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国家合作起源的外生功能因素包括系统外部环境、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和国际制度环境，外生规范因素有重复合作的报偿文化、完善公正国际规范的意愿，内生功能因素为行为体数目、互补性和国内政治，内生规范因素则是同质性的认知和内生共识。金砖国家对保持报偿结构的判断和对未来影响的认知是将上述影响变量联系起来的两组机制。金砖国家的合作起源于外生背景下的国家能动性和实践，即在国际制度非中性以及金砖国家政治经济崛起的背景下，金砖国家间政治和经济相互依存逐渐增长，国际地位和利益追求的共识超越了国家间同质性差异，进而产生联盟组织的信任，推动金砖国家组织的制度化和机制化发展。
自2001年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师奥尼尔（Jim O’Neill）首次提出了“金砖四国”（BRIC）概念后，经过几年时间，国际社会已经普遍使用“金砖国家”概念来界定新兴市场国家这一特殊国家群体。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带来系统性危害，客观上推动了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形成和完善。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新兴国家同样遭受到巨大的经济损失。加之既有国际制度的非中性，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存量损失依旧。系统性危机的爆发客观上使新兴国家进一步认识到实现群体内合作，维护自身利益，共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意义。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于2009年首次召开，标志着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正式成形，金砖国家机制从此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之一。[1]近年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金砖五国”也逐渐将这一名称作为一种身份认同，从一种外在的身份标签转化为一种内生的共识。
金砖国家机制体现出一种国际合作的新形式，一方面，它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合作模式，表现出了一些独特的制度形式，尤其是金砖国家间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和竞争性，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同质合作模式，而相关对于金砖合作的质疑也是基于此；另一方面，它汇集了多维度的合作动因，也由此引发了我们对合作起源基础理论的深入反思。围绕金砖合作的发展历程、特色、属性及金砖国家间合作对于全球治理的意义，学术界均有大量讨论，然而，尚未有系统地从合作起源理论入手的完备解释，也缺乏对金砖合作的案例进行理论抽象和总结的成熟研究。[2]鉴于此，金砖国家的合作具有哪些新特征？为何金砖国家能够超越彼此差异，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合作治理机制？金砖国家合作的起源具有何种理论上的新知识和启示？这些问题构成了本章试图回答的金砖国家合作起源的理论问题。本章遵循从一般到特殊的叙述逻辑，首先回顾传统理论中的合作起源问题，挖掘影响合作的诸多变量及其相应作用机制，进而剖析金砖国家合作的特殊表现，最后总结金砖国家合作对一般意义上合作研究的辩证式启发。
一、金砖国家合作起源：理论脉络、变量类型和解释机制
本节通过回顾和整理生物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国际关系学科中合作理论分析的基本脉络，尝试寻找合作起源的基本理论元素，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合作起源的基本变量和作用机制，进而为下节对金砖国家合作进行案例研究提供基本理论分析框架。
（一）合作起源的理论
首先，生物学中的合作研究。在生物学中，解释合作起源的理论包括利他主义（出于亲属关系、基于种族同一性、出于互惠交换关系）、互利共生为代表的利己主义。利他主义认为在交往和进化的过程中，同一性、同情心、成功的文化、规则和制度可以塑造合作，而利己主义则反对这种合作起源于同情心、群体文化的逻辑。从互利共生的利己主义来看，合作是一种有利的“利己策略”，利己主义接近“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理念。因此，在利己主义者看来，合作博弈选择是受利己的自我利益驱使的。然而，即使达尔文在进化论中也强调利他合作的重要性，“在人和低等动物之间的种种差别之中，最为重要而且其程度又远远超出其他重要差别之上的一个差别是道德感或良心”。[3]生物学家道金斯（Richard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中尝试在两种理论路径之间搭起桥梁，将无私利他、谋求合作归因为利己，“在一个成功的基因中可以期待的显著特征是无情的自私。这种基因的自私将经常使得个体自私行为的增加……让我们试着传授慷慨和利他主义，因为我们生来自私”。[4]此外，生物学也借用了重复博弈、交往理论等其他学科的经典理论，认为利他合作的发起者往往具有一种“高支付”的优势，使其能够更成功地进化。[5]但是，一些合作的制约因素（比如恐惧等）也具有进化的意义，因此,虽然有利他合作的可能，但如何消除消极情感等不确定性因素也是一项重要的合作起源的议题。[6]
其次，在经济学的合作研究中清楚可见“理”和“情”两个流派的分野。理性选择模型一直是经济学解释合作动因的核心理论。行为体做出合作的理性选择是基于彼此之间存在的“互补性”。在根源上说，事物的可互补性导致群体合作行为的产生。如果可替代的选择不存在，行为体倾向于选择具有互补性的合作伙伴，在这个意义上人类行为都可以溯源到效用最大化的原始动机。[7]情感派批评了经济学里纯粹效用成本导向型的理论分析，开始反思并着手拓展理性的内涵与外延。“人类的理性从来就不是冷酷的、不带情感的理性……人们的心理距离越小，合作发生的概率就越大。”[8]正如道金斯认为利他也可以利己，不一定有互补获益才有合作。仅仅看到理性，而忽略和否认情感的理论解释作用，可能会导致经济分析偏离事实。实际上，斯密在之前的著作中也强调合作的动力包括同情心，而非单纯的利己思维。[9]
再次，心理学和社会学中的合作研究。心理学和社会学路径重视情感因素对于合作的重要性，包括信任、身份的共同界定和认知及心理意义上群体的归属感等。[10]具体言之，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路径将合作的心理基础看作合作起源和形成的先决条件。当然，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认为，合作并不一定必然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而是对于关系的持续稳定的预期。[11]但信任的形成依然是合作的重要条件，特别是能够决定合作的持久性和稳定性，只是暂时性、战略性等短期性的合作可以建立在信任缺失的基础之上。[12]在决定合作的微观信任起源的诸多变量中，同质性、交往密度及共同应对外在压力等具有重要作用。比如，相关行为体间同质性的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产生信任；行为体间交往互动密度越大，则越有可能增加行为体间对于相互战略意图的透明度，增加利益的相互依赖度，减少交易成本；而对于共同的外在任务和压力的一致性认识，是产生行为体间相互信任的重要外生条件。
最后，国际关系中对国际合作的研究。国际合作的理论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基于无政府状态的体系压力，强调报偿结构、未来影响及行为体数目对于合作的重要影响，这被称为非集中合作理论。[13]此后，针对这种过于强调无政府体系特征的合作理论，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合作研究重新正视制度的作用，试图“将制度找回来”，讨论国际制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如从国际法视角的切入，国际制度的理性设计，对于授权、遵约和代理等制度执行环节的讨论等。[14]既有的国际合作理论，主流路径为理性主义对于合作效应的博弈论分析，重点解析合作的效应与成本，以及背叛成本的克服问题，而对于制度本体重要性的强调，则凸显了合作的制度形式的重要意义。
此外，尽管利他合作一直存在，但既有研究的合作类型大多是对抗性的合作，而以金砖合作为代表的国际合作研究呈现了功能性和发展性的合作新特性，这是全球化时代国际治理的组织形式的一种反映。它体现为合力解决问题，例如，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进行全球经济治理、全球环境治理、全球恐怖主义治理等。[15]发展型合作维持稳定的条件与传统对抗型合作不同。在传统理论中，一般讨论基于规避冲突和风险的合作，形成军事或政治联盟，而忽视了基于获益改善的合作。因此，仅仅盘算一次性的报偿结构，缺乏对合作持续性的考量。后者包括了基于开发合作和应急性合作，从而形成联盟、团体、伙伴关系等，将合作的持续性纳入考虑范围。一旦具有秩序稳定作用的制度达成并被合作方认可，且获益稳定，发展型合作是可以自我实施的（Self-enforcement）。但应急性、战略性的联盟则可能在合作任务结束后崩溃，合作持续的基础不复存在，例如，“20国集团”需要思考在危机过后如何维持活力的问题。[16]总之，发展型合作关注了合作的可持续性和重复性，在“未来影响”的视角下看待合作，丰富了合作起源研究的理论元素。
（二）金砖国家合作起源解释变量的类型
基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合作起源的各种变量相互交织，在不同的情境和条件下，对合作起源产生影响的途径和机制也存在差异。
第一种分类标准围绕着功能主义与规范主义的分野展开。[17]基于功能与规范的角度做出分类，即功能主义的分析变量是基于历史的实践过程，通过系列的国际关系实践（沟通、协商、博弈及战略互动、经济往来等），从而在逐步的合作中达到确定双方战略意图、利益一致性及合作可重复等信念。
与功能主义相对应的就是规范的分析维度，聚焦于行为体及其合作的内在信任、共识及观念的沉淀，规范主义视角下的分析变量具有更多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着重对应的是合作的可持续性及其预期。功能主义的分析变量并不排斥如下预期，亦即在多次的正向合作实践后，可能进一步对合作本身产生积极反馈，从而有助于形成一种内在规范，使合作可以自我实施。[18]基于进化心理学，在非血缘（同质性甚弱）的个体和群体行为中，利他和互惠也可以产生，合作依然可以达成。[19]这种内在的合作规范是对于合作本身价值及其合作机制、方式和途径的肯定。
第二种分类标准讨论的是依据影响合作形成的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20]在这两种因素分类看来，合作的动力既是行为体之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互动的结果，同时也是行为体间共识的主动塑造和安排的结果。传统上我们将外生变量看作独立于国际合作本身、不受合作影响的变量，因此倾向于从功能主义解析其对于合作的促进影响；而将内生变量看作合作自身所内在的因素或变量，在此意义上内生因素是合作规范和价值所在。
在外生解释框架下，主要变量为国际制度及国际环境或体系压力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减少交易成本、维系更长远的未来影响、增大报偿结构的一种有效方式。而国际权力环境及结构，对于国际合作的形成，具有特定的外在压力作用。上述几类外生变量，对于国际合作起到的是功能主义的促进作用，某种意义上功能主义的外生理论解释模式也符合由点及面的逐步互惠的合作方式。规范主义的外生变量强调的是国际环境和国际制度被塑造成为国际公认的行为规范，表现为是否有重复合作的报偿文化、是否建构出公正的国际规范。
内生解释强调合作本身对于行为体的吸引力，换言之，这是行为体的内在诉求与共识主导下对国际合作的预期，主要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合作模式。一般来说，行为体数目越多，就会导致合作形成和维系更为困难，因为增加了交易成本和辨析利益的难度，同时也使得背叛可能性增大，而遭受制裁的机会减少。[21]此外，合作的先决条件是行为体之间的政治共识和信任。信任常常取决于同质性，而政治共识则缘起于对行为体之间地位、身份和利益的一致性认识。[22]正如金砖国家要求加强发展中国家在既有全球治理结构中的地位、制度中的参与以及话语权的建构，也对于全球金融危机都有合作应对、维护一致利益、谋求共存等需求。
基于外生和内生及功能和规范的两类维度划分，我们得出了以下的合作分析变量的类型谱（表1）。
表1基于金砖国家合作研究的变量类型
功能 | 规范 | |
外生 | 系统外部环境、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国际制度环境 | 重复合作的报偿文化、完善公正国际规范的意愿 |
内生 | 行为体数目、互补性、国内政治 | 同质性的认知、内生共识（地位、身份和利益） |
图表来源：作者自撰。
依据正统的合作理论理解，外生－功能变量和内生－规范变量是最为重要的。但是，另外一些不常见的变量类型，比如外生－规范和内生－功能分析变量同样也值得注意。外生－规范大多指体系层面的合作规范文化，而内生－功能大多指行为体或行为体之间的合作策略等。[23]
（三）金砖国家合作起源的作用机制
将所有影响变量联系起来的是两组作用机制。[24]具体而言，报偿结构强调的是利益相关性，即行为体能够从合作中获得利益回报，一般可分为经济利益、安全利益或政治利益的回报，取决于合作的性质和领域。未来影响对于自私行为体进行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单次合作会大大增加背叛的风险；而多次合作的预期，则增加了合作的可能。综上，两种主要的作用机制包括：对保持报偿结构[25]的判断；对未来影响的认知（表2）。前者强调外部与内部客观存在是合作的起源；后者则坚持既有的认知结构对合作具有塑造作用。
表2 金砖国家合作起源的作用机制类型
功能 | 规范 | |
外生 | 体系报偿结构（利益的一致性） | 外生未来影响（重复合作的存在） |
内生 | 单元报偿结构（利益的一致性） | 内生未来影响（认同和共识的存在） |
图表来源：作者自撰。
第一，对保持报偿结构的客观判断。报偿结构是指行为体预期未来合作中所获得的奖励是与当下的行为紧密联系起来的，奖励合作的报偿结构能够促进行为体之间的合作。行为体的行动大致可以分为合作与非合作两类。[26]合作更多关注集体行为过程；非合作博弈则关注个体行为特征。非合作博弈强调个体理性；合作则重视集体共同利益的实现（集体理性）。两种理性都符合报偿结构的逻辑推理。然而现实情境中，两者相互混杂无法割裂。在多次博弈和完全竞争的状态下，两者逐渐融合。集体理性也并非一定与个体理性相违背。博弈者的目的都是为了个人获益，而博弈过程则是寻找最佳的个体获益方式。如果合作博弈比单枪匹马的博弈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合作则成为符合个体理性的更优选择，集体理性（包括利他思维、合作文化等）与个体理性并不矛盾。外生－功能和内生－功能变量都从属于对保持报偿结构的判断机制。
第二，对合作未来影响的基本认知。这主要是针对单次博弈或合作所带来的背叛或消极影响即合作是否可以重复或持续。在无政府状态下，由于行为体的利己、自私的特性，合作如果没有未来可重复性，很容易导致背叛或难以形成。衡量未来影响的几个指标包括：合作的长期性与阶段性；重大利益的规则性；关于其他行为体行动信息的可靠性；依据其他行为体行动的变化而做出的迅速反馈。[27]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或指标是合作的时间范围和重大利益的规则性。与报偿结构类似，未来影响对于合作的促进，行为体的预期也非常重要。而要加强这种预期，国际制度的建立及其机制化、规范化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它有利于将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行为体在学习和社会化的过程中将规范内化，在个体层面上重塑认同与共识，也会影响到它对合作未来影响的认知。外生—规范和内生—规范变量都从属于未来影响机制。
最终，实现从“报偿结构机制”驱动合作向“未来影响机制”驱动合作的转型，从而使合作常态化。合作不再是每次博弈中斤斤计较报偿结构的算计，而是形成可预期的、让渡的、主动的、习惯性的多次重复合作博弈，即“未来影响机制”发挥主要的潜在驱动作用。如此，就将合作的起源从功能性的报偿判断过渡到常态规范式的合作上来，也就此搭建了合作长期稳定的基础。没有任何一种合作是静态的，合作型博弈中的行为体也处在不断的博弈与让步之中，从前一种机制到后一种机制的过渡，是增加合作稳定性的重要途径，也并非一劳永逸的应对策略。
外生—功能象限里的变量揭示了决定报偿结构的首要因素是体系性的，即客观环境塑造利益结构，如果行为体之间的客观利益冲突越大，那么合作越不容易形成，即使合作形成，也容易产生背叛的行为，导致合作破裂。在此情境中，行为体的辨别能力就特别重要，一方面是辨别出相应的合作报偿结构，认识到利益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则是辨别出可能存在的背叛的能力和意图等。[28]对国际合作来说，相关的报偿结构还与议题领域有关，如经济上的互补结构，能够让行为体产生合作带来相应的利益的预期，这种利益的一致性还表现在政治利益或安全利益等方面，因为很多合作更具政治或安全意义。
外生—规范象限里的变量强调的是集体判断对合作的塑造作用。引入外生—规范的分析视角，是因为报偿结构和功能性诉求并非合作的唯一动力。正如杰维斯（Robert Jervis）所主张的，尽管“系统结构具有重要性，其中包括利益模式、结盟的可能性以及能力的配置……并不意味着此前讨论过的较少的主观性的因素没有作用”，因为“信念通常还是需要加以考虑的”。[29]信念影响到行为体对未来影响的预期，从而决定合作能否达成。信念可以是内生的，也可以是在行为体彼此互动过程中逐渐塑造而外生的，后者实际上就是合作规范与文化了。[30]外生－规范的变量虽然是行为体的合作信念或文化，但是一种集体信念或文化，即稳定的重复合作的回报预期，实则是报偿文化，也包括对于外生于行为体的体系规范的信念。
内生—功能象限里的变量强调单元报偿结构的即成影响。行为体通过行为体数目、互补性和国内政治等客观因素判断其合作收益；而在做出判断之后，行为体主动设计并试图改善报偿结构的意愿，从而将作用力外溢到外生—功能这个层面上。[31]在这个意义上，金砖国家合作具有主动设计的特征。一方面金砖是四个／五个国家在西方提出概念基础上的主动合作设计，另一方面中国在金砖合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内生—规范象限里的变量强调的是行为体认知对合作的影响。行为体基于信念做出未来预期，基于共识而合作。在确立政治共识、形成政治信任的情况下，行为体对于合作是一种主动的理性缔造，因此，这种预期是与前述的外生解释相反的，强调在形成地位、身份、利益共识的情况下，由相关国家主动塑造合作，选择合作的制度形式。在此情境下，国际制度也更偏向于一种理性设计。同质性是更为基础的内生变量，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行为体间对于合作的信任和共识的形成。内生解释剖析合作起源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学习和功能外溢路径，着眼于行为体间关于合作的信任和共识的形成，然后再推进合作的具体实践进程。
二、金砖国家合作起源的理论解释
以合作的起源和发展来看，金砖合作的起源超越了地域和同质性弱的制约，同时，制度形式的选择也较为独特，为我们重新审视合作起源提供了理论上创新的可能。本节总结（国际）合作研究的主要分析变量，并依据两个分类维度对这些分析变量进行划分，讨论不同类型的分析变量组合及其对应的作用机制对于金砖国家合作起源的解释力。
（一）金砖国家合作起源的解释机制I
1. 外生功能因素及其体系报偿结构机制
第一，系统外部环境，包括全球化外部风险。全球经济治理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全球系统性风险。当全球经济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出现问题，就可能通过全球性的网络迅速向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
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新兴市场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32]，包括金融冲击，如资本市场剧烈震荡、市值严重缩水；吸引外资下降和外资流出增加；货币贬值和外汇储备缩水。而新兴国家的需求也受到冲击，比如大宗商品和加工产品需求与价格下降。此外，金融危机还对新兴国家的信心造成冲击，失业增加，收入预期不稳定，居民的投资和消费信心降低。当然，新兴国家在遭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上虽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在受到冲击的领域和程度存在差别，这是因初始条件、经济规模、经济弹性、经济结构、对外依赖度、政府资源动员能力等存在差别所致。新兴国家针对金融危机都出台了相应的反危机政策，比如财政、货币、产业和社会等领域的政策。同时，新兴国家也认识到，扩大国际合作尤其是新兴国家间的合作有助于提高新兴经济体反危机的政策效果。在这个意义上，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归属于跨国合作、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范畴，应对的是系统层面上客观存在的外部风险。
第二，体系权力结构。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严重滞后于国际权力格局的变化，代表性与有效性都存在问题，[33]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呼吁对全球治理的制度进行改革，使之更具合法性。
国内生产总值、贸易、投资等各项指标都显示，世界经济重心向新兴经济体国家倾斜。这一现象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更为明显。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30年前新兴经济体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28%，而截至2014年，新兴经济体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50%，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从30年前的21%增长到50%，投资从全球投资占比26%增长到今天的65%。[34]新兴市场国内生产总值已占全球的50%，贸易量占40%，外汇储备占70%。即使面临着经济增长放缓的压力，但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为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依然维持高位。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4月的数据，发达国家将维持2.5%左右的增长率，而新兴国家将依然维持5.5%的增长率，其中亚洲的增长率依然是在7%左右。[35]经济实力提高了，新兴国家为治理全球性经济危机贡献了大量的公共产品，为危机的平息做出重要贡献，但迄今为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份额改革滞步不前，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呈现出权责不一致的现象。
第三，国际制度环境。全球经济治理秩序（制度安排）[36]中的不对称问题，可以归结为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安排中存在着“制度非中性”现象[37]。现有的世界经济治理体系建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秩序基础之上，西方国家在这一治理体系创设之初，就享有议程设置的权限，决定了它们长期以来拥有的话语权优势。相比之下，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性原因没有参与议程设置，在源头上决定了它们无法享有对等的话语权，从而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新兴经济体国家开始呼吁，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主要贡献，为治理全球性经济风险提供的公共产品也不断增多，就应当相应地拥有对称的权力、相匹配的话语权和合理的报偿结构。只有对现有的经济治理体系进行有效改革，才能推动治理制度安排摆脱极端的非中性特性，并朝着合理、公正和有效的方向不断发展。[38]
在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框架之下，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拥有的制度性权力与其经济实力和现实贡献具有严重的非对称性。例如，金砖国家的人口总数占全球43%，总体外汇储备占到全球40%，金砖国家经济总量占到全球的21%，而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组织平台中拥有的话语权却极其不对称，投票份额与经济实力等因素严重不匹配。[39]以世界银行为例，五个金砖国家的投票份额总数只有11.03%，而美国一个国家的投票份额却达到16.76%之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五个金砖国家表决份额的总和为11.51%，而美国一个国家的份额就达到17.69%，高出五个金砖国家表决份额总和6个百分点（见表3）。[40]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权责不对称现象更加凸显，国际制度的代表性与有效性都受到质疑，[41]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治理效果的实现。合法性低影响到治理的有效性[42]的案例有很多，例如，伴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身合法性的衰退，其行动能力也日益萎缩。[43]当以往的治理平台无法有效地完成全球经济治理的任务，一些新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就呼之欲出了。[44]
表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
表决份额（Quota） | 投票份额（Vote） | |
美国（U.S.） | 17.69 | 16.75 |
巴西（Brazil） | 1.79 | 1.72 |
俄罗斯（Russia） | 2.50 | 2.39 |
印度（India） | 2.44 | 2.34 |
中国（China） | 4 | 3.81 |
南非（South Africa） | 0.78 | 0.77 |
资料来源：IMF Members' Quotas and Voting Power, and IMF Board ofGovernors, http://www.imf.org/external/np/sec/memdir/members.aspx, 2015－01－10.
基于上述外生功能的三项因素分析，我们认为金砖国家合作起源具有体系层次的利益一致性，因此，可以得出如下命题。
命题1:随着自身实力的整体性崛起，在面对共同的全球经济风险和环境影响，以及在主流的国际制度非中性压力下，金砖国家具有更多的体系层次的利益一致性，增大了对于合作博弈的报偿判断。
2. 内生功能因素及其单元报偿结构机制
第一，行为体数目。行为体数目对集体行动产生重要影响，成员数目越多，单元报偿结构越模糊，集体行动就会越困难。[45]
在金砖国家案例中讨论行为体数目即要思考金砖国家规模的问题。“金砖四国”合作的形成，反映了相似国际地位的四个国家能够避免较多成员的集体行动困境，也使得合作的意图、成本和背叛等能较好加以识别。围绕是否继续扩容，金砖内部和外部[46]都存在着争议。金砖概念的提出者奥尼尔在接受采访时认为，金砖国家组织不该扩容。他强调在整个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群体中，唯独看好金砖国家和薄荷四国（mint，包括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土耳其）的发展潜力。更多的参与者意味着无法避免集体行动难题。在很多情况下，各成员国的治理努力可能会受困于无休止的讨论、对提供公共产品的推诿，从而难以达到预期的治理效率。现有金砖组织平台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其治理效度不一定通过扩容来实现。不排斥金砖国家与其他国家、地区、治理组织平台的开放性合作，在凝聚成员国优势的基础之上，将合作推广到东亚、南亚、非洲、拉美等其他区域层面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上来。[47]
此外，恰当的行为体数目也是与合作机制的代表性联系在一起的。不少人质疑南非的准入资格是否会影响金砖的代表性和行动效率。奥尼尔也曾表示，南非的经济总量、综合实力较之其他成员国来说还是非常小的，被列入金砖国家之列难免引发争议。[48]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金砖四国抱团取暖，对外界的吸引力与日俱增，南非期待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作为非洲南部最重要的经济体，南非的加入也给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带来了诸多机遇。金砖国家因此也增强了在区域和全球两个层面上的影响力，通过金砖支点将全球主要区域亚洲、拉美、欧洲、非洲都联系在一起，有助于推动南南合作、南北合作的进程，也体现了金砖合作机制是开放、共赢、包容的。
第二，成员国之间的功能性互补。金砖国家各成员国对组织互补性的期待也有差异，有的成员期待组织的经济效能，有的则更期待战略效能，有的还期待提升国际地位。[49]金砖国家成立初期专注于“务虚合作”，受应对金融危机、政治和地位领域的互补合作需求的驱动较大（经济治理话语和规则权等），而到2013年之后，随着金砖国家政治与经济合作的并重，金砖银行等实体领域合作的启动，各国在经济领域的互补需求开始影响合作的进一步拓展。互补性对于合作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受到外生震动的调节。2007年开始的西方金融危机就是这样一种外生震动，它促发了新兴国家联合，建立更好的全球治理机制，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同时进一步寻求内部的经济合作的互补领域。
“金砖褪色论” [50]认为，由于金砖国家内部诸如经济结构互补性并不强，加之价值观具有差异，所处发展阶段和在全球价值链上的重叠都造成金砖合作向心力不强的局面，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既不可能走到欧盟一样的阶段，成为高度协调的政治经济联盟，也不大可能像一些区域内的经济联盟一样具有相同的议程，很难就某一国际议题达成一致，从而为了某一目标共同努力。金砖国家间在贸易领域也存在着一定的竞争，例如，巴印、印中、巴南、印南之间的贸易结构、产业结构及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都存在着重合现象，难以避免彼此之间发生贸易竞争。
今后，稳固金砖国家合作的重要途径也包括发掘和培育互补性，在各潜在合作领域内谋求金砖合作的常态化。上文所述在贸易等领域内存在互补性不足的问题，但在金融、贸易和技术创新等许多行业内，各金砖成员国之间存在着合作潜力，具有一定的互补性。特别是在欧美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负外部效应”带来全球经济的不稳定和中短期内下行的形势下，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必要联合起来寻找互补的合作领域，突出群体优势。全球经济不景气，各国对此积极反思、探索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与贸易、金融一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设立金砖银行的初衷，正是为成员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金砖银行将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向更为宽阔的领域进行了拓展，不仅仅将合作局限在具有功能性互补的产业领域内。金砖银行的设立，将为推动基础设施投资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新引擎，注入不可缺少的力量。此外，在处理国际事务的时候，各成员国可以谋求更多的政策协调，寻找共同语言和实现共同利益，获取安全和自主性上的互补，将有助于实现合作机制的稳定性。
基于上述两项内生功能要素的分析，我们认为金砖国家自身内部的国家和体系层面上，金砖国家的数量特性和超越互补特性的可能，增大了金砖国家间的单元报偿结构预期。因此，我们得出如下命题。
命题2:由于金砖国家的成员数量较少，在对于体系层次利益一致性及其回报的更高预期之下，随着金砖国家间内部潜在互补性合作领域的拓展，金砖国家合作的单元报偿结构的判断也随之增大。
（二）金砖国家合作起源的解释机制II
1. 外生规范因素及其未来影响机制
第一，报偿文化的预期与演进。首先，金砖国家在现有的国际体系中属于“后来者”，它们均有在体系层次上追求一种符合自身规范和文化的愿望。这部分受到单个行为体力量不足的局限，同时，也受到既有体系对新兴国家接纳程度的影响。[51]从国际制度环境及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权力中的比重来看，自金融危机以来，这种环境与权力的不对等地位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进一步拉大。即便是随着“二十国集团”机制的发展和完善，但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因此，从体系环境和全球治理权力结构的视角看，金砖国家的形成及其合作的持续具有体系层面的相对较为稳定的报偿预期。
其次，金砖合作机制的选择及其演进，体现了报偿文化预期对于合作的影响。第一个方面，国家间合作可以采取硬机制（机制化）或者软机制（非机制化）两种方。[52]目前来说，金砖国家组织的合作机制采用软机制方式，具有非正式性，分为外长会议、财长会议和峰会等几个层次定期或非定期会议，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松散的论坛性质，至今还没有秘书处。金砖合作当前以软机制和非正式机制为主，这是基于上述的各国战略意图相对透明、信息可辨析和控制程度较高，同时也是现实的考虑，比如硬机制的难度。当然，金砖的低机制化也客观反反映了金砖合作形成及其发展过程中，较高的报偿文化预期仍未完全形成，从而对治理效率、合作效果及进一步发展带来不确定性。
第二个方面，金砖合作的问题领域、功能的拓展，反映了金砖国家对于合作报偿预期的变化。以2013年德班峰会为标志，金砖合作发展呈现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重在“经济治理、务虚为主”的“对话论坛”，当然各国对于金砖合作的预期也有差异，比如，俄罗斯偏重于政治安全领域的合作，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则强调经济治理与合作的重要性，包括五国在全球经济治理及金砖内部国家间的经济合作。[53]2013年峰会对于金砖合作的内容、深度及机制等达成了新共识，将金砖国家发展成为就全球经济和政治领域诸多重大问题进行日常和长期协调的全方位机制。德班峰会决定设立金砖国家发展银行和外汇储备库，凸显了金砖国家在经济领域进一步深入合作的实际行动。2014年福塔莱萨峰会，金砖国家就开发银行达成基本共识。金砖国家合作共有利益的拓展，合作领域的扩大，也将推动合作机制的建设和完善。金砖合作的主题较为灵活，根据新兴国家所面对的问题而变化。合作具有一定的延续性，比如全球经济治理和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等是基本的合作回报预期。而且，随着金砖经济合作机制的落实和深入发展，与政治地位的回报紧密相关，体现了“议题联系”的功能。基于报偿文化内涵的丰富和平衡，以及金砖合作向政治和经济合作并重的深入，金砖合作取得了较为稳定的利益回报预期，增大了合作的未来可重复和收益的预期。
第二，完善国际规范的意愿。从体系文化的目标来看，金砖合作起源于对既有体系制度的不满，同时也反映了试图塑造基于自身体系规范的愿望。[54]前文中已提及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国际规范中权责不一致、非中性问题的态度，具备改革完善国际治理规范体系的共同愿望。
金砖国家对外部世界的共识性反应显示了完善公正国际规范的意愿。金砖成员国的内生共识汇聚成为集体共识，依照集体共识对外部规范体系做出共同反应，直接影响到成员国对未来影响的认知结构和判断方式，关乎合作的持续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原有治理平台中的制度非中性现象依然严重。在此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国家亟须自己的治理平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同时，呼吁改变原有治理结构中非中性的问题，使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切身权益得到更全面的反映。目前，金砖共识取得了不少成果，也面临着不少挑战。在谋求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过程中，在金砖各成员国的积极努力下，2014年金砖发展银行正式成立。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金砖国家合作具有一定的重复合作的规范文化，因此增强了金砖国家对未来发展可持续性的信念，为金砖国家合作塑造了可预期机制。因此，我们得出如下命题。
命题3：随着金砖国家间构建成功国际规范文化体系共同愿望的形成及其渐进成功的实践，金砖国家合作博弈的相对成功增大了未来可持续合作的预期，因此合作博弈成为理性的选择。
2. 内生共识因素及其未来影响机制
第一，成员国之间的认知同质性。金砖国家之间存在的差异会引发外界对金砖合作机制稳定性的担忧，例如，发展阶段不同、经济结构不同、国情不同、地缘政治状况不同。在金砖银行先期资本投入额度、银行负责人人员、金砖银行组织架构、股东权责及总部地址的选择等实质性问题上，金砖国家进行了有效沟通。[55]如果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中国作为其经济实力最强、国际影响力最高、出资比例最高的国家，应该获得与之相匹配的投票权比例。但中国从合作大局出发，为改变旧有经济治理秩序的不公平现象，倒逼国际金融治理秩序的变革、提高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秉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在制度设计与安排上做出了牺牲和让步，为金砖合作机制的长期稳定性做出了重大贡献。[56]最终，金砖各成员国能够减少差异与分歧，协力推动金砖发展银行的建立。目前，金砖发展银行的负责人来自印度，总部位于上海，高层管理人员分别来自俄罗斯、巴西、印度。金砖银行从筹备到2014年宣布成立，都体现了金砖机制通过协商，解决问题的同质性合作特点。
金砖国家同质性客观上存在较大差异，如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各异，而且文化差异也较大，经济发展模式等也存在相应的竞争性。但从同一性认知来看，金砖国家同质性差异的认知，被共同的新兴地区大国身份，以及相应的地位追求和利益保护共识所超越。
第二，内生共识。首先，地位共识。新兴国家属于各区域的大国或新兴崛起国家，作为相同身份的新兴大国群体，金砖国家的合作有助于巩固各自国家在地区的影响力，彰显区域和国际地位。[57]由于后发优势，从经济上来讲，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国家经济上的迅速崛起，让其迅速重塑了先前的国际经济权力结构。但是，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并不是对等的，金砖成员国均对既有国际体系的公正性和代表性不满。为了追求更好的国际和地区地位，包括地区影响力、国际规范的建设者等，新兴国家合作的愿望会比较强烈。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能够凝聚更多的共识，代表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大力呼吁改革非中性的国际规则，“承诺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使其体现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应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58]
其次，身份共识。合作所形成的一种团体身份即新兴大国群体，对于金砖国家而言具有重要的身份建设意义，也有利于金砖国家应对体系所主导的话语和规范压力。从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金砖国家的身份共识总结起来是共同面临自身、组织内、区域内和全球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承担重要“支点”作用的新兴国家。在几次领导人峰会的议程和达成共同宣言的内容上，金砖成员国的身份共识清晰可见。
主导的体系国家和国际制度对新兴国家的身份一般持两种态度：接纳与排斥。这当中又夹杂着复杂的利益考虑，比如既有的国际制度希望新兴国家更多承担国际责任，而较少享受独特的体系规范主导和话语权等。[59]比如是不是经济上的有力竞争者，是不是战略上的竞争对手，是不是同质性相同的国家成员等。基于成为既有体系成员面临各种困难，“金砖四国”愿意加强在能源领域、社会领域、教育和科技领域的合作，致力于推动多边外交，支持联合国在应对全球威胁中的中心作用；强调并支持在国际法治、平等合作、互相尊重、由各国协调行动和集体决策的基础上，建立更加民主和公正的多极世界。[60]
在一些特定情况下，比如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处于相似国际地位的新兴大国出于应对金融危机的需要，加强相互间的合作是一种高层共识。[61]新兴大国既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也遭受到全球金融风险的损失，而在既有的全球治理结构中，又缺乏对等的国际规范和制度的倡议和执行权力，这种情境客观上成为新兴大国身份确立的外在条件，换言之，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和规范成为新兴大国身份的“他者”。此外，金砖的集体身份还体现在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集体推动了“二十国集团”成员国领导人于2009年匹兹堡峰会上达成共识，同意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占的份额；中、印、巴、南为代表的金砖国家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集体发声，对发达国家提出完成京都议定书二期减排的要求；成立金砖银行和应急储备金，为基础设施投资奠定资金基础等。[62]
最后，利益共识。新兴国家对于利益的共识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由于既有体系和制度的非平等性，相关的行为体在国际制度和体系的交易中往往不能有效地保护自身的国家利益。[63]二是在新兴国家的内部，也需要较好的合作及其制度，对相互间的交往进行更多的规范和制度保障，从而促进自身内部的利益增长。“‘金砖四国’对话与合作不仅符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而且有利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64]
基于上述两个内生规范要素的分析，我们认为，金砖国家对于自身国家类型属性的认知及其在身份、地位、利益共识的逐渐形成，对于金砖合作的形成及发展具有重要的未来可持续预期影响。因此，我们得出如下命题。
命题4: 随着金砖国家间关于自身内部的地位、身份和利益共识的逐步增大，在既有的体系压力和共同改革体系规范的愿望下，金砖国家超越了国家间同质性差异较大的现实，进一步增强了金砖国家合作的未来可持续的预期。
三、结语
金砖国家的合作具有系列的特性，比如非制度化、超越国家同质性的差异等。金砖国家也是中国自身主动参与缔造并发挥重要规范建设作用的国际组织之一。[65]本章并未追求单因论的理论解释，基于金砖合作理论起源研究的相对较少，以及单因论容易走向理论片面性的考虑，我们探究了系统的解释变量类型的归类，并相应承接合作起源的作用机制，探讨不同维度、层次和属性的解释变量的作用过程。在此理论解释框架下，体系和单元层次的报偿结构预期，以及外生和内生的未来影响认知，成为金砖合作起源的两种核心作用机制。
本章在系统阐释合作起源理论的基础上，将金砖国家合作起源的解释因素和作用机制链接起来考察，回答了不同因素通过不同机制作用于合作的形成。从理论意义上来说，体现为以下几点。
其一，相对于先前较多的对抗型合作类型，[66]本章重点转向了功能型和发展型合作的解释，阐释合作博弈中的集体理性和利益的起源。这既梳理了金砖国家的合作特性，同时也是对于先前合作类型及其前提认识的推进。
其二，金砖国家的同质性存在较大差异，而且也有声音质疑金砖国家的代表性。从此意义上来说，金砖国家是与西方主流的国际制度假定之一即同质国家合作论有区别的。无论是“民主和平论”“民主信任论”，还是国际制度的理性缔造等组织理论，包括美国为首西方国家的对外民主改造实践，均持民主国家是合作（特别是有效合作）的基础条件的论断。同质性合作论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但也造成了合作的封闭性、排他性，从而不是一种包容和多元的合作。金砖国家合作超越了国家间同质性差异，创造了多元和包容合作的范例。[67]
其三，国家的能动性对于合作起源和发展的重要作用。与简单的强调结构压力的合作起源不同，在金砖国家合作起源解释中，还可以看到国家的策略选择和认知的重要性，比如，国家间互补性的发展和调节，国家间对于利益一致性的判断和塑造，以及塑造一种良好国际规范的预期。关于同质性同一性的知觉及身份、地位和利益共识的增强等，都有力地促进了金砖国家合作的形成。[68]实际上，金砖国家合作的起源体现了国家的能动策略。
其四，传统合作起源的理论解释大多是因素解释，讨论各种理性和有限理性因素是如何作用于合作的共同愿望和默契的形成。本章的研究综合了因素和机制的解释框架，进一步将四种维度的原因变量及其作用机制剖析出来。因此，这是一种动态的因果解释理论，强调因素和过程的结合。（注释略）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