芗城区华侨出国概况

一、唐、宋、元时期出国

唐朝是历史上繁荣强盛的朝代，随着海上交通、对外贸易和中外政治、文化交流的发展，已有少数龙溪县人移居东南亚及日本诸岛的港口，从事商业或手工业。唐代佛教盛行，中外佛事往来频繁。这些商贾和僧人中，个别因故滞留当地，成为华侨的先驱者。唐乾符五年(878年)，黄巢起义军攻入福州，途经泉州转广州时，曾率部驻扎在九龙江畔，当时有不少龙溪县籍农民投奔到黄巢起义军中，跟唐兵在万松关交战失利，一部分起义军将士下海谋生，不少龙溪县城籍的士兵也随同前往南洋。当时社会动荡、民心不安，有一些人因避战乱纷纷乘船往印尼、菲律宾等国，在那里扎根，繁衍子孙。

宋朝，各业兴盛，促进航海业的发展，东南沿海主要口岸增设掌管对外贸易的市舶司，龙溪县城一带到南洋经商的人增多。

宋末元初，文天祥曾在漳州一带收集旧部残军，抗击元军，失败后，军士逃避南洋，大都侨居占城(今越南)、爪哇、苏门答腊等地。元世祖忽必烈屡次远征爪哇、安南、缅甸、暹罗等东南亚国家。当时被招募为远征军的龙溪县城人，有的滞居南洋各地。

元朝统治时，龙溪县城人民的起义较为频繁，每次起义失败后，有一部分人乘船逃往南洋，在那里定居。

二、明、清时期出国

明朝是邑人往返海内外最为频繁的时期。明初，闽南沿海因长期战乱，生产遭到破坏，人民贫困，明太祖朱元璋为了肃清元朝残敌，防止他们借助海外势力卷土重来，于洪武四年(1371年)实行“海禁”，限制对外贸易，禁止私商出海。但“海者，闽人田也”。虽“有禁洋之名，未能尽禁洋之实”。许多人还是私自出海谋生。

郑和七次出使远航所带的随从大部分为漳、泉、潮一带的人民，有些人落籍东南亚。到明永乐三年(1405年)后，在印尼、星马和菲律宾一带已形成村庄聚居，繁衍生息。随郑和出使的马欢在《瀛涯胜览》中谈到，“杜板”番名赌班，地名也。此处约千余家，其间多有中国广东及龙溪县城人流居此地。“旧港”，即古名三佛齐国是也，属爪哇国所辖，国人多数是广东、漳、泉人逃居此地。成化七年(1471年)，龙溪县海商邱弘敏等私下“通番”，航行到马六甲，后常有航船到南洋各地。成化年间，漳州月港(今海澄)崛起，成为“闽南通番”的集散地。“四方异客皆集月港，漳、泉商民贩东、西二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皆然”，“吕宋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先是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至者万人，往往久居而不返，至长子孙”。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吕宋的闽粤商贩达数万人，其中漳州的龙溪海商占十之八。日本也是月港商船经常抵达的国家。由于倭患，明朝严禁民间与日本通商，但私商“率多潜往”。据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伊里狄所绘的满剌加(马六甲)城市图，在满剌加河西北，志有中国村、漳州门及中国溪等地名。在马六甲的三保山，至今还保留着祖籍龙溪县的甲必丹郑芳扬等侨商倡建的用于祭祖的青云寺和青云亭碑记等。

明天启二年(1622年)，荷兰殖民者侵占澎湖列岛后，封锁九龙江口，横行台湾海峡，抢劫漳州海商的船货，百般阻挠月港的海上贸易交通。闽南沿海出现拥有海上武装的私商集团，他们“市通则转寇为商，市禁则转商为寇”。广大农民、小手工业者，迫于海禁，生计断绝，就“千百为群”入海归附那些“亦商亦寇”的私商海上武装集团，以后就流落南洋群岛定居成为华侨。

清初，郑成功起兵抗清。龙溪县境内是郑成功部队与清军抗争的战场，清政府为了切断郑与东南沿海的联系，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宣布“海禁”。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政府实行“迁界”政策，“强令沿海居民迁离海岸20至50里的内陆。福、兴、漳、泉四府，划为界外之地的多至25904顷，膏腴弃为荒地，庐舍沦为废圩。沿海群众深受其害，不少漳城人流离颠沛，有100余人被迫逃亡海外。由于人民不断反抗，到了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清政府不得不放松“海禁”，龙溪县城人民出洋者又增多。

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至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巴达维亚(雅加达)城内已有华侨8万人。这些华侨多数是漳、泉一带的农民、小商贩和手工业者，在当地种植水稻、种蔗榨糖，开办酿酒作坊，成为开发当地经济的主要力量。清乾隆五年(1740年)十月，荷印殖民者制造“红溪惨案”，巴城上万名华侨死于无辜，“巴城缺少华侨，市民因粮食和工业产品的缺乏而遭受极大的痛苦，东印度公司也蒙受很大的经济损失”。不几年，荷印殖民当局重新招徕华侨，去那里经商和定居。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中国逐渐沦为半、半封建社会，龙溪县社会经济凋敝，劳动人民大量出洋到东南亚及美洲当“契约华工”。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英国在厦门开设“大德记卖人行”和“和记洋行”。道光三十年(1850年)，西班牙又在厦门开设“瑞记洋行”。厦门一时成为西方各国贩卖契约华工最猖獗的口岸。漳州一带被拐卖当“苦力”的就有6万余人。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七月，爆发“小刀会”起义，领导人多半是归侨。咸丰八年(1858年)起义失败后，不少人潜往南洋各地栖身。清末太平天国起义，深得漳泉人民的支持。太平天国失败后，侍王李世贤曾带领一支部队驻扎龙溪县，坚持斗争。不少龙溪县人也参加这支太平军。后来起义军被打败，许多漳籍的士兵纷纷逃往南洋避难，成为华侨。

三、民国时期出国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困苦，漳州许多青年因“避土匪、逃壮丁”，被迫离乡背井，远渡重洋，到海外谋生。分布范围也已超出亚洲，扩展到世界各地。

民国30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先后占领香港和东南亚各地，厦、漳、泉沿海海上交通受阻，不再有移民出国，相反却有不少在东南亚惨遭战火洗劫的华侨从陆路辗转回国避难。当时由缅甸逃难回到漳城的华侨就有1000多人。抗日战争胜利后，大批归侨申请返回侨居国。民国35年不少龙溪县人被迫出国谋生。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漳城人除了正常的夫妻团聚，或者继承财产者外，较少往外定居。

为了适应侨居国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东南亚的漳城华侨大部分加入当地国籍。不少赴欧美留学的华侨、华人子女和移居台湾的漳城人，在学成后便留居当地就业，并加入当地国籍。

“文化大革命”时期，归侨、侨眷害怕受“海外关系”连累，很少有人敢申请出国探亲或定居。1971年6月18日，国务院颁布《关于华侨、侨眷出入境审批工作的规定》，1972年以后，漳州获准出国或去港澳的归侨、侨眷人数有所增加。1978年，国务院批准执行《关于放宽和改进华侨、侨眷出境审批的意见》，凡申请出国理由正当，只要前往国家允许入境，一般都从宽掌握，给予方便。故申请出国的漳州城归侨、侨眷人数明显增加。但除少数人得以赴菲律宾、美国、加拿大定居外，要求前往东南亚的大多数滞留港澳。

漳州实行对外开放后，政府进一步放宽公民因私事出国的限制，简化审批手续。区内有一部分在国外有亲属的公民申请出国探亲、团聚、定居，也有不少申请到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自费留学的学生，毕业后留在当地谋职。1990年—1995年出国定居490人，自费留学88人，出国受聘的有147人，出国探亲4033人。

1995年芗城籍华侨、华人、归侨、侨眷情况表

单位：人、%

区　名

华侨、华人

归侨、侨眷

数　量

总人口比例

归侨人数

侨眷人数

合计人数

占总人口比例

芗城区

33096

9.2

4712

36381

41093

11.47

历史上，芗城籍华侨出洋谋生，其眷属多数留在家乡。华侨在外勤俭所得，汇回家乡赡养亲人和建家置业。由此，华侨对侨汇收入、物质消费、家乡建设等方面均产生很大影响。聚居家眷较多的地方，便形成侨乡。

芗城区所属的5个街道办事处和4个乡镇中，归侨、侨眷(包括华人眷属，下同)有41093人，占全区人口总数的11.47%。他们在侨乡的分布以市区居多，1995年，巷口街道办事处有归侨、侨眷687户、4809人；东铺头街道办事处的归侨、侨眷有694户、4858人，西洋坪村有10多户。郊区芝山、天宝镇仅占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