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官俸禄
元朝的军队分宿卫和镇戍军两大系统。但按支取廪禄的类型来分，则是宿卫中的怯薛为一系统，其余的为一系统。
怯薛的支俸体系是独立于中原俸禄制以外的一个系统。因为它没有品秩，所以不依品支俸。从成吉思汗时代到至元中期，怯薛都保持着自行给养的旧例。从至元十八年八月始，政府“给怯薛丹粮，拘其所占田为屯田”。不过这只是一种临时措施，到至元二十九年，才“命宿卫受月廪……，宣徽院仍领之”（《元史·世祖纪十四》）。
大德七年，元廷针对怯薛冗滥的情况，汰除了滥请钱粮者，规定父子兄弟世代相袭者才可给之。延祐二年，政府正式定立宿卫支粮例。
此外，怯薛还可得到各种名目的赏赐，还有岁赐（例钱）及一定数量的草料、刍豆。
侍卫亲军及镇戍军官的廪禄是按等级或品级支付的。它的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1）蒙古国时期到中统年间，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军官皆无俸禄。（2）从至元三年到至元二十二年，诸军官的俸禄由士兵力役及政府颁给的俸钱，或肉、麦、米、酒等实物构成（军官领取分例到至元十七年停止）。
据《元史》记载，至元三年，董文炳与忽必烈密谋时曾说过：“‘将校素无俸给，连年用兵，至有身为大校出无马乘者。臣即所部千户私役兵四人，百户二人，听其雇役，稍食其力。’帝皆从之，始颁将校俸钱，以秩为差。”（《元史·董文炳传》）这是汉军军官支使力役和取得俸钱的最早记载。李璮乱后，忽必烈罢世侯，行迁转，对军队进行整顿。至元七年，定军官等级，万户、总管、千户、百户、总把，以所统军士为差。同年秋七月，初给军官俸。俸钱数不详。尽管军官已有俸钱，但他们依然索要分例，其中“万户，羊肉三十斤，麦三十斤、米三十斤、酒三十斤。千户减半。百户比千户减半”。至至元十七年，元朝政府方规定：“军官有俸，休应副饮食。”
除俸钱和分例外，蒙古军、汉军军官支使士兵在至元三年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以致元朝廷不得不对此加以限制，规定诸军官役使军人，万户八名；镇抚、千户四名：弹压两名。多使者要受停俸停职的处罚。
对于新附军军官，虽在至元十一年曾定新附军官品级，但到至元十二年，“用兵日本倭国，而军民之官，廪禄未有定制”。至元十五年，定江南官吏俸禄，但新附军军官之俸，或未定，或未实行。于是，至元十八年十一月，元政府给扬州新附军将校钞，人二锭。显然，至少到至元十八年，对新附军将官无一完整的支俸制度。
至元二十一年，元廷确定了汉军军官品级。至元二十二年，重定百官俸，上、中、下万户府军官的俸钱与上、下路、散府同品级的俸钱相同。上、中、下千户所军官的俸钱分别与上、中、下州的同品官吏的俸钱同。此外军官可支使一定数量的士兵，军户之田四顷之内可以免税。
桑哥执政时，为紧缩开支，尝征军官俸。继大德七年给内外官吏依例添支俸米后，大德八年，政府依例给诸翼军官支俸米。至大三年，又添军官俸，其中在朝军官按减去加五的办法将中统改支至元钞，等于增俸之三点三倍；外任军官将相当于原来的七成改支至元钞，等于增俸之三点五倍。皇庆二年，仁宗又重申了这一政策。随朝军官可能在延祐七年依俸折米。其后直至元朝末年都没有变化。
职田
北方外任民职官吏的职田是至元三年确定的，具体数额还难以肯定。至迟在至元二十一年，北方官吏的职田已如下表所示。由于至元三年至至元二十一年俸禄的调整从未提职田问题，因此，似乎可以认为，该表中反映的数额大多数在至元三年即已确定。江南地方官职田定于至元二十一年。当年，中书省据省咨定议：“官员职田，江淮闽广，地土不同，合依中原迁转官例，每俸钞五贯给公田一顷。都省议得比及通行定夺以来，比附腹里官吏职田体例，于无违碍系官荒闲地内减半拨付。”据《至顺镇江志》所载镇江府官吏至顺年间职田数，可知官吏实得职田与上述规定基本接近，并且，南北官吏职田除至大二年“拘田支米”旋即恢复外，其数额到元末都没有变化。由于元代钞币贬值情况十分严重，职田租入成为地方官相对稳定的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