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樊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稳妥实施“大部门制”。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在进行大部门制的探索改革，许多省市正在沿着这个方向进行机构整合。从党的十七大将“大部门制”列入改革议程表，到今天的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已经成为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能的重要抓手。
从当前实践看，“大部门制”改革在优化政府结构、加强政策统筹方面发挥了重要功能，也起到了合理控制行政成本的作用，但不少地方改革有陷入将“大部门化”演变为简单的“小政府化”歧途的现象。这一趋势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过分强调通过机构精简与合并实现政府职能转变，有的地方党政机构精简幅度超过60%，直接影响了正常的公共服务职能；第二，借“大部门制”简化行政审批，目的虽好，但在放松事前审批的同时，却没有能力做好事中与事后监管，实际弱化了经济社会监管能力；第三，过度压缩编制，为精简而精简，给定总编制数降低，但由于实际工作仍需保留必要编制，人为造成“超编”。
改革的目的在于释放制度红利，但关键要正确理解，合理把握，否则会过犹不及。将“大部门制”简化为“小政府化”改革，既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也脱离了群众对“服务型政府”的期待，背离了改革初衷。事实上，“大部门制”在其源头西方发达国家有着特殊的历史和条件，其产生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紧密相连，通过对美国行政体制发展历程的分析发现，西方国家的大部门改革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前提条件。就这项改革对国家的整体影响来看，其实效绝不等同于“小政府”。“大部门制”改革是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对此，既要破除迷信，又要紧贴国情。
一、理解西方行政体制要注意到“行政司法化”历史趋势
“大职能、宽领域、少机构”的大部门体制来自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首先与这些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分不开。西方发达国家实行行政、立法与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三权分立”的思想反对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掌握在同一个或一批人手里，主张要通过分权的方式对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加以必要的限制，这带来两个结果：第一，行政、立法与司法各种权力都是有限的；第二，由于不信任政府权力，通过司法和立法机构制约政府被作为制度建设的重点。
由于“三权分立”的体制，在过去几十年中，英美等西方国家经历了持续的“行政司法化”趋势。以美国为例，以总统各位代表的内阁行政机构并不是没有垄断行政执行权，相反，法院和司法部门在不断篡夺行政部门的很多正常职能，表现为在政府部门之外，设置有大量直接对立法机关负责并受司法机构监督的独立机构。虽然这些机构并不隶属于行政部门，但自成体系，可以合法行使行政执法权，是“准行政机构”，它们有的直接对议会负责，有的受到最高法院监督，有的独立管制机构甚至是一个集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为一体的混合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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