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第一要素是什么？是时间。当你说完一句话、做完一个行为的瞬间，这些话和行为就变成了历史。在目前的科学认知里，时间是不可逆的，所以，历史也就具有不可复制性。很多人都喜欢说“还原”历史，或者叫“重现”历史，实际上这是不对的，现代史学理论早已证明，历史是无法被完完全全、原原本本复原的。原因很简单：人们无法再次回到历史现场！研究者无法直接面对研究对象，这大概是历史学与其他学科最大的区别了。（会穿越另当别论！不过，历史有风险，穿越需谨慎。比如，某年某月某日，你被雷劈后穿越了，低头一看，身上绫罗绸缎，再看镜子，闭月羞花，正疑惑自己是谁时，一个彪形大汉踹门而入，左手提着人头，右手提着刀，你一看，呵，挺面熟啊，就听大汉说：嫂嫂，还我哥哥命来。）
无法直接面对历史，怎么来认识历史呢？犯罪学上讲，一个人犯罪，必然会留下痕迹。历史学也一样，历史的痕迹，就是通常讲的“史料”。史家离了史料，就像鱼儿离了水一样。哪怕你是史学界的大咖，也要老老实实地跑图书馆一条一条的抄材料。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就明言“史学就是史料学”，认为史家的唯一任务在于“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但是，有了史料，历史就能“重现”了吗？图样图森破！
首先，史料以文献为主，而文献也是由人来记载完成的，即使是当时人记当时事，也已经不是历史事件本身，已经掺杂进记载者的主观成分，甚至是有意造假，而后来人再根据这一已经掺杂了主观成分的史料来认识历史，就更容易偏离历史真相。尤以“日记”最为突出。（提到日记，总想到网上流传的关于胡适打牌的日记，原文并非如此，网上乃以讹传讹。）真正的历史学家在对待史料的时候都十分谨慎。梁启超把它比喻为“老吏断狱”，就是通常所说的历史考证。（不过，中国史学有一项传统，叫做秉笔直书。最典型的例子，要属春秋时期“崔杼弑君”一事。崔杼的妻子貌美如花，被齐庄公盯上，总找借口谈心，一来二去谈到了床上。有一天，崔杼起床照镜子，咦？头发怎么绿了？一怒之下就把庄公给杀了，另立新君，自封相国，把持朝政。有权有势的人很少有害怕的东西，鬼神算一个，历史记载算一个。崔杼担心弑君之罪被史官记载下来，就把太史找来，威胁太史按照自己意思来写，说庄公是得病死的，否则不客气。没想到，太史当场记载：“夏五月，崔杼弑其君”。崔杼一看，小子不上道啊，死去吧，就把太史杀了。太史有个二弟，也做史官，崔杼把他找来，说了一样的话，并指了指地上的血。结果，二弟仍然写“夏五月，崔杼弑其君”。崔杼一看，死去吧，又杀了。太史还有个三弟，也是史官。崔杼再找他来，又说同样的话。太史三弟说：按照事实秉笔直书，是史家天职，与其失职，还不如去死。崔杼看了看他，说，知道该怎么办了吧。太史三弟点了点头，抹脖自杀。崔杼命令其他太史补缺，未曾想太史仍然写一样的话。崔杼彻底投降。）
其次，历史书写者必然受到所处时代条件的限制。哪些历史能够进入书写范围？怎样进行排列组合？应该怎样评价？等等，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同一个历史事件，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书写者那里，都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也就是说，即使能够保证史料是真实的，但每一份史料仅仅能展现历史的一个镜头，至于如何把这些镜头制作成一部完整的影片，那就要看各自的剪辑功力了。所以，历史总是在不断地被重写。电影《非诚勿扰》中葛优与台湾女相亲片段就十分典型。“解放”和“沦陷”，都是指国共战争这件事，但胜利者和失败者在情感、用词等方面是很不一样的。
当然，真正尊重历史的人都不会脱离史料任意捏造历史，你可以说“解放”，也可以说“沦陷”，但不能说国民党把共产党赶到了台湾；你可以说孔子很革命，也可以说孔子很保守，但把孔子说成是韩国人，那就是对我大中华13亿人民的挑衅。近些年，后现代主义被引入到历史学领域，产生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不少人认为历史不过是语言和文字游戏，是可以信口开河的。这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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