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人与酒

倪玉平

年关将近，中国人的餐桌自然少不了酒。在古代文人看来，饮酒无疑是雅事。清代文人饮酒的雅事、雅趣极多。不过，不能喝酒的我，来写清代的文人与酒，也是醉了。

酒是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仅以年节为例，最著名的就有：正月初一喝的“年酒”，贺岁喝的“年节酒”，端午喝的“菖蒲酒”，中秋喝的“团圆酒”，重阳喝的“菊花酒”、“良乡酒”等。而文人是一个较为独特的阶层，即使在年节活动中，他们也会深深烙上自己的印迹。如重阳节，他们就会“提壶携盍，出郭登高，南则在天宁寺、陶然亭、龙爪槐等处，北则蓟门烟树、清净化城等处，远则西山八刹等处”，在此赋诗饮酒，烤肉分糕，“洵一时之快事也”，这就非一般平民所从事的了。又如二月初三日，甘肃成县儒生“集文昌宫祝寿，作会饮酒”，成为“文昌会”；二月十五日学者士人“采百花酣饮赋诗，各学徒争谒长，谓之花朝酒”，都是文人的独占品。

那么，在文人与酒之间，究竟存在着一种怎样的文化联系和渊源呢？清代是我国古代酒文化集大成的时代。下面来看看清代的文人饮酒盛况。

清代有不少文人的酒量很大。如姚元之所言，“座师长沙刘文恪公……生平饮最豪，可三昼夜不辍杯，终亦不醉。同饮有一日、半日潜逃者，公皆称为吃‘短命酒’”可见酒量之大。更有人以酒会友，举行喝酒比赛。康熙年间，文人顾嗣立，曾与俞犀月、鲍孝一等，参加过韩慕庐举办的每月一次的“饮会”，比赛酒量，顾嗣立每次均能获胜。顾嗣立家中古酒器三雅，各可装酒13斤。顾嗣立客饮时，总是先干三雅，然后才与客人夺彩争筹。他还在门口贴告示：“凡酒客过门，延入与三雅，诘朝相见决雄雌，匪是者勿相混”，结果人们“皆屏息慑伏以去”，故时人称之为“酒帝”。

历代文人多“酒怪”，清代亦然。如沩山寺僧，每天必饮，而且每次饮酒时，都要关闭门窗，酒酣之后，伸开十指，就有“剑从指头次第飞出，十剑在空中往来飞舞。伊尹缓缓衔杯，顾而笑之。舞毕，仍伸十指，剑仍飞入指头”，颇有变魔术的味道。又如乾隆年间的著名文人洪亮吉，饮酒时，喜穿道士服，而且，他不但穿衣怪，连饮酒的时间也怪，通常是半夜坐车到朋友家，敲门要酒。友人张问陶曾做诗记录过他的这种怪癖：“车声一夜绕如环，处处敲门不肯还。欲向金吾求锁钥，大家乘月入西山”。

清代还有文人因饮酒而长寿的。浙江金华府的监生寿春亭，健饮健啖，92岁时仍去应试，竟“端坐堂上者竟日，不稍跛倚”。考试结束后举行公宴，主考官陈子庆、蔡二凤向他敬酒，寿老连干30余杯，并站起来开玩笑：“昔孔子厄于陈、蔡（地名），饥欲死；今我厄于陈、蔡（人名），饱欲死！古今人真不相及也”，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在饮酒之中，清代文人创造出了很多杰出的艺术作品。郑板桥、吴敬梓醉中创作，曹雪芹“纵酒赋诗，而作《石头记》”等等，早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又如画家张吾，无论画山水花草，还是人物禽兽，“无一不妙”，但唯有酒酣，才能“挥洒甚捷，笔情纵逸，韵致萧然，竖抹横涂，生气勃勃，墨色浓淡，各极其妙”。纪昀因为不善饮酒，座师孙宫允终身引以为憾事，到后来纪昀所录取的葛正华“洒量寇一世”时，纪昀竟“闻之起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清代对文人简直有“文酒并茂”的要求和嗜好。

文人在饮酒时，总是有某种精神上的追求，通过这些饮酒活动，我们不难发现他们身上所显现的人文精神和价值关怀：

他们或写隐居之志。如官至山西布政使的王庭，活了87岁，他曾作《过湖北山家》一诗，充分表达了这种志趣：“路回临石岸，树老出墙根。野水合诸涧，桃花成一树。呼鸡过篱栅，行酒尽儿孙。老矣吾将隐，前峰恰对门。”而饮酒，或许正是他高寿的一个原因。

或抒思乡之情。如郑板桥“红粘糊门挂柏枝，东风马上过年时。一杯浊酒家千里，逆旅多情送饼糍”（《行路难》）。旅羁千里之外，恰适迎春之时，他又怎能不因浓浓乡情而痛饮浊酒！

或显哀悼之意。“曾云归去总天涯，三尺荒坟万古家。若个年年吊寒食，半瓢清酒滴桃花。”清明寒食，陆元泓的这首《过河北刘媵庵先生墓》，就表达了对亲故的无限哀悼和怀念之情。

或尽亡国之恨。“贰臣”吴伟业，路过昔日与旧友聚饮交欢的吴江，不禁感慨万千，情不能已，写下了《过吴江有感》：“落日松陵道，堤长欲抱城。塔盘湖势动，桥引月痕生。市静人逃赋，江宽客避兵。廿年交旧散，把酒叹浮名。”

或抒救亡之愿。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秋瑾再赴日本留学，写下《题江山万里图》：“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难消忧国恨，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除此之外，清代文人在酒文化的总结方面，也做出了很多的贡献。清代名酒有数十种之多，而它的评定与流传，大都得益于文人的品评，并付之于文字。这方面的例子颇多，如梁晋竹、沈梅村、裘文达、李许斋、倪又锄、刘武慎品酒的逸事，袁枚《随园食单》、屈大均《广东新语》、黄九烟《酒社刍言》对名酒的条陈，吴秋渔《酒志》一书对酒文化的总结归纳，都是这方面很有代表性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