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学有回暖且升温的趋势。这是好事,说明中国人,尤其是书画界越来越重视本土学问。不过,这其中需要分辨。某种程度上说,书画界所谓的“国学”,更多还是一种口号和标榜。原因是书画本是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而国学又是传统之学问,于是,书画某种程度上便和国学画上了等号。
书法、绘画与国学当然是有一定关系的,但不能说书法、绘画就是国学。绘画的基础是书法,书法的基础是汉字,故书法之学即文字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文字之学乃书法之学的基础,不通文字之学,则不通书法之学。文字之学包括文字、音韵和训诂,文字学是研究字形之学,音韵学是研究字音之学,训诂学是解释字义之学,文字学和音韵学是训诂学的基础。文字、音韵和训诂合称为小学,清代的小学,即是国学的重要内容,这仅仅是研究国学的基础。但就是这个基础,却从清代到民国研究了整整三百年之久。基础问题没弄扎实,无以谈国学。
书法、绘画本身不是国学,相关的研究,如书学、画学与国学有密切联系,但严格来说,也不能说就是国学。国学是一个界定十分严格的概念。书学的基础文字学和音韵学是国学,书学是文字学和音韵学衍生出来的学问,但这个学问,已经是掺杂过西学的成分了,比如西方美学、哲学、艺术学、社会学等,而只有以国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的书学,才能说是国学。绘画同样如此。所以,“有没有联系”和“是不是”是两个很严肃的概念,不可混同。
如何严格地界定国学呢?所谓国学,实际就是古人的“四部之学”,即经部、史部、子部、集部。这四大部,几乎囊括了一切学问体系。撇开这四大部,可以是学问,比如现代学科的分类法,但不是国学。所以,不是一定要谈国学,但若谈国学,则必须守规矩。
在清末民初,相当一部分书画家不但是文人和学者,还是名副其实的国学家(当然不仅限于国学范畴,有很多还通西学),国学造诣精湛,比如沈曾植、康有为、梁启超、杨守敬、叶恭绰、余绍宋、罗复堪、徐世昌、周肇祥、王蘧常、郑孝胥、黄宾虹、姚茫父等,这样的名单在清末民初的书画史上还有一大批,无一不是饱学之士,他们基本都能称为标准的学问家。以此标准来衡量今日书画界,恐令人汗颜。（朱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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