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定祥是我国著名的钱币收藏家,字聊元,别名莲初,号吉斋,又称万拓楼主,1940年与丁福保、罗伯昭、张絅伯、张季量、戴葆庭、郑家相、王荫嘉等,在上海发起'中国泉币学社',是中国钱币学社创始人之一,曾任浙江省博物馆顾问、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市钱币学会名誉理事。
马老无论从收藏、鉴定、授徒育人及藏德诸方面,都堪称我国钱币学界的典范,为我国的钱币收藏与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毕生从事钱币的集藏、鉴定和研究,久负盛名,蜚声海内外。
我国著名的钱币收藏家马定祥先生
当年中国泉币学社成员)
马老生前最珍爱的钱币,是晚清光绪戊申年吉林省造的银元,该币正中有一个“吉”字,非常特殊,是存世孤品。1946年得之于南京大币商张伟英,马老得此珍币,喜欢的不得了,从此将自己的书斋定名为“吉斋”。
这枚“吉字一两”银币在马老的手里收藏了整整20年。他将这枚钱币与其他最珍贵的钱币一起,都存放在上海国际饭店的地下保险库的保险柜里,20年间一直平安无事。每过一段时间,他还要去看看,好像是去探望自己宝贝儿子似的,解放以后也是如此。
1966年“文革”十年浩劫开始的时候,马老迫于无奈,把“吉字一两”银币带回家,藏在四楼晒台的屋瓦下面,此事只有马老夫妻两个人知道。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不翼而飞,马老及家人将整个房顶来了个底朝天,边边角角地都搜查了一遍,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吉字一两”的踪迹始终是个谜,是马老的终身遗憾,他一生惦记着这枚银币,直到他临去世之前,还在念叨,像在念叨一个远方未归的儿子。他关照家人:如果有一天“吉字一两”能回来,一定要捐献给国家。
关于光绪戊申年吉林省造的银元还有一段小插曲
当年中国泉币学社成员中的杨成麒,也是该学社中的三个古钱商之一,人称小杨,称马定祥小马。杨是回族人,眼珠有点发绿,资历比马定祥要老,人极聪明,尤其看古钱的红绿铜锈,很有办法,即通过古钱上的红绿铜锈来鉴别古钱真伪,马定祥称赞他“三尺之外,能判定真假”。
而马定祥辨别古钱真伪的方法与他不同,他稍有色盲,所以主要从钱文的文字精神、制作工艺等方面来综合鉴定。杨成麒跟马定祥关系不错,曾一起北上收过钱币。
但是杨成麒除了精鉴赏。与收藏家们有广泛的联系外,还有一个他人所不及的“本事”即弄假成真。他曾经把—枚民国年间的“民国四年壹串文正”代用币,七捣鼓八捣鼓,“变”成了一枚太平天国年间的“天国四年壹串文正”。这样一来,这枚钱就成了“革命文物”身价不菲了。
其中的窍门,是利用了在原钱上“民”字的夷平处进行加工,改刻成了“天”字,一下子就把此钱的年代提前了六十年,成了“天国四年”的真品,并把它作为一项鉴别太平天国文物的重要根据。他还把它当作稀有钱币,卖给了一位素享盛名的鉴赏家,把郑家相先生也唬住了。
郑后来撰写的文章中,就将这类民国初期的代用币,统统列为太平天国时期的地方代用币了,可见其影响之坏,这就令马定祥很有看法。当然,纸是包不住火的,这对杨的名誉自然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1945年7月,祥和泉币社开张之后,杨成麒也常来坐坐,有时还拿点稀奇的“货”让马定祥开开眼界。有一次,他拿来一张拓片,神秘兮兮地给马定祥欣赏。马定祥一看,是好东西,是枚从来没有见过的吉林省造的“戊申库平一两”大清银币。因为这不仅是枚孤品,而且币中镌有一个“吉”字,与自己名字中的“祥”字正好“配对”,成为“吉祥”二字,于是就看得特别出神,兴奋异常。他问杨成麒,这枚银币是否肯卖?杨成麒故意卖关子,说是一个朋友的,人家不卖,他不便说。
可是马定祥也有马定祥的本事,他拿着拓片看着看着,突然有了感觉——这不是南京张伟英的手艺吗?这银币很可能是张先生新得到的宝贝!
南京张伟英家马定祥曾经去过,也做过他的生意。他是个勤于跑市场、地摊的钱币商。马定祥眼光的厉害在于,他对于一些重要的钱币,只要是他感兴趣的,都能过目不忘。凭着这功夫,他不知抓住了多少机会。他曾从张伟英处买过不少珍贵的钱币,熟悉他的拓本技巧,手法有些与众不同,不知怎么回事,他居然记住了人家的特点,现在就派上用场了!
马定祥心里有了底,表面上不动声色,等杨成麒走后,立马决定连夜赶往南京,来个先下手为强,同时叫上方鹤林的阿哥方荣春当陪同。
可是要出门了,一拍脑袋,糟了,口袋里没那么多钱怎么办?他的感觉是,这枚“吉字一两”理所应当就是他的,他必须马上拿到手!不拿到手他一分钟也不能安静。
马定祥只有一个老办法,问妻子怎么办?他对妻子说这是枚非常好的银币,无论如何一定要设法买下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可是无论向谁家借钱,哪里有“立等可取”的事情啊?但马定祥是必须要“立等可取”。在这种时候,只好难为妻子去借高利贷了。把钱拿到手了,他和表姐夫方荣春两个人,转身就往火车站跑。
他们来到南京,直奔张伟英家中,张伟英见是上海来的熟人,非常客,就把他们让进屋里,自然马定祥怀里也有好东西让张伟英过目。这家主人跟别的收藏家一样,藏品有好几道“防线”,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是不大肯拿出来的,更不肯出让,二流藏品,如果有好价钱又有好的交情,则可以出让,三流的可以随时交换或出让。
谢天谢地,在他端给马定祥的那个盒子中,那枚带“吉字一两”的银币果然就在其中,马定祥心中窃喜,“这下可被我逮着了!”于是稍作迂回后,就提出能否割爱。尽管张伟英有些舍不得,但见马定祥出的价钱很好,而且看得出,是真心喜欢,不是纯粹做生意,也就忍痛割爱了。
半个月后,当杨成麒省悟过来追到南京,已经来不及了,马定祥得此珍币,喜欢得不得了,不仅拍了照,还叫方鹤林精心制作了几十张拓本,分送亲朋好友,从此将自己的书斋定名为“吉斋”。
后来这枚“吉字一两”银币在马定祥的手里收藏了整整20年。他将这枚钱币与其他最珍贵的钱币一起,都存放在上海国际饭店的地下保险库的保险柜里,20年间一直平安无事。每过一段时间,他还要去看看,有时还叫上小儿子马传德一起去看,好像是去探望另一个宝贝儿子似的,解放以后也是如此。他那种面对“吉字一两”时的父爱般的专注和深情,令马传德至今记忆犹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66年。
可是到了“文革”十年浩劫的时候,有一天,“吉字一两”却突然失踪了!像是从天地间一下消失了似的,怎么找也找不着,从此再也没有露过面。这给马定祥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说起来真乃一言难尽!
1966年初夏,上海街头已经出现了北京“南下点火”的红卫兵,很快,那些身穿军装、臂缠红袖章的上海红卫兵也行动了起来。先是走上街头“扫四旧”把城隍庙、静安寺里里外外,凡是看不顺眼的统统砸个稀巴烂。然后冲入人家家里“扫四旧”,把人家家里凡是他们认为是“四旧”的东西,不是拿走,就是砸个稀巴烂。
马定祥预感到情况不妙,但不知该如何应对才好,整天心中感到很郁闷。很快,他接到国际饭店有关部门的通知,说是他寄存在银行保险柜里的东西,不能再寄存下去了,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拿走。更使他感到奇怪的是,在他和儿子前去开柜取东西的时候,旁边竟有人在监视着,换句话说,就是已经有人知道,他已把这批价值不菲的钱币带回家了。
回到家里,他对着一堆宝贝直发愁,怎么打发它们呢?家里肯定是不敢收留的,说不定什么时候红卫兵就会从天而降。单位里也是不能放的,因为单位里大字报已经热火朝天,他们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留用人员”,一夜间已经成了“丑狗屎”说不定什么时候还要被打倒在地,被“踏上一万只脚”……
但是马定祥还是“不开窍”他本能地像父亲保护儿子一样,再危险也要保护这些古钱。于是他决定化整为零,全家行动,分散保存。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场特殊的战斗。
马定祥把他的最好的古钱、金银币和铜元分成若干个小包,把珍稀的纸币分装成册,交给妻子和两个儿子。还有一部分委托他的至交汪可强和茅一志等暂为保管。
马氏兄弟的职业都是搞美术设计。大凡是搞艺术工作的单位,就像现在画家的画室一样,里面永远是乱七八糟、混乱不堪的。这时候,越是混乱的地方,也就越是安全的地方了。于是,马氏兄弟在整天开大会、开小会地闹革命的单位里,在墙角里、橱顶上、抽屉旮旯里,都安藏了他家的宝贝。还有一些非常珍贵的纸币,必要时他们就随身带着。有一年,马咏春要到广州开秋季广交会了,去参加布展,一去一个多月,他担心这期间会出什么变化,就让老爸的宝贝跟他一起出差,把东西打入行李,随身带着走。
马定祥的妻子也担负着艰巨的使命。马定祥把那些分量重的金、银、铜币交给了妻子,请她想想办法看,有什么亲戚朋友家里可以暂时存放否。
马家人至今不能忘怀的,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这绝不是在说电影故事)——1966年的8月,台风袭击上海的一个深夜,马定祥的妻子周士英手里拎着一个黑色塑料拎包,急急向靠近外滩的南京路江西路走去。走到一个弄堂口,碰到一个大嫂,两个人话都不敢说一句,互相看了一眼,把包递过去,来人转身就走,周士英也转身就走……这种镜头,人们似乎在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里看到过,可是历史真是奇怪,竟是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人物身上,居然这么快地“重播”了。
那位大嫂叫徐顺英,是周士英从小就很要好的小姐妹冯宝瑛的丈夫的姐姐,工农出身,在里弄一个装订包装的加工组工作,属于工人阶级,不会被抄家,于是成了“红色保险箱”。这批金、银、铜币被安置在一个铝质的长方形大饭盒里,在她家住的二层阁楼小房间里,安安稳稳地存放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生危险,直到世面安定以后才取回来。
但是对于那些马定祥最最心爱的钱币,他还是选择了留在身边。他把这些钱币分成三个小包,交给妻子周士英,关照她在附近找个地方藏一下。他们家住在四楼,屋顶北部有个晒台,晒台旁边就紧挨着整个房子的屋顶。于是在一个漆黑之夜,周士英从晒台爬上了屋顶,分别把那三个小包塞到了屋瓦下面,其中最小的一包,就有十一枚金银币,内中属于孤品的就有四种之多。那枚大清银币“吉字一两”也在其中。此事只有他们夫妻两个人知道。马定祥每天早晨在房顶的晒台上做广播操,都要下意识地看看那几片红瓦。
还有当年马定祥从天津买来的一套民国二十五年平津镍币,马定祥用玻璃纸包好,藏在一个印盒里的印泥下面了。但是,还没等马定祥把事情全部搞定,抄家风就已经刮到家门口了。
那些日子,马咏春、马传德兄弟每天都要到老爸老妈家附近去轧轧苗头,看看有否不测。有一天,马咏春和马传德兄弟各自手里拎着一包“东西”,走在与新渔阳里一街之隔的长乐路上,远远地看到父母家四楼的房间和晒台上有很多人影在晃动,兄弟俩的脚步顿时停止了。他们明白,灾难来临了,红卫兵对他们家动手了。小伙子这时再有本事也白费,他们手里拎的全是“四旧”横竖是说不清的。他们只是担心,父母会不会挨打……
新渔阳里在淮海路算不上阔气的弄堂,也像“篦子篦过了一般”挨家挨户地被抄,没有谁家能够逃脱。马定祥夫妇到睁睁地看着自己尚未来得及转移的宝贝钱币,和成箱成箱的钱币资料被搬出门,眼前一片空白……
过了一些日子,有一天早晨,马定祥照旧走上晒台做早操,突然发现房上的那儿片红色大瓦有点异样,好像被动过了的样子,就赶紧跑到里弄里,用公用电话给正在单位上班的小儿子马传德打电话。小儿子得知情况后急急赶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屋顶上那些瓦片一片片扯下来。果然,三包钱币只剩了两包!而且,丢失的那包中就有“吉字一两”!
那时还是非常时候,一家人大白天掀瓦片,自然要引起人家的怀疑。可是马传德顾不上了,一口气掀了一大片瓦片,手掌都磨出血了。但“吉字一两”仍是不见踪影!
这是怎么回事呢?马定祥急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像是大病一场,两个儿子看看这样不行,干脆把房顶靠近晒台的地方都翻了一遍,然而“吉字一两”仍旧没有出现。后来想想还是不能放心,他让舅子周良源又来翻了一遍。最后去信杭州,叫干儿子茅大雄将整个房顶来了个兜底翻,边边角角地都搜查了一遍,结果还是一场空。一家人这样无休止地翻墙头,总是在找什么东西,必定引起人们的怀疑,结果弄得又是一场风波。
在后来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他的小儿子马传德被隔离审查,“翻墙头”也是一大罪状。造反派勒令他老实交待,为什么老是去翻弄家里的房顶?是不是在安装电台?是不是里通外国?还侮蔑说,他那在承庆里的房子里,晚上总是有电波发出来……这真是可笑至极,因为熟悉马传德的人都知道,他对电器类玩意儿是一窍不通的,是个连换电灯泡也害怕的人。何况,那年头总有坏消息传来。
不久他们听说,原先存放在中学语文老师汪可强先生处的一批铜元,在造反派的重压下,汪老师吃不消了,只好交了上去。存在杭州茅一志先生处的十余枚稀罕银币,在紧急关头,被他扔到横河桥下了。那批银币若拿到现在,价值已达七八十万元。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吉字一两”始终是个无底的谜,让老马一直未能释怀。马定祥一直惦记着这枚钱,直到他临去世之前,还在念叨,像在念叨一个远方未归的孩子。他关照家人,如果有一天“吉字一两”能回来,就捐献给国家吧……马定祥的妻子周士英直到现在还一直在晦恨,她对儿子马传德说:“我最对不起你父亲的是‘吉字一两’币的遗失,因为你父亲太喜欢这枚钱币了……”。说着说着,泪就流下来了。(转载于网络)
光绪戊申年吉林省造大清银币铸造情况
资料拓图
戊申吉字一两银币,正面中央铸阳文“吉”字,外环铸“大清银币”及珠圈,上缘铸满文“光绪年造”,下缘铸“库平一两”,左右两侧铸干支纪年“戊申”,背面中间为龙图,俗称“坐龙”,上缘铸英文纪年“光绪”,下缘铸英文纪值“库平一两”,左右两侧各铸一花星,俗称“六瓣星”。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我国货币史上出现了一场关于银元单位问题的争论,一派以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为首,主张以库平一两为银元单位,另一派以度支部尚书载泽和邮传部右侍郎盛宣怀为代表,主张以元(即库平七钱二分)为银元单位。结果,主张以两为银元单位者暂居上风。
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制定了“银币分量成色章程”,以库平一两为法定的银元单位。章程颁布后,天津、湖北、广东、吉林等省造币厂先后开铸一两重银元。由于一两重的银元不符合民间的习惯,故在发行后不久,就在市面上遭到抵制。因此,一些造币厂不得不将已经铸发的一两币逐渐回收熔毁。
戊申吉字一两银币,系吉林造币厂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铸造,当时,正值以两为银元单位的币制受到人们强烈反对而即将崩溃,因而,此币仅铸出少量试样。其中,能免于熔毁而幸存于世者,据所发现的实物而言,仅有一枚。数十年来,它一直享有“孤品”的称誉,被钱币收藏家视作无价之宝。
两江总督刘坤一
湖广总督张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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