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记忆
——难忘的探亲经历
我最初下放的乡村在县城西北，偏远闭塞，离城七十华里，不通客车。村民们平时只赶附近集市，绝大部分老乡从来没到过县城。 知青回城探亲，基本也都是步行。
探亲一般是在冬天，春节前，农闲，带上些山芋花生，自己磨的糯米面，偶尔有一点珍贵的黑芝麻和自己腌的家禽。初夏割完麦收完油菜薅完第一遍秧，也有几天农闲，去菜园里摘几个南瓜茄子辣椒带上。早起出发，先走一段田间小路，然后顺着沿河修建的土公路溯流向南，途经三个集镇，早餐一根油条，午餐一个馒头，傍晚到达河西月亮岛，乘渡船过河进城。
家乡小城这条老淠河，传说是龙的化身，靠城一侧是东岸，岸边有两大片裸露的岩石，分别在河的上下游，形似龙爪，称“上龙爪”，“下龙爪”。小时候听过很多传说，到龙爪附近游泳好似探险。那年月没有洗衣机，河水清澈，无论秋冬春夏，小城的姑娘媳妇们都喜欢到龙爪上洗衣服。每天清晨傍晚，棒槌捣衣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远远听去好似放鞭炮，是小城一景。走了一天，在傍晚的霞光里接近城市，听到上下龙爪那鞭炮似的捣衣声和浣衣女的欢声笑语，是那个年代的美好记忆。
挑着东西走一天很累，夏天太阳晒，脸上会塌一层皮，有时赤脚，有时穿自己打的草鞋，脚上也会有伤。有年冬天大雪，我们踏雪回城，路滑难行，鞋子湿透了继续穿着走，太阳照在雪地上特别刺眼，不停地流泪，脸上起了一片水泡，据说是雪地反应，如果时间再长些，有可能得雪盲症。不过，比起北大荒内蒙新疆的知青，这些都不能算事儿。
我父母都是老师，文革中都进了牛棚，母亲的问题先有了结论，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带着我弟弟下放到山区小镇中学工作了几年，这期间小城里其实已经没有我的家了。父亲从我们原来住的教工宿舍，搬到学校后面小桥边厕所旁依墙搭建的半边屋里，家具是公家的，都收走了，半边屋里只有一张很窄的学生睡的上下铺木床。我走了一天进城后，先到父亲那里看看，留点土特产给他，有时去食堂打点饭吃。有一次还带给他我亲手种的棉花纺的纱织的布，亲手染色裁剪缝制的两条土布裤子。然后我就走了。父亲那时精神上似乎有些问题，很冷漠，十几岁的女儿晚上出门，也不问我去哪里，当然，他也没有条件留我住下，之前我偶尔在知青点同学家里住过，也许他认为我是去了同学家。当时，他工资被扣到很低，抽烟，拮据，也从不问我是否需要钱。
我离开城北的一中，沿公路走到城东汽车站，在候车室的水泥座位上坐一夜，乘第二天一早的班车，去母亲所在的南部山区。如果买不到票，或车票钱不够，就沿进山的公路继续再走一天。
汽车站候车室不大，设施简陋，水泥地，沿墙壁一圈水泥座位，没有多少装修和便民服务，夏天蚊虫肆掠。但冬天，那昏暗的黄色灯光，墙上贴着的汽车班次时间表，大批判专栏上多次覆盖的厚厚的报纸，一两家挑着挑子买辣糊汤酒酿元宵的小贩，多少能给人温暖的感觉。那年月旅店少，住店需要介绍信，基本上是出公差的人才有资格住。车站候车室里经常聚集各色人等，在那里过夜，大家有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理解和信任，并不深聊，有时一起打打扑克，有时在座位上或地上铺张报纸，靠在墙边眯一会儿，互相之间无须戒备。如今我到过世界上最顶级车站机场的候车大厅，方便舒适的现代化设施，熙熙攘攘的高素质人群，但防范隔膜无处不在。
有一个冬夜，奇冷，有人提议，我们到附近农村稻场的草堆上去拔点稻草，垫在地上暖和些。反正冷得也坐不住，我们四五个人就沿着公路往城外走。不远，就看到一个稻场，场边有一个巨大的草堆，我们很兴奋，几个人蜂拥而上，开始拔草。只一会儿，就听到一阵可怕的、低沉的声音：“呜……唬……！”还没怎么反应过来，一条硕大的黑色看场狗就从场棚里匍匐着向我们扑过来！那时候的看家狗可不是什么宠物，是真正保家护院，敢拼敢咬的斗士，被它咬一口，轻则伤皮肉，重则见筋骨。紧接其后，又扑过来一条看不清毛色，形体同样硕大的狗，黑夜里，两条狗的眼睛发着绿光，我们吓得落荒而逃。我一只手挥舞着几根稻草，一只手挥舞着书包，跌跌撞撞，摔倒又爬起来，回到候车室时，腿都软了。 这么一折腾，倒是不冷了，可是能量消耗太多，饿得不行。我狠狠心，花两毛钱买了碗带鸡蛋皮豆腐丝的糊辣汤，奢侈地补偿了自己一把。
探亲返程同样不易，要先从母亲的山区小镇乘车到城里。小镇到城里的班车是过路车，很不稳定，经常买不到票，有时根本不停。如果这样，就要想办法拦过路的货车，搭便车。
下乡头几年，我从没在家过过春节。一方面是因为家庭政治包袱重，想表现好，响应号召过革命化春节，在农村参加吃忆苦饭，破旧俗这些活动。另一方面那时在宣传队，排了样板戏和一些歌舞节目，春节要到各个村庄去演出，农村文化生活落后，这些还挺受欢迎的。所以我冬天探亲在家住的时间不长，必须在春节前赶回知青点。
那年，大约是腊月二十，班车连续几天在小镇都没停，我不得不走了。虽然母亲有些不解，有些生气，我还是在临近傍晚时分拦到一辆小型敞篷货车，爬上车厢，搭便车进城去了。
这是一辆道班修路专用的小货车，驾驶室里坐着正副驾驶，年纪都不小了，二人有说有笑。开了大约二三十里，在路边一个叫“土门店”的道班停下，好像是说进去喝口水，可是一直就没有出来。
天渐渐黑了，冬天天黑的早，特别黑。敞篷车上没遮挡，风特别大，特别冷。路上一个行人都没有，偶尔有只野狗跑过来，围着货车转一圈又跑走了。几十米外的道班小屋里有微弱灯光，我有些胆怯，不敢下车冒然走进去。天越来越黑，越来越冷，我的恐惧感也越来越强烈。车上有修路落下的几块半截红砖，我找了块最大的握在手里，把棉衣罩衫翻上来包住头，尽量缩成一团，靠着车厢前部坐在角落里。当时，我下了决心，无论是狗，还是人，只要敢上到车厢上来，我就拼了！
不知过了多久，其实可能也没过太久，两位驾驶员回来了，微醺。原来，土门店道班那天炖了条狗腿，他们赶上了，一起吃狗肉喝小酒呢！我总算松了口气。
黑暗里，小货车开着灯，继续颠颠簸簸往城里开。半个月亮升起的时候，车又在路边停下了，这里离南门检查站还有几十米，两位司机让我下车。
那个年代，山区很多物资统购统销，不允许民间买卖。山区通往城市的道路都要设检查站，对来往车辆进行盘查，私带物资要没收，私带乘客更要处罚，即使是免费搭车也不行。为了不给二位司机添麻烦，我只好下了车。
在那个寒冬腊月下弦月月上柳梢的时候，在离城十几里外的检查站，我一个女生，独自一人，站在了一眼望不到头的，窄窄的沙土公路旁，寒冷、恐惧、疲惫、无助……。 稍稍犹豫，我打起精神，顺着公路，快步往汽车站方向走去。
从南门外到东门，路很长。夜已深，路上没有行人，远处村庄寂寥，半个月亮挂在天上，像凄凉的老人的脸。有那么一个片刻，我确实想到过哈姆莱特那个著名的问题，不过，仅仅是一闪而过。我的目标很现实、很明确，去汽车站候车室坐到天亮，争取买到早上开往知青点最近集镇的车票，这样走虽然花点钱，绕点路，但步行路途短，可以早一点回到知青点。宣传队的队友们在等着我，村里的乡亲们也欢迎我。我紧紧攥住那半截红砖，在那个时刻，重要的是自卫，无暇自怜！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少小离家历经磨难的老知青们在回忆往事时，往往并不仅仅只有痛苦和感伤，还会有一些激动和自豪，有人还说“青春无悔”，确实有些令人费解。也许，正是经历了那些苦难，那些屈辱，那些突发的困境，那些无助的瞬间，造就了坚韧自信的品质，培养了自救自强的能力，让他们在后来的生命中受益，也使他们在后来的社会发展中能够成为中坚。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
(作者：吕露光，老三届68届初中，新三届77级大学。)
在文革“大串联”和知青插队的那个年代，无票搭乘列车成风。无论客车还是货车，只要在铁路上跑，就少不了遇上扒火车的人。而我，也就是在插队时期学会了扒火车。
通常，人们对扒火车者的印象都是偷偷摸摸和铤而走险，可我的扒火车经历却充满了人间温暖和真情。当年人们乘坐列车，路程再远一般都是选择硬座，坐卧铺被视为过于奢侈，而且是要有一定身份的人才可乘坐的。而我在插队时第一次回京探亲之旅，不仅尝试了扒火车，还受优待坐上了“专车软卧”。
那时，延安还没有通火车。到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要回家探亲，大多是先从插队所在地以不同交通工具赶到延安，再从延安乘一天汽车到铜川，从铜川乘火车到西安，在西安换乘开往北京的不同车次列车。
我记得那次是在铜川开往西安的火车上，各车厢里挤满了回京探亲的知青，整个火车几乎成了北京知青的专列了。坐在我对面的几个北京知青围着一位列车员问东问西，内容竟是一些关于如何扒火车的事。而列车员也毫不避讳，很认真地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讲给他们听，临走还不忘叮嘱大家：“到西安后不要出站，沿铁路向前走，约走8里地就到货站了。”大家听得专心，我也入了神，并牢牢记住了“不出站，向前走，到货站”的要点。
列车到达西安站后，我没有随着人流涌向出站口，而是和列车上刚刚结识的另一北京知青在站台上定定神，然后彼此会意一笑，不约而同地逆着出站人流，沿铁道向前走。刚走出车站位置没多远，就见到一排房子前的轨道上停着一组火车头，大概是正在这里添煤加水。旁边有位火车司机一眼便知我们是北京知青，而且是要去货站。他说出的话让我俩简直不敢相信：“我也是到货站。上车吧，送你们过去。”我俩当时就愣住了，怕是听错了，傻傻地站了好一会儿。时至今日，我都难忘那天第一次登上火车头驾驶室的激动心情，和我现学师付的样子、用铁锨往炉火中加煤的情形。火车头很快到达了货站。临下车头时，火车司机对我们说：“找到二股道，那个区域的车都是向北开往北京方向的。”他还特别提醒道：“货车不同于客车，每到一站都要解体重新编组，你们只能是走一段看一段了。”
这时，天已渐渐黑了下来。眼前数不清的铁轨平行或交错向前延伸，有的车头停驶待发，有的车头喘着粗气在不同轨道间来回穿梭，不知将要去往何方？无数信号灯闪烁不停，令人眼花缭乱，也分不出东南西北……如此壮观的场面我俩从未见过，使我们不知所措。借着远近不一的灯光，我俩在各条铁轨间跳来跳去，想要选择可扒乘的货车。正当我们拿不定目标时，迎面走来一个穿着铁路制服、手持信号灯的员工，四五十岁的样子，形象就像样板戏《红灯记》中的李玉和。因为一路上见证了列车员和火车司机的“古道热肠”，我毫不犹豫地主动向他打招呼。还没等我说出求助的话，他便问：“你们是插队的北京知青吧？”然后指着不远处的一列货车说：“到那边去，找有三节客车厢的，那就是到北京的。”我喜出望外，同时疑惑光线这么暗，他是如何确认我俩身份的？来不及多想连忙道谢后，我俩按照“李玉和”指示的方向，朝一列货车跑去，很快就在长长车身中找到了“三节客车厢”。
我俩兴奋地登步车厢，发现车厢里面竟躲藏着从铜川到西安与我对面坐的那几个北京知青。大家相识又重逢，感到意外又高兴。交谈中我猜度：也许正是因为他们的先到一步，刚才巧遇的“李玉和”才一眼确认了我俩的北京知青身份。大家热聊一阵，忽听又有人上了车，便赶紧分别躲藏了起来。短暂静默中，只听来人语气平和地说：“早就看到你们了，出来吧！”我听着声音有点儿熟，便和大家一同慢慢从多个座椅下爬了出来，并认出来人正是“李玉和”。
看到我们心有余悸的样子，“李玉和”连忙安慰道：“别害怕，我是看着你们上车的。”他自我介绍说，他是这三节客车厢的押运人，由成都押车过来要到北京去，今天也是刚刚到西安，并表示非常体谅我们这些北京知青的难处，愿意提供帮助。随后，他主动把我们带到另一节车厢。完全出乎意料——我们一行人竟被他调换到一节软卧车厢！他的解释是这节车厢比较安全。至于什么时候能发车他说自己也不清楚，但强调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能再大声说话，要求每个人找好铺位上去睡觉，有事等火车开后再说。他还特别提醒：“不然的话，被车站发现就麻烦了！”这时，我感到又累又饿，因为一天几乎没吃什么东西。我躺在床铺上，想着这一天经历的事，却久久不能入睡。朦朦胧胧中，我感到列车缓缓启动，此时天色已大亮了。当列车慢慢的驶出西安车站时，大家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为了安全，一路上每当列车停站，“李玉和”都要求我们到铺位上休息。如果中途赶上饭点停站，都是他下车到站上职工食堂为我们打来饭菜。想想我们一行6人，而且都是正能吃的小伙子，他每次都尽可能的多打些饭菜来。最让我们心里过意不去的，是他坚决拒收我们给他的饭钱。他的理由是：“你们就像我的孩子，看到你们就会想到我的女儿！我女儿和你们一样的年龄，也是知青，在内蒙插队。”原来，他是把对女儿的爱与思念转移到了我们身上。
这趟列车出陕西、过河南，到了河北石家庄车站。在这里，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这个车站要临时借用这三节客车车厢。这下可急坏了“李玉和”。他真正着急的原因，不是客车厢被借用本身带来的交接手续麻烦和押车到京任务的拖延，而是由于我们的存在。于是，他便找来各种理由与车站方周旋。经过不懈坚持和努力，车站方终于放弃客车厢借用了。
一路上，我们切身感受到“李玉和”慈父般的关心和照顾，而且非常感动和感激。“三感”之下，大家几次商量对他要有所表示。可当时，我们作为插队知青穷得叮当响，探亲回家几乎也都是两手空空，有的人甚至是身无分文，所以才得扒车回京。最终，6人总算凑出几十元钱，利用一次停车的机会买了两条香烟（我清楚地记得是“黄金叶”牌，一条烟只有几块钱），并设法把钱藏在香烟中送给了他。
列车离北京越来越近了，大家都想着快要见到亲人了，心中很高兴。而“李玉和”却把我们叫到一起说出了他的担心。他指出，列车到北京进哪个站现在还不知道．但不论进哪个站，我们出站都是个麻烦事。为此，他要我们提前在丰台站下车并做好跳车准备。听到他说出此番话，我们不免感到一阵吃惊和害怕。他仿佛了解我们的畏惧心理，也懂得怎样化解它，但更为重要的是他相信自己的经验传授能确保我们的安全。至今我还全部记得他所传授的跳火车基本要领，他一遍遍为我们做的示范动作仍历历在目。他强调：列车进站前会逐渐减速，首先要把握好车速与跳车点的最佳结合；跳车前手抓好，脚站稳；跳车时身体一定要向着列车前进的方向奋力跳下去……否则就会有卷入车轮下的危险。
我虽然十分认真地听了“李玉和”的速成跳车“授课”，也牢牢记住了有关要领，但真当跳车一刻来临时，心中仍承受着巨大恐惧的压力。当时，我是鼓足了勇气，最后一个跳下的。当脚落地的那一瞬间，由于惯性，我的身体还是重重地摔倒在地上。不过，我们6个知青除有一人轻微擦伤外，其他人都算安全“着陆”。望着缓缓驶过的列车，大家忽然意识到跳车前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竟然谁也没有和他说上一句道别的话，而且没人问一声他姓什么。
其实，一路上大家都把“李玉和”称为“师傅”，连姓氏都省略了。“李玉和”只是我自己心中对他的“敬称”。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他的身影常常会浮现在我的人生回忆中，但他姓甚名谁，我从不知道。我只能对心中的这位“李玉和”，反复地说“谢谢您”。
文章来源：30号院、陕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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