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继续读韩毓海的《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1. 中国要改革、要发展，就必须坚决改造长期奉行的消极的财政政策和短缺、依附性的货币政策，从根本上说，就是必须发展中国自己的、为人民服务的金融业。1988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以大无畏的气魄讲过一段妙趣横生的话，首次提出了“小财政、大银行”的改革方向，并说到了只有发展金融才能改变中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之消极性这个根本问题——中国古代的政府奉行无为而治，精力主要花在用礼教来维持统治。礼教既是束缚人们，让他们安心接受统治不要造反，同时也约束统治者，要他们不要太奢侈，多生孩子少花钱。勤俭持家是道德化的治国准则。其实根源上还是财政来源不足，国家只能求稳，而非求发展。当然，那时候也没过能往哪发展，打仗也没有动力。现代化的中国不可能再搞这一套，必须加快国家发展，才能避免帝国主义的压制与控制。大胆运用金融手段，则是加快国家发展的必然选择。2. 戊戌变法以来，康有为首倡“钱币疏”，魏源在《圣武记·军储篇》中则倡导“废除银两，改铸国家银元”，孙中山更主张“货币革命”，但病急乱投医，由于历史条件不具备，最终只好白白地挨着等死。好不容易挨到了民国成立，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在蔡元培等人的倡议下，“废两改元”方才开始实行，随后更要发行法币，这些想法自然都是不错的，但实践起来却失败得一塌糊涂。究其原因，这就是因为在帝国主义的欺负压迫下，中国的金融机制只是为了赔款、借款而设置，那样的信用机构、金融机构把中国的财富集中起来无非就是为了输送到外国去，因此，中国的实业和民生哪里会得到金融业的服务和支持呢？——有一些糊涂的人，看到清末民初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关、盐税，在洋人的管理下运行得很有秩序，就大加赞扬。却往往对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野心与手段忽视。
帝国主义把金融带到中国来，目的是把他们在世界其它地方都玩熟的一套进行复制，用货币化加快财富集中，方便他们一股脑地洗劫走罢了。3. 中国人民站起来，首先是与人民币的诞生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套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信用为担保，不以黄金、白银、外汇为抵押发行的信用货币，
它一举完成了中国货币制度的大革命，即从金属货币向着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银行券的历史跨越。
人民币的宗旨是：集中财富为资本，为人民解放战争、为建立独立自主的工农业和国防以及为民生服务。
中国从此方才有了独立的货币政策。此前，从明代中期到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的货币政策都是依附性的。
——明代将币制改成银本位，是中国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中国要复兴，也必将以人民币的国际化为重要标志。
4. 近代以来，探索一条不以牺牲农民、农村为代价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是几代中国革命者的追求。从孙中山的土地涨价归公，到毛泽东的土地革命，再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他们都认识到：不能听任少数人掠夺和占有土地财富，这是防止发生两极分化的根本所在，而要把农村建设好、发展好，仅凭一家一户的小生产不行，靠农民之间残酷竞争不行。二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在规模化的生产和流通之间必须有信用和金融的组织做桥梁。若有效地把农村分散的生产资料组织起来，就需要金融手段，若使农民组织成为现代经济的主体，就必须将其组织为一个信用的主体。
因为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农民缺的不是别的，就是钱；农业的现代化转变缺的也不是别的，就是信用这个基础。
——金融的钱能够投入到农村，投入到农民身上，必须把他们组织起来，使其拥有信用基础
5.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之所以决定走农村互助合作的道路，
一方面是由于粮食的安全关系国家命脉，
另一方面是由于只有这样做，才有利于国家对农民和农业的扶持。
国家通过政策和信贷（主要是以供销合作社+农村信用社的形式）所扶持的只能是农村集体（至于“集体”之大小、合作的方式可以商议），当然不可能面对汪洋大海一样的小农个体逐一扶持，它采用的只能是集体购销、集体贷款、集体法人的方式，因为任何国家（包括共产党领导的立足农村基层的国家）都不可能承担得起这样巨大的行政代价。
——集体购销是集体贷款的抵押，集体法人是集体贷款的承受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