。手和小腿被烧伤，鼓膜被震破，两条腿也戳进了不少木屑。” 希特勒再一次幸存，而外面的密谋集团配合人员却因为优柔寡断丧失了继续进攻的良机，政变再次失败。
凌晨1时，希特勒对全德国发表了广播，宣告政变的失败。随后，希特勒对参与者进行了大规模的报复，有7000多人遭到逮捕，其中将近5000人被处死。施陶芬贝格的遗言只有一句：“神圣的德意志万岁！”
失败的必然性和启示
一系列密谋行动惊心动魄，希特勒却有惊无险。阎京生分析道，这是因为纳粹专政并不是一个小集团的专政，而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专政。“至于这部分 群众在德国人中是否占多数，是占49%还是占51%，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德国纳粹党比起意大利的法西斯运动来，更加依靠德国人民当中几百万、上千万追 随者的支持。”
另外，密谋分子没有意识到，仅仅除掉希特勒其实是不够的，“纳粹的宣传机器、军事武装、特务机构，在控制和引导国民方面重要性绝不亚于希特勒本人，而他们的想法还停留在老式政治暗杀阶段，认为杀死独裁者就能终结其统治，这是他们的幼稚之处。”
如果即使希特勒倒台也不能换来其他国家对德国减轻惩罚，这么做还有意义吗？施陶芬贝格也曾经在1944年7月初问特雷斯科夫，情况已经如此，发 动政变是否还有意义？特雷斯科夫说，暗杀行动必须进行，如果暗杀不成功，也仍然要在柏林按计划行事。因为现在的目的已经不是成功不成功的问题，而是向世界 以及历史证明，德国抵抗运动曾经敢于做出决定性的一击，其他的一切都已经无关紧要。阎京生说，从道德的角度上来说，“这也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德国抵抗 运动留给后人的意义。”
德国各阶层的反思
希特勒所领导的纳粹德国，曾经令人类历史震惊，刷新了人类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为何这一切发生在德国？阎京生认为，这要从历史中去寻找答案，德意 志地区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不仅种族上有日耳曼人、拉丁和法兰克血统、普鲁士人和斯拉夫血统，宗教上由天主教和新教平分秋色，最重要的是其政治上的 不团结，没有发生中央集权的王权战胜封建贵族权力的现象，阻碍了健康的民族主义的生成。当1871年普鲁士统一德国后，所有的“普鲁士特色”被嫁接到德 国，这对德国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所谓‘普鲁士特色’包括高度井然有序的机械化效率，绝对服从的理念，军官团的特权和军事部门凌驾于民政部门之上 等。”
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各个阶层开始对德国近现代历史进行反思。
支撑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两大支柱，一个是以服从为天职的军官团，一个是以忠于本分为天职的文官团。1933年希特勒夺权后，军官团和 文官团曾把他幻想成菲特烈二世和威廉皇帝的替代者，而希特勒通过废除《凡尔赛条约》、重新武装、向法国复仇回报了他们。然而纳粹政权的一些现代化统治手 段，包括对大众的宣传和洗脑、特务统治、种族灭绝等，对老一代军官团和官僚来说太超前了。于是两个集团中有良心的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道德观，并试图把德 国拉回到所谓的“正道”上来。“但是这种反抗有矛盾，一方面他们希望回到第二帝国，另一方面，老军人和政治家骨子里仍停留在18世纪，与大众保持距离。当 武装部队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已经启动时，密谋集团的军官团代表贝克将军在干什么？他在忙着从威廉二世的孙子里面为将来的新帝国挑选一个皇帝。”阎京生说。
如果说前面两个抵抗集团对应的主要是历史要素，那么“青年运动”反映的是寻找20世纪新德国精神的努力。“青年运动认为，希特勒的崛起不是突然 的事件，从1918年以来德国的政治发展到这番局面，知识分子阶层应当对此承担很大的一部分责任，德国的知识精英已经面临最关键的时刻，引导德国人民反抗 纳粹暴政。” 在宗教领域，天主教是反纳粹势力中一股重要力量，许多普通的天主教士和修女都曾冒着人身危险来帮助犹太人和其他被通缉者。德国新教的传统是远离 政治的，对纳粹暴行采取沉默政策，但也有抵抗运动的著名成员如朋霍费尔牧师代表新教群体对19世纪宗教伦理进行反思。法学家冯·多纳尼和他最高法院的同僚 最早揭示了现代法学当中的一个重大缺陷，“良法也是法，恶法也是法，假如良法与恶法本质上不存在高低，那么有法与无法又有什么差别？”他揭穿了纳粹政权以 法的形式阉割法的精神的手段，搜集了许多纳粹犯罪证据。
阎京生说，“早在1918年第二帝国垮台之后，德国人就应当对自己的这些历史，包括道德观，进行反思。但是这种反思在魏玛时期没有出现，在希特 勒上台的头五年里也没有出现。”这是他将其称为“补偿性”反思的原因。直到1937-1938年，纳粹党通过迫害犹太人和发动对外侵略暴露出它真正的本质 后，相关的社会集团才开始进行以上反思，最终形成了一系列对希特勒的密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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