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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钱不纯粹是一个民俗工艺欣赏的静态物件，光是欣赏物理的气质是不够的，比如锈色，坑口，字口，压手，规整等，光是欣赏艺术的工艺也是不够的，比如布局，线条，美感，造型，审美，光是欣赏内涵的知识还是不够的，比如，是什么花，是什么神，是什么典故等等，因为花钱作为一个活的民俗存在，有其来龙，有其去脉，理应还原到彼时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大背景下去关照，才能获得一个切实的理解。
北宋以来神怪钱的内涵丰富，我们可以先打开社会变迁的大门，来关照信仰的变迁，然后才是信仰采纳载体的具体对应理解，我们先随手切个片，进去取个样，做个逻辑推演看看。
先以占城稻与神怪花钱的关联，做一逻辑推演示范：宋代占城稻引进中国，引起普遍的由单季稻水准向双季稻耕作水准的转化，这种转化带来两个直接的后果，首先，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解放了大量以前拴在农田上的农耕人口，原来一家也许要八个劳动力盯在田埂上，才能勉强交纳国家的法定税收，不管是租庸调制度，还是一条鞭法，交公粮是不变的，用粮食兑银子，只会被多收三五斗，所谓火耗，更不合算，现在同样一亩地，能产出双倍的粮食，所以一个家庭，就不必把八个劳动力都耗费在耕作上了，所以第一个导致的是农村非劳动剩余人口的增加；其二呢，由于公粮是国家强制的政治任务，口粮则是自己吃饭生存的必须，所以公粮与口粮是农耕的最优先任务，但是这个不等于说种粮效益最大，事实恰恰相反，所以一旦在田亩不变的情况下收成增倍，那么对于一家人来说，交纳公粮与储存口粮两大任务完成之后，还有富裕的田力与作业能力的话，是断无道理再去种粮的，而一定是去种植经济作物，种植有交易价值的物种，然后送到本地节场庙会上去物物交换，或者跨地越区地运输去进行大宗贸易。
剩余的劳动力，与剩余的经济作物，就开始维系起一个旺盛的交易动力，部分农民蜕变成了商人，部分作物蜕变成了商品，接着，已经转化换为商人思维的农民，开始追逐利润最大化，而利润最大化，在传统社会里就意味着贸易目的地需要走最远。因为越是罕见的东西，越珍贵，利润越大，所谓物以稀为贵，阿拉伯人一站一站地换当地特产，绕地球一周，路都走尽走通了，钱也赚到最大。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扬州的漆器铜镜，最好贩卖到四川，这样的利润肯定比贩卖到徐州来得暴利，这个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新兴的商人们开始重利，一重利，就轻别离，何也？因为一重利，就要追求利润最大化，本土的特产，走远了才能称奇，才能售出巨价，所以就要走得越远越好。一远行，就免不了导致久别离。商人逐利，也产生两个结果，一是远行，二是涉险，远行与涉险的可能在社会生活中比重的加大，导致护佑精神需求的市场的扩大，与满足需求的载体的增加。所以，铜镜上，花钱上，涉险、镇水、行路平安等内涵急剧扩大。所以，唐宋之际，从“祭不越望”到“行祠”林立的革命性转折，就此完成了。
同时，人走神也走，人在交流，神也在交流，江苏的商人去了四川，他也得把他的信仰生活带走，当时信仰神灵，也是分等级的，全国的大神，是国家颁布标准，比如东岳，玄武，关王等等，国家承担费用，国家机器推广，抵押国家信用，国家公布统一的视觉系统，造像仪规，祭祀程序，都是全国统一操作的，所以，威力特别巨大，还有些是地方政府授权的一些神灵，比如地方城隍，地方传统神灵，这些，就有不少的地方特色，地方政府负责推广，维护，祭祀，制定事迹说法口径，还有些是民间流传的神灵，一些正面的，维护统治纲常的，可以被允许存在，或者有机会被提拔进入地方神灵的祭祀序列，但是一些与现行法统道统相悖的，则就是淫祠，被历届政府禁止，被正人君子痛恨。国家神与地方神的区别，有点类似于我们如今树立的全国典范（如雷锋），与地方标兵（如无锡市的丁小兵）的区别，地方的神灵，也是国家神灵的候选来源。
商人远行，随身带着自己的地方信仰，与信仰载体，诸如护身符，压胜吉语钱，所以，花钱的流通，神怪钱的流通，也有经济发现，交易频繁的背景，宋代四川为全国贡献了两个全国大神，一个梓潼大帝（也曾被视为水神），一个二郎神（镇水大神），这个与蜀中在当时的货贸市场繁荣，茶马贸易中心地位是分不开的（交子首先在四川诞生，跟商品交易繁荣有关）。区域经济繁荣了，就能在全国社会生活中以自己的文化特征，形成一时之流行文化，今日我们可从曾经流行过港腔、粤语、沪声的轨迹中可以咂摸一二。
原文摘自/天下花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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