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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华人
    巴拿马像一颗明珠镶嵌在中美洲地峡,被称为连接南北美洲的桥梁、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黄金通道。
  一、巴拿马华侨的人数、来源地与分布图
  巴拿马全国人口为311.62万(截止2003年12月31日),其中白人(blanco)占11%;黑人(negro)占13%;印地安人(indigena)占5.3%;华人(chino)占5%;印地安人与欧洲人混血人(mestizo)占63.7%;另有少量犹太人(judio)、欧洲人与黑人混血人(mulato)和黑人与印地安人混血人(zambo)。
  那么,这5%的华人是怎么来到巴拿马的呢?
  移居巴拿马的华侨人数有五个高峰。
  第一个高峰是美国人修建巴拿马铁路时期,来巴拿马的华人大约有两万。
  1850年,由美国业主从加利福尼亚州招募来巴拿马的华工约1000人。
  1852年至1856年,从中国大陆广东和福建省招募华工,经香港或澳门来到巴拿马的华工约两万人。这些华工除按契约修建铁路的一部分人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散居到全国各地独立谋生。
  当时巴拿马全境总人口为128897人,纯华人总数占当地人口总数的16%左右。
  从中国大陆来的华工经过三个月的海上苦难之后,到达巴拿马湾,先到Taboga岛登陆,再转到巴拿马城小住,然后集体到Gamboa镇和Gorgona镇之后的Mat-achin镇常住,开始参与铁路的西半段工程的施工。
  华人抵达巴拿马的情况在书籍和报刊上有一些记载:
  1850年即有船只从中国大陆运送华工到巴拿马,死亡率高达24%(原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
  1852年美国从中国招募300人来巴拿马当劳工,因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和传染病,有72人在途中死亡,到达巴拿马时只剩下228人(根据英国政府史料记载)。
  1853年425名中国人被招募到巴拿马当劳工,途中死亡96人,到达巴拿马时只剩329人(原载马士撰写《中国帝国对外关系史》)。
  1853年另一条船运800名华工来到巴拿马(原载陈翰笙主编《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1853年巴拿马铁路公司招工代理用一条只能装450人的船装进700名华工(原载马士撰写《中国帝国对外关系史》)。
  1854年4月1日,《巴拿马明星报》第二版刊登华工抵达巴拿马的消息:“‘海巫’号帆船船长G.W.Francer和Dorrance医生运载705名华工从汕头出发,经过61天的航行,于3月1日中午抵达港岸。‘海巫’号此行顺利,船程中仅11名华工死亡,安全抵达巴拿马港口的有694人,其中4人伤残,全部是男性华工,看来身体状况良好。”
  自1849年至1854年,运送到巴拿马修建铁路的华工达4000人(原载陈翰笙主编《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关于“Matachin”镇名,人们普遍认为是由于华工在此地集体自杀或自杀人数太多事件而得名的“Mat-achino”一词的缩写。
  历史学家Duval Miles Jr.考证了Matachin是“Mata”-“Chino”缩写的说法。他指出,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1907年12月25日学报上刊登的G.W.Devis撰写的《运河记录》一文中写到,在《山在移动》一书中,Matachin镇名已经出现在1678年发表的地图之上。就是说,华工到达Matachin镇172年之前,此镇已经叫作马塔钦镇了,其名字实际上与华工自杀无关。Matachin原为非洲一种古老舞蹈的名称。镇名可能与华人到达之前的早期贩卖黑人有关。
  第二个高峰是巴拿马作为去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中转站时期,滞留在巴拿马的华人约有两万人。据陈泽惠《十九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第177页记载,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中转过程中留在巴拿马的华工多达25000人。
  第三个高峰是法国修运河时期的5000人。据清廷《外务部档》光绪十四年出使美、西、秘大臣张荫恒的奏折称,“(1888年)广东客民赴役(指华工参加开河工程)者两千人”。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出使美、秘、古、墨大臣梁诚致农工商部函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法国公司)又陆续运去几千名华工开凿巴拿马运河”。
  可见法国人开凿运河期间,使用华工人数应在5000人左右。
  第四个高峰是美国人修运河时期的约5000人。据《清季外交史料》第178页记载,二十世纪初,美国继续“该处开河,华民众多”。据清廷《外务部档》记载,1906年美国所属巴拿马运河局从南洋文厘拿埠首批运进2500名华工开河。据美国留学生林葆恒等致清廷外务部禀呈,(美国于1906年)派其代理周超、汤辅民等到中国直接招募华工。
  根据巴拿马官方公布,在美国人开凿运河期间,华工总人数不会超过5000。
  第五个高峰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合法来到巴拿马的有两万人。
  第一代华人是铁路工程施工之时或竣工之后定居在巴拿马的华人。第二代华人是巴拿马作为中国大陆和拉美国家的中转站时留居在巴拿马的华人。这两代华人是巴拿马华人的基础和主体,开凿运河的两个时期移民并不太多。当年来巴拿马当华工的人95%以上来自中国大陆广东省,他们签订合同之后先去香港或澳门,再乘船渡过太平洋来到巴拿马。
  据巴拿马官方人士的习惯说法,华人人数占巴拿马全国总人口约5%,即15万。据巴拿马移民局于2004年公布的数字,带有中国姓的巴拿马华人占全国人口的10%,即30万。但在巴拿马历史上的居民登记过程中,由于官僚们对中国人姓和名的无知及种族歧视,不少中国人丢失了中国姓,只剩下了甚至连自己都不知的部分中国血统。谭坚先生在《巴拿马华侨150年移民史》一书写道:“35%的(巴拿马)人口可以在他们的家族谱系中找到中国人的血缘”。巴拿马前总统吉列尔莫·达拉先生与本文作者交谈时强调华侨和华人人数约占人口总数的30%,并声明,“我说这话与我夫人安娜·梅·冯是中国人无关”。
  这15万华人指的是其相貌特征是中国人的华人,不包括已经与当地印第安人、白人、黑人和其他种人混血的华裔。若从1850年算起,混血之后再混血,传到第四代之后,已经看不出有中国人的相貌特征了。
  从事修路开河的华工的劳动和生活范围主要在铁路沿线或运河沿线的村镇之中。随着工程进展与结束,华人逐渐向逐步繁荣的巴拿马城和科隆市两地集中。巴拿马城始终是华人定居人数的龙头老大,但科隆市华人数不比巴拿马城少多少。1885年3月31日,一场大火和几乎同时发生的一场暴动使科隆市华侨财产严重受损。于是部分华侨从头开始创业,部分华侨则转战到正在开垦香蕉业的牛口省。居住在巴拿马城的华人有的移居内陆,如贝诺诺美镇进行发展。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来,巴拿马的新侨大部分在原居住地上扩展;二十一世纪,几乎巴拿马的每一个省都有华人的身影。
  若华人总数按15万计,这15万人中约10万为广东省花县人,3万为广东省恩平、开平、台山、新会等四县人,1万为中山县人,其余来自清运、从化、鹤山、赤溪、顺德、番禺、南海、三水等地区。所以,旅居巴拿马的侨胞大都讲广东话。七十年代以后,一些来自中国其他地区如浙江、福建、辽宁、北京、湖南、山东、河北和河南的民营企业家在巴拿马扎根,华人聚会时讲普通话的人多了起来。广东侨胞除自己努力学讲普通话之外,还教育子女学讲普通话。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港湾建设集团总公司、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中国深圳中兴电讯公司等大型国有企业都向巴拿马派驻常设机构,派来的业务人员均为各大公司精英,都具有高学历。100多位公派人员的到来不仅对巴拿马华人成份有所影响,而且使在公共场合中讲普通话的人更多了。
  二、巴拿马华侨的经济状况
  华人自1850年抵达巴拿马之后,绝大部分参加修铁路工程。根据劳工合同,每个月工资为25美元,被公司扣除伙食费、日用杂费和归还从中国到巴拿马的船费之后,实际上可以领取4到8个美元。这些农工或非专业壮工稍有积蓄便转向商业领域,凭借绝顶聪明的头脑和日夜辛苦劳动,先做点小本生意,摆个小摊,跑个外卖,沿路兜售,而后拥有固定的地点,便办起食品店、水果店、杂品店,地点先是铁路沿线的小镇,随后向铁路沿线两侧和两端的人聚处发展。经营方式从摆摊、跑卖发展到批发。经营范围扩大到洗衣店、五金店甚至小型制造业。也有部分华人一到巴拿马就涉足铁路工程以外的经济活动,凭借不知疲倦的努力,先给别人打工,后办自己的生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据张荫恒著《三洲日记》记载,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巴拿马)仰望龙旗招展,则华人酒楼也,车经开河之地,畚锤未缀,华人沿街列肆,卖食物,不一而足。”
  华人抵达巴拿马不到30年,一些华人不仅在经济上站稳脚跟,而且生意亦初具规模。巴拿马城的永和昌、华安、永利成、朱氏公司、三环公司等大商行已是全国有名的大型公司。例如,郑始发于1885年来到巴拿马,1903年接管父亲郑昆俊的生意,经营进出口业务,并在上海和香港开设郑氏分公司,担任首届中国商会主席,被公认为当时侨界首富,其威望之高,以至于被中国政府任命为巴拿马商务代表。
  1909年7月25日,出使美国、墨西哥、秘鲁和古巴的大臣伍廷芳于11月15日顺道考察巴拿马华商情形的奏折中称,“(二十世纪初)华侨在该埠(巴拿马城)贸易约三千人,商多工少,营业颇称发达”。
  1909年12月6日,清廷和硕亲王在关于拟设巴拿马总领事馆的奏折中称,“(在巴拿马)中国侨商数千,投资千万,几握其全国商务权之半”。
  1910年4月18日,中国驻巴拿马总领事欧阳庚致外务部呈参信中写道,“我华民商务之在巴国者,以巴京(巴拿马城)为最大,次则个啷埠(科隆市)。由巴京至个啷埠开河一带,火车所经共华里一百四十余地,华民店铺约300家,零星散处各埠者亦不下百十家,约共3000余人”。
  根据《巴拿马·共和国百年》一书记载,1908年,巴拿马城商业活动的82%被外国人经营,其中零售业的79%被中国人控制。这一统计说明在90多年以前,华人就掌握了巴拿马商品零售的大半个天下,也说明华人凭借自己的刻苦耐劳和百折不挠的精神,既在巴拿马稳定地生活着,又给巴拿马经济增添了活力,不少华人成了商界杰出人士。
  华人抵达巴拿马一百年之后,即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其后代已经不只是劳工、农工或零售商了。随着自我经济发展和受教育水平提高,华人开始涉足巴拿马经济的所有领域,如金融业、房地产业、建筑业、餐饮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进出口贸易、旅游业、环保业等,几乎在各个行业都有顶尖人物出现。
  华人在事业有成之后考虑回报社会。始于1998年的中华总会电力通慈善捐款,每年均在6万美元之上,受到巴拿马社会各界好评。2005年度捐款高达10万美元,其中黄国贤先生一人独捐4万美元,花县同乡会捐款2万美元,中山同乡会捐款5000美元,华人爱居住国之心光芒四射。(
三、华人对巴拿马的贡献
  华人不仅参与巴拿马铁路修建、巴拿马香蕉园开垦、巴拿马运河开凿等经济活动,而且在与巴拿马人民和睦相处150多年的过程中,融入到巴拿马民族独立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华人一方面参与开凿运河工程,另一方面还为巴拿马人民收回运河主权而积极奋斗。1903年巴拿马运河条约(即《海一布诺·瓦里亚条约》)对巴拿马是不公平的,巴拿马一直要求给予修改。1968年10月,奥马尔·托里霍斯中校明确提出美国从运河撤军问题。经过努力,托里霍斯与卡特于1977年9月7日签订了新巴拿马运河条约。它废除了1903年运河条约,规定1999年12月31日条约期满后,美国撤离全部军队,巴拿马收回包括防务和管理权的全部主权。
  在上述过程中,除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全力支援巴拿马正义事业之外,巴拿马华人坚决站在巴拿马人民一边,与巴拿马人民同喜同忧。1977年8月19日,《托里霍斯—卡特运河协定》签署之后,华人社团首先登报发表声明公开支援巴拿马政府,起草这个声明的是著名侨领陈奉天、谭坚和Edgar Barahonra Chang,这充分说明华人早已把巴拿马人民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
  (一)在政治方面,华人和华商逐步由经济基层领域进入政治高层
  在政府系统担任要职的有:
  安东尼奥·塔克(1970-1975年任外长)
  潘清(1975-1978年任国家文化局长)
  李诗雅(1984年任住宅部长)
  莫新度(1978年任公共工程部长)
  李智明(1985-1988年任劳工部长)
  爱德华多·里特尔(1988-1989年、1998-1999年任外长,2004年任总统外事顾问)
  莱昂纳多·甘(1989年任外长,2004年任驻华代表)
  伊沃内·杨(1999-2004年任总统府部长)
  郑道华(1989年任移民局长,1991年任总审计长)
  刘玉珍(1990年任巴拿马市副市长)
  此外,在议会、司法系统等部门都有许多华人担任要职。因篇幅所限在此不一一列举。
  (二)在教育方面,侨界对巴拿马贡献了不少杰出人才
  Rubén Oro于1940年毕业于巴拿马大学,获医学学士学位。他创立了巴拿马大学毕业生联谊会,联谊会对大学生进入社会之后的相互沟通发挥了巨大作用。朱煜全于1942年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医学专业,是毕业于该专业的第一个中国人。他于1952年进行了巴拿马第一例RH非溶性输血手术,而后进行巴拿马第一例高血压脾门庭手术。1963年完成巴拿马第一例肝切除手术。钟震邦于五十年代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化学工程系。江丽韵获巴拿马国际牛津学校2002年度第一名,现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攻读商务专业。华人陈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学生)于2003年10月荣获国际电器电子工程师学会的“全球电脑专业优秀学生奖”。
  成立于1986年8月26日的中山学校现有学生1721名,为教授汉语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学习汉语的巴拿马人越来越多,除巴拿马城的中山学校、科隆市教会中文学校和巴拿马华人工商总会中文学校之外,巴拿马大学开设了中文班,王鸽平教授是中国政府派到巴拿马教授汉语的第一人。
  (三)在弘扬祖国传统医学方面,不少名大夫做出了贡献
  许多华人中医大夫不仅医技高超,而且待人和蔼,深受巴拿马社会各界人士的欢迎。其中李玉明创办了“美洲医院”,游锦焕创办了“游锦焕医务中心”,谢永强创办了“欧米茄诊所”。
  (四)在文化方面,华人的贡献显而易见
  在文学、体育、音乐、舞蹈、选美、绘画、新闻出版、餐饮方面华侨华人在当地也都有出色表现。如华裔卡洛斯·弗朗西斯科·张马林是巴拿马著名诗人,他的诗作使他在全社会有较高的知名度。
  在传统节日方面,华人与当地人一起过圣诞节和狂欢节,而当地人则与华人一起过春节,共同参加贴春联、挂红灯笼、放鞭炮、拜年和春宴等节庆活动。巴拿马第一副总统阿图罗·巴利亚里诺(1999-2004年)曾多次出席花县同乡会的春宴,巴拿马市市长不止一次到中华总会向全体华人拜年。
  另外,1963年成立的华人组织——中华妇女会首次举办“青春少女舞会”,给巴拿马中产阶级家庭提供了接触和认识华裔少女的极好机会,该活动每年一次,深受巴拿马青年的欢迎。
  巴拿马妇女在节日常用的头饰——震翅,据民俗学家Edgardo De Leon研究认为,是来自遥远的中国。从中国戏剧演员常用的头饰形状和特点来看,他的结论是正确的。
  四、侨胞对祖国的贡献
  巴拿马华人与世界各国华人一样,虽然运离祖(籍)国大陆,但始终不忘祖(籍)国,并且以实际行动全力支援祖(籍)国的正义事业,为维护祖(籍)国领土和主权完整而倾其所有,尽心尽力。
  中国革命党人为推翻满清王朝和建立中华民国,百折不挠地组织了十多次武装起义。为了铭记革命者,在广州黄花岗修造烈士墓,建造者向海外征集资金和签名,当时墓地上有300多块碑石永远记载着华人社团的名称,其中有三块由巴拿马城、科隆市和牛口省华人捐资。广东省花县刘连成先生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军队,英勇作战,不幸负伤。1924年来到巴拿马,仍不忘祖国,他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而创建中国学校,为保护侨胞利益而组织中华总会,他的义举永为后人纪念。
  抗日战争期间,不少华侨以天下为己任,尽匹夫守土之责,或回到祖国亲赴抗日前线,浴血杀敌;或报名参加美军,拿起武器在不同战线上抗击法西斯军队。现仍健在的陈昆庆、古华康、蔡斯达和黄国贤四位先生就是当年巴拿马华侨的榜样。巴拿马城与科隆市的华人社团组织各种活动支援中国政府反击日本帝国主义。例如组织话剧社宣传抗战形势,募捐资金送达中国政府;抗战期间,巴拿马华侨先后捐资总额约55万美元(其中中山华侨陈吉润一人捐助16.5万美元),这笔款项有力支援了祖国的抗日战争。冯荫初先生和卢湛涛先生在集资活动中发挥了中坚作用。抗战胜利之后,中国的敦睦舰队访问巴拿马,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
  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巴拿马侨胞的爱国心更加强烈,不仅加强了与祖国的经济贸易联系,而且一如既往地进行爱国爱乡之举。许多侨领为家乡慷慨捐钱捐物,牛口省中山同乡会老侨邹文桂先生截至2005年已为家乡捐资35万美元,其拳拳爱国情意可见一斑。花县侨胞在支援家乡建设方面尤为踊跃,于1992年为狮岭镇新庄村学校捐款6万美元,于1995年为花山镇儒林村学校捐款32万美元,于2001年为紫西村修路捐款7万美元,为红群村修路捐款13万美元(其中刘汶辉兄弟俩捐款6万美元),于2001-2003年为花县修水泥道路捐款20万美元。刘汶辉先生为巴拿马中国公园纪念碑捐资1万美元。人和会馆为中国公园捐资2万美元。邱文峰先生为家乡中小学捐资5000美元,为邓小平家乡华侨林捐资3500美元,为中国公园龙凤亭捐资1万美元。黄伟文先生为邓小平家乡华侨林捐资3500美元。祖籍花县、中山、古冈州、赤溪、鹤山、清从等地区的华人几乎都为家乡建设捐过资。
  巴拿马侨社还传颂着一个关于“五星红旗”的故事。1972年,巴拿马政府(托里霍斯将军时期)邀请当时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先生及夫人访问巴拿马。这个消息即日轰动了巴拿马侨社。张新曲(花都人)、古华康、郑治国(中山人)、蔡斯达、劳汝耀等数十名侨胞组织起来缝制了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到机场欢迎黄华大使。这是在巴拿马土地上有史以来第一次飘扬五星红旗。
  1997年,黎焕欣、郑仪、周健、冯振康、殷玉富、方惠钿等四邑侨胞在办事处首任代表居一杰的支援之下,成立了四邑华侨联谊会,联谊会在会馆里庄严地悬挂上五星红旗。这是巴拿马华侨社团第一次悬挂五星红旗。
  1999年7月,钟震邦、罗金荣、黎焕欣、张德南、钟耀强、周健、张德泉等人发起并成立华人工商总会。总会在爱国爱乡方面旗帜鲜明,并做了大量工作。
  在促进中国统一方面,巴拿马华人不甘人后。钟月钧先生勇挑大梁,在2000年12月成立的中南美洲华侨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会任会长(兼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在他领导下,促统会开展一系列反“台独”活动,而且多次自费出国参加各大洲促统会举行的会议,展现了爱国侨胞的积极形象,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成立于2001年1月8日的巴拿马促统会不仅组团回国观光,而且组团出国开会。周健秘书长立场坚定,文思敏捷,常为促统会代笔撰写佳文,忠实表达爱国侨胞的心声,曾被第九届全国政协会议邀请作为海外代表列席。
  巴拿马侨界郭伟明先生人老心红,他多次参加奥运会和美洲运动会并担任举重国际裁判。2005年度组织侨胞集资21300美元捐给2008年北京奥运会共建游泳中心,受到北京市侨办的称赞。郭老廉洁奉公,诚信很高,是侨胞们信得过的好管家,多次回国参加国庆观礼。诗人作家郑仪先生满怀爱国爱乡之情,活跃在多个侨社之间,勇做弄潮儿,一身正气在文学艺术创作之中有所展现。章辞修先生服务侨社多年,任中华总会会长期间首倡电力通慈善捐款,效果很好。章老先生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2005年6月应国务院侨办的邀请,带领中美洲六国中华总会会长访问北京、上海、广州,对推动未建交国的传统侨社与国内的沟通和了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古华康先生忠心永在,以爱国爱乡而著称,肯于出钱出力,组团回国观光,乐此不疲,在中山同乡会中享有威望。罗金荣先生近来身体欠佳,但仍一如既往参加侨团活动,他时时关注着大陆的变化并热心于华商回国观光活动,精神可嘉。郑治国先生精通广东话、普通话、西班牙语和英语,热情接待来访中国代表团并常常当译员。他在话剧中扮演的老爷爷形象生动逼真。黎寿佐先生为家乡做了许多好事并常为侨胞排忧解难,向来带头出钱出力。罗银洲先生热心公益活动,不追利不为名,不出风头,形象颇佳,深受侨胞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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