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市以南20公里的平房地区，是当年侵华日军关东军“731”部队的总部所在地。2015年7月，黑龙江省考古队公布了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遗址考古挖掘的最新成果。
当年，“731”部队的核心建筑俗称“四方楼”，其中被紧紧包围的两座小楼，就是当年日军用活人做实验的特设监狱。这次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地下通道，就是日军将活人押送到解剖室的主要通道。而这一切，也正是日军在1945年退败时想要彻底销毁的证据。
由于行动匆忙，至今焚烧坑底的玻璃器皿残片仍然清晰可见。那么，侵华日军想要竭力隐瞒的究竟是什么？经过70多年的研究寻访，中国、日本、美国等国家的专家学者终于揭开了“四方楼”废墟之下不可告人的秘密。
“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揭露活人实验罪行
森村诚一，日本著名作家，一贯以独特的构思、严密的推理和细腻的心理描写而闻名于日本文坛，1981年，森村诚一一改写作风格，采用全纪实的手法，通过寻访“731”部队的原队员，揭露了日军以活人为实验对象，研究生产细菌武器的内幕。
“马路大”在日语里的意思是“剥了皮的木头”，在“731”部队中专指被用作人体实验的人。由于所有移送到“四方楼”的受害者全部被虐杀，无一生还，因此当年的加害者们的证言，对于研究“731”部队的罪行，就显得格外重要。
筱冢良雄，1923年出生于日本千叶县，1939年作为少年兵和其他的三十几个少年兵一起，在军方的鼓动下，懵懂地来到位于中国东北的“731”部队，卷入了人体试验。据他描述，当年他负责的工作是给“马路大”刷身体，刚开始的时候，他两腿发抖，根本不敢做这份工作。
当年“731”部队的活体解剖实验，不但要肢解人的身体，甚至还要取出人的大脑。大川福松就是当年手持骨锯和手术刀肢解活人的军医之一，他1941年加入侵华日军，其后调入七三一部队。他的佩刀，就是为表彰他在活体解剖中的突出表现，由“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亲自赠与的。据他回忆，他每天都要参与活体解剖，如果不做就没有饭吃，被他解剖的“马路大”人数已经数不清了。
更加违背人类良知的是，侵华日军还使用妇女儿童作为实验的材料。
胡桃泽正邦，1923年生，1999年去世，为原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队员，由于承受不了良心的谴责，在病重期间录下了一份证言。从证言可以了解到，当时他们对感染了梅毒的中国女性做活体解剖实验，他在证言中说：“直到现在我从不敢去回忆这些事情，她们从麻醉中醒过来，大声呼喊着放过我的孩子，这样的事永远都无法忘记。”
细菌战始作俑者：“731”部队石井四郎
侵华日军“731”部队使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被视为20世纪最严重的反人类暴行之一，然而，也就是凭借着这样的暴行，“731”部队的部队长石井四郎却获得了至高的荣誉。石井四郎出生于日本千叶县加茂地区的一个富裕家庭，排行老四，毕业于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并在那里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出兵占领了我国东北，此时的石井四郎刚刚受日本军部的派遣，从欧洲考察回国。回国后的石井四郎四处游说，鼓吹细菌战，他的思想很快得到了日本军方的认可。
1932年，在陆军军医学校，建立起了细菌研究室，不久参谋本部又特批了20万日元扩建研究室，石井四郎被授予少佐军衔，负责研究室的工作。细菌研究室成立不久，石井四郎就向军方高层提出，在日本国内不能做的事，到中国东北就能做。石井四郎的想法得到了军方的大力支。
1933年，在哈尔滨以南70公里处的背荫河，建立了背荫河细菌试验场，代号“加茂部队”，就是“731”部队的雏形。
背荫河细菌试验场的建立，意味着日军反人类的人体实验的开始，但不久后这里就发生了越狱以及弹药库爆炸的事件，在连续出现变故后，日均决定建立一个规模更大的细菌研究新基地，地址就选在的哈尔滨以南20公里的平房地区，石井四郎也晋升为中佐。
1936年9月，日本天皇颁发敕令，敕令的内容就是成立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编号为天皇军令陆乙41号。在伯力审判中，关东军司令部干部部长田村正供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名称只是一种掩饰，其实是一个准备细菌战和大量生产细菌攻防武器的特种部队。
1939年，石井四郎的细菌部队只有三四百人，到1940年已经扩编至两千人。为了快速研发制造致命的细菌战武器，“731”部队疯狂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根据伯力法庭审判中的“731”部队少将川岛清的供述，他亲眼看见每年都有五六百名犯人被送到“731”部队，从来都没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这个“杀人工厂”。
被写入“特别移送”档案等于被判了死刑
从1940年到1945年间，通过这个“杀人工厂”，因染致命细菌而被削减的至少有3000人，“731”部队在东北的十几年，究竟残害了多少人，现在已经很难统计清楚。
从1997年开始，一些标有“秘”字的特别移送档案被不断发现，一份由关东宪兵队发出的特别移送七六四号令显示，一个叫李鹏阁的人被特别移送到了“731”部队，李鹏阁是一名抗日地下组织情报员，1941年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在经历了严刑拷打之后，宪兵队将不肯合作的李鹏阁送到了“731”部队。李鹏阁被捕后，家人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
直到1998年，李鹏阁的女儿李凤琴在报纸上看到“731”部队的一份残害致死者名单，于是才开始从这个方向寻找父亲。八年后，在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特别移送”档案中，终于发现了父亲的名字。
一份编号为224号的特别移送令，命令中明确指出，从河北移送90名战俘到“731”部队，移送的时间是1939年8月8日，特别移送不仅是关东军在做，其他战区的日军也参与到了其中。在目前发现的上千份“特别移送”档案中，被送往“731”部队的既有中国人，也有朝鲜人、苏联人。
原关东军大连宪兵队曹长三尾丰，在去世前讲述了当年参与“特别移送”的全过程：“1943年10月，我从大连赶到天津，抓捕了共产国际的情报员王耀轩。”王耀轩在审讯中宁死不屈，无奈之下，大连宪兵队只得派三尾丰将王耀轩和同案的沈得龙、李忠善、王学年四人实施了“特别移送”。
被移送到“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对象，主要是共产国际的间谍、八路军战俘、苏联战俘等等，只要进行了“特别移送”，就意味着这个人从此失去了名字、身份和家庭，成为特设监狱中只有一个编号的“马路大”，最终失去生命。
2001年，王耀轩的儿子王亦兵作为细菌战受害者遗属赴东京起诉，得到这个消息的三尾丰特地赶来出庭作证，并多次向王亦兵当面谢罪。
根据黑龙江省档案馆和吉林省档案馆陆续发现的“特别移送”档案，到目前为止，可以确认被特别移送的人体实验受害者有1477人，其中只有一部分人留下了完整的姓名，留下了照片的仅仅有17人，更多的死难者什么都没有留下。
三尾丰表示，如果不搞清历史的话，也是无法面对将来的。作为日本人，对于“731”做活体实验的事实可能无法做些什么了，因为没有办法恢复到从前的样子，也无法挽回逝去的生命，给中国人民心里留下的伤痕也是难以法抚平的。承认自己错了，是很容易说出口的，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单纯。作为日本人，他不愿意看到历史的重演，因此必须要揭开历史真相。
唯一留下编号和事迹的909号
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是研究日本细菌战的专家，通过20年来对“731”部队遗址的研究，和对大量“731”部队原队员的寻访，逐步还原了特设监狱的真实细节。
与一般人的想象不完全相同的是，当时在“731”部队的特设监狱中，并没有拷打、审讯这些环节。日本人反而给“马路大”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有些“马路大”甚至变得白白胖胖。
被关押在特设监狱中的人，就像实验室里饲养的小白鼠。平均每2天就有3人被拉出去做实验，从此一去不回。在这种情况下，一批“马路大”不到2个月就全部被杀害。但却有一个“马路大”在这里整整活了两年，他就是所有“马路大”中唯一留下编号和事迹的第909号。
909号，年龄三十多岁，身高1.75米，是一位通晓日、英、俄三国语言的中国人。据他本人说，在被带进“731”部队之前，他一直在苏满边境当警官。由于语言天赋，日本人把909号当作了与马路大沟通的翻译，于是909号趁机代表狱友提出了改善居住条件等要求。
1942年秋天，909号被用于人体实验，在被迫服用活菌液体三天之后，909号剧烈腹痛腹泻。后来腹部被切开，身体还冒着热气。
森村诚一介绍，七三一部队并不是随意地将抓来的马路大进行毒气实验、解剖实验，因为这样是很浪费的，他们分成ABCD组，来进行传染病实验、冻伤实验、枪械穿透实验，最后进行毒气实验。
根据森村诚一的研究，在细菌实验中存活下来的人，最有可能面对的就是冻伤实验。进行过冷冻实验的“马路大”不死也会留下严重的伤害，已经算不上健康的活体实验材料。最后，他们将会成为毒气实验的牺牲品。
当实验结束，死亡的“马路大”连仅存的编号也不复存在。他们的内脏将会拿去解剖切片，然后用作细菌培养材料；剩余的骨架皮囊则会投入焚尸炉销毁。
由于解密的美国档案，只是日本原始档案翻译之后的一小部分，已无法在其中找到909号“马路大”的图片，但他的命运与26号、318号、320号、328号这些受害者的命运没有不同，最终从活生生的人变成了纸上的解剖图。
面对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人体实验的受害者们从来没放弃反抗。
1933年9月，背荫河监狱5名犯人集体越狱，成功投奔东北抗日联军；1944年2月，原侵华日军“731”部队的司机越定男亲眼目睹了一次勇敢的越狱行动，为了不让犯人跑出去，他驾车撞向这些犯人，就这样，四十个人被残忍杀害；1945年6月，特设监狱7号楼的难友袭击看守夺取了监室钥匙，但在冲上走廊之后，全部被看守屠杀。
直到在日军败退屠杀马路大之前，还有“马路大”咬破手指在监狱墙上写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血字。
我国多省份曾遭遇细菌战 浙江受影响最严重
2015年8月，距离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证陈列新馆正式开馆不到十天时间，一万件展品正在陆续搬运进场，这些物品中绝大多数此前从未对外展出，而其中有一样展品最为特殊。几个月前，经日本友好人士多次协调和对接，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专程去日本带回了一枚细菌弹弹头。
得到了人体实验的数据之后，“731”部队开始大量生产细菌战武器。从1940年至1942年，在细菌弹壳制造厂，生产了大约500枚石井式陶瓷弹，里面装载的正是“731”部队培养出的带有鼠疫菌的跳蚤。
从1940年开始，为配合日军在华中战区的战事，石井四郎细菌部队连续对我国南方实施细菌战。浙江是当时受细菌战攻击最严重的省份。2014年，浙江省档案局首次全文公布了一批相关档案。这批档案共有13份，内容主要集中反映日军利用飞机撒播细菌和浙江多地大量爆发鼠疫的情形。
根据地方史料记载，1940年至1948年间，浙江感染细菌直接死亡的人数达6万人。鼠疫菌是“731”部队首选的细菌类型，只要感染了鼠疫菌，死亡率几乎是百分之百。除此之外，另一种“731”部队最常使用的细菌武器是炭疽菌。
侵华期间，日军用细菌武器攻击我国多个省份，石井部队投放了鼠疫、伤寒、霍乱、炭疽、赤痢等一些细菌，给中国军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灾难的制造者石井四郎却不断升迁。
日军撤退要求“731”销毁全部实验罪证
1941年，石井四郎晋升为少将，他的部队也正式开始使用“731”的番号；1943年，由于贪污军费，石井四郎被调离“731”部队，由北野政次接替他的职务；1945年3月，随着日本在各个战场上的节节败退，预感到失败的日军再次启用石井四郎，重新任命他担任“731”部队的部队长，并晋升为中将，这是军医可以获得的最高军衔。
然而，日本战败的命运不会因为一个石井四郎，不会因为一个“731”部队而改变。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向盘踞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总攻，日军一溃千里，日本参谋本部第一时间向“731”部队下达了撤退的命令，又派作战参谋朝枝繁春亲自飞到长春，与石井四郎见了面，当面传达参谋本部的命令，炸毁设施、销毁资料、杀死人证、全员撤离。
石井四郎回到“731”部队平房总部，炸毁了包括“四方楼”在内的细菌研究的核心建筑群，销毁了人体实验的罪证，尤为残酷的是将关押在这里的几百名“马路大”全部杀死，并焚烧抛弃在松花江中。随后，“731”部队在关东军全力帮助精心安排下，经铁路、海路从朝鲜半岛撤回日本。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1月19日，旨在审判日本二战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将对一百多名日本二战战犯进行为期两年多的重要审判。然而，在战犯中并没有石井四郎等“731”部队的任何一名成员。
据一份最新名单显示，这些原本应该被审判的日本战犯，竟然堂而皇之地在日本政府机构、军事部门、医疗机构、学术机构和大专院校等社会各个领域担任了重要职务。
松村高夫，日本庆应大学教授，1983年他发现了“731”部队对活人进行毒气实验的报告并勇敢的公布出来，和他一样寻访真相的还有一些日本医学界的人士。
今年60岁的日本律师南典男，从1992年开始帮助细菌战的中国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他发现即使历史被有意掩盖，而那些当年参与细菌战的“731”部队原队员却难逃良心的谴责。
金成民十多年间曾二十多次前往日本，让他感受深刻的是那些因为国家不反思，作为个体的“731”部队原队员们的内心挣扎。寻访过程中，金成民拍下了上百小时的影像资料，从中我们有机会看到日本细菌部队原队员发出的忏悔。
七十年过去了，和这些当年的加害者陆续离世一样，在中国，忍受着细菌战贻害的老人们，也在一个个离开。
两年前，李晓方辞去了正式工作，专心从事细菌战受害者寻访和证据收集，一间小屋里堆满了他收集的每一位受访老人生前的生活用品，而所有的物品中最特殊的是几百个红手印，这是李晓方让每一位寻访到的细菌战受害老人留下的。他说，要让这些手印成为一个历史见证，让我们的后代好好铭记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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