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玉平
年关将近,中国人的餐桌自然少不了酒。在古代文人看来,饮酒无疑是雅事。清代文人饮酒的雅事、雅趣极多。不过,不能喝酒的我,来写清代的文人与酒,也是醉了。
酒是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仅以年节为例,最著名的就有:正月初一喝的“年酒”,贺岁喝的“年节酒”,端午喝的“菖蒲酒”,中秋喝的“团圆酒”,重阳喝的“菊花酒”、“良乡酒”等。而文人是一个较为独特的阶层,即使在年节活动中,他们也会深深烙上自己的印迹。如重阳节,他们就会“提壶携盍,出郭登高,南则在天宁寺、陶然亭、龙爪槐等处,北则蓟门烟树、清净化城等处,远则西山八刹等处”,在此赋诗饮酒,烤肉分糕,“洵一时之快事也”,这就非一般平民所从事的了。又如二月初三日,甘肃成县儒生“集文昌宫祝寿,作会饮酒”,成为“文昌会”;二月十五日学者士人“采百花酣饮赋诗,各学徒争谒长,谓之花朝酒”,都是文人的独占品。
那么,在文人与酒之间,究竟存在着一种怎样的文化联系和渊源呢?清代是我国古代酒文化集大成的时代。下面来看看清代的文人饮酒盛况。
清代有不少文人的酒量很大。如姚元之所言,“座师长沙刘文恪公……生平饮最豪,可三昼夜不辍杯,终亦不醉。同饮有一日、半日潜逃者,公皆称为吃‘短命酒’”可见酒量之大。更有人以酒会友,举行喝酒比赛。康熙年间,文人顾嗣立,曾与俞犀月、鲍孝一等,参加过韩慕庐举办的每月一次的“饮会”,比赛酒量,顾嗣立每次均能获胜。顾嗣立家中古酒器三雅,各可装酒13斤。顾嗣立客饮时,总是先干三雅,然后才与客人夺彩争筹。他还在门口贴告示:“凡酒客过门,延入与三雅,诘朝相见决雄雌,匪是者勿相混”,结果人们“皆屏息慑伏以去”,故时人称之为“酒帝”。
历代文人多“酒怪”,清代亦然。如沩山寺僧,每天必饮,而且每次饮酒时,都要关闭门窗,酒酣之后,伸开十指,就有“剑从指头次第飞出,十剑在空中往来飞舞。伊尹缓缓衔杯,顾而笑之。舞毕,仍伸十指,剑仍飞入指头”,颇有变魔术的味道。又如乾隆年间的著名文人洪亮吉,饮酒时,喜穿道士服,而且,他不但穿衣怪,连饮酒的时间也怪,通常是半夜坐车到朋友家,敲门要酒。友人张问陶曾做诗记录过他的这种怪癖:“车声一夜绕如环,处处敲门不肯还。欲向金吾求锁钥,大家乘月入西山”。
清代还有文人因饮酒而长寿的。浙江金华府的监生寿春亭,健饮健啖,92岁时仍去应试,竟“端坐堂上者竟日,不稍跛倚”。考试结束后举行公宴,主考官陈子庆、蔡二凤向他敬酒,寿老连干30余杯,并站起来开玩笑:“昔孔子厄于陈、蔡(地名),饥欲死;今我厄于陈、蔡(人名),饱欲死!古今人真不相及也”,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在饮酒之中,清代文人创造出了很多杰出的艺术作品。郑板桥、吴敬梓醉中创作,曹雪芹“纵酒赋诗,而作《石头记》”等等,早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又如画家张吾,无论画山水花草,还是人物禽兽,“无一不妙”,但唯有酒酣,才能“挥洒甚捷,笔情纵逸,韵致萧然,竖抹横涂,生气勃勃,墨色浓淡,各极其妙”。纪昀因为不善饮酒,座师孙宫允终身引以为憾事,到后来纪昀所录取的葛正华“洒量寇一世”时,纪昀竟“闻之起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清代对文人简直有“文酒并茂”的要求和嗜好。
文人在饮酒时,总是有某种精神上的追求,通过这些饮酒活动,我们不难发现他们身上所显现的人文精神和价值关怀:
他们或写隐居之志。如官至山西布政使的王庭,活了87岁,他曾作《过湖北山家》一诗,充分表达了这种志趣:“路回临石岸,树老出墙根。野水合诸涧,桃花成一树。呼鸡过篱栅,行酒尽儿孙。老矣吾将隐,前峰恰对门。”而饮酒,或许正是他高寿的一个原因。
或抒思乡之情。如郑板桥“红粘糊门挂柏枝,东风马上过年时。一杯浊酒家千里,逆旅多情送饼糍”(《行路难》)。旅羁千里之外,恰适迎春之时,他又怎能不因浓浓乡情而痛饮浊酒!
或显哀悼之意。“曾云归去总天涯,三尺荒坟万古家。若个年年吊寒食,半瓢清酒滴桃花。”清明寒食,陆元泓的这首《过河北刘媵庵先生墓》,就表达了对亲故的无限哀悼和怀念之情。
或尽亡国之恨。“贰臣”吴伟业,路过昔日与旧友聚饮交欢的吴江,不禁感慨万千,情不能已,写下了《过吴江有感》:“落日松陵道,堤长欲抱城。塔盘湖势动,桥引月痕生。市静人逃赋,江宽客避兵。廿年交旧散,把酒叹浮名。”
或抒救亡之愿。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秋瑾再赴日本留学,写下《题江山万里图》:“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难消忧国恨,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除此之外,清代文人在酒文化的总结方面,也做出了很多的贡献。清代名酒有数十种之多,而它的评定与流传,大都得益于文人的品评,并付之于文字。这方面的例子颇多,如梁晋竹、沈梅村、裘文达、李许斋、倪又锄、刘武慎品酒的逸事,袁枚《随园食单》、屈大均《广东新语》、黄九烟《酒社刍言》对名酒的条陈,吴秋渔《酒志》一书对酒文化的总结归纳,都是这方面很有代表性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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