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

那年月，经常召开诉苦会，也叫“忆苦思甜”。公社、生产大队、学校，甚至班级都要开这样的会。只要开诉苦会，喇叭里就会播放大家都早已听熟了的歌：“天上布满星，月亮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恨……”

       一次，我所在的小镇的两个生产大队，一起开忆苦思甜会。街北头的一位吴姓农民，听到激动处，忍不住了，也跑到主席台上要求诉苦。本来，事先并没有安排他诉苦，但他已经来到主席台上，主持者只好让他诉。


       “解放前离现在时间久了，我就不说了，我就说记得最清楚的事，就是五九、六0年”。

       刚说到这里，主持者赶紧走到他身边，我们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只听旁边一起参加会的社员议论开了：这是在诉谁的苦呀？

       这位农民不听主持者的劝阻，越说越激动“好苦啊，大人小娃都没得饭吃，饿死了好多人。还有许多人得了黄肿病，脸肿得像个盆子，女人也不生娃子了。”

     主持者只好拿过麦克风，让这位农民的话传不出去。并对下面的听众说“老吴一提起过去，就太激动了，现在让他休息一会儿，等平静下来了再接着讲”。老吴被拉到了旁边的凳子上坐下。会议继续进行。

       事后，有的社员说，老吴家是贫农，根正苗红，人又本份老实，如果稍有点“历史问题”的话，就可能要驾他的飞机了。但也有的社员不以为然：老吴说的是真事，为啥不准诉？

       当时军队里好像有个叫“陈战武”的军人，诉苦出了名的，但我们没有听到过他本人诉苦。我们学校有位王老师，刚从部队复员，带有这位军人诉苦的材料。王老师一到学校，就组织全校的师生，念这位军人的诉苦材料。当念到这位军人的父亲没钱治伤，住不起医院，胳膊上的伤口长了蛆，疼得在地上打滚时，王老师捶胸顿足，嚎啕大哭起来，全校师生都跟着一起哭。然后，王老师又到每个班，念这份诉苦材料，每次，只要王老师一哭，学生老师都跟着一起哭。

       王老师诉罢苦后，班主任就要求我们每个学生回家准备，下次就轮到我们每个学生诉苦了。

       怎么准备呢？这是个难题。父亲在县城工作，不经常回来。即使回来，他也讲不了多少过去的苦，因为他解放前是个学生；母亲，自然不能问；爷爷，不喜欢讲这些事。只好问奶奶了。奶奶沉思了半天，向我忆起了过去的苦：有一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是赶庙会的日子，十里八乡的乡亲都来到我们小镇东边的沙河里的河滩上。庙会上有“玩把戏”的，（也就是今天的杂技），有做买卖的，还有许多小吃。奶奶带着我的两个姑姑，也来看庙会。正看到兴头上，突然听到轰隆隆的响声，原来是飞机来了。看庙会的人都到处躲。奶奶牵着我的两个姑姑，也赶忙躲到了河边上的一个砖瓦窑里，刚钻进窑洞，就只听窑洞外面传来“轰”、“轰”两声巨响，我小姑当时很小，听到响声吓得直哭。

   以后我才知道，这大概是第二次随枣会战时发生的事。

   有了这些“素材”，就不用担心了。班上诉苦的时候，同学们依次都诉。轮到我时，我就把奶奶讲的事说了出来。当说到我的小姑被吓哭时，也不知咋的，鼻子一酸，哭了起来，其他同学都跟着哭了起来。事后，老师还特地表扬了我。

   听了好多忆苦思甜报告，但多是讲的跑土匪和跑日本的事，倒是很少听到地主欺压百姓的。就是涉及到了，也多是说，地主不劳动，种他们的地，还要我们交租之类的话。没有听到过像四川的刘文采那样的恶霸地主，私设公堂和监狱，欺负百姓。

   那时候还小，不明白是咋回事，就问生产队里的社员。有的大人就拿我们队上的一个地主作例子，就是前面提到的被吊在大梁上，然后两个人突然松手，被摔得鼻青脸肿的那位。他在解放的前几年，苦扒苦做，攒了一点钱，买下了二、三十亩薄地。为了置下这些田地，他平时生活十分节俭，很少吃白米饭，通常是吃小米干饭。买了田地后，仍然保持以前的节俭习惯。也该他倒霉，土改时给他划了地主成份。地主也分恶霸地主和一般地主，就像现在一样，有权有势的人，并不都是坏人，也有好人，有的地主对佃户和长工其实是不薄的。

   那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学“哲学”了。虽然对什么是哲学都没弄懂，（就是现在仍然不太懂），对那些艰深的理论就更不用提了，但，对毛主席的一句话，却是记得很清楚的：一分为二。听了社员的这一席话，我想，这不正是在运用“一分为二”在分析问题吗？我懵懵懂懂地，猜想：我们对地主是不是也应一分为二呢？把他们一律看成坏人，是不是有点太绝对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