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邢晓雯
“要是我当时想多一点，就不会回去了。”回忆起自己六年来的经历，陈婉形容自己“像做了一场大梦”。
陈婉来自广东汕头市澄海区，一个观念传统的三线小城，中国著名的玩具生产基地之一。当年，她带着家族的骄傲和期待，考入“省城”广州的暨南大学新闻系。她从小被教育的奋斗目标就是高考要考出小城，到大城市扎根。
1998年，读大一的陈婉加入了一个“做好事”的学校社团，社团请来香港中文大学社工系的老师来给他们做工作坊，她第一次接触专业社工的辅导手法，第一次去粤北山区支教，社工老师和香港同学激烈地讨论的“直接给物资会给当地人带来依赖情绪”，完全打破了她对“做好事”的想象。
从那开始，她萌生出一个想法，要把这些公益理念带回信息闭塞的家乡。毕业之后，她遵循家里的期望，去了北京一家商业公司工作，一做就是三年。这三年里，她和香港、广州的社工老师仍保持联系。
2006年，在公益圈内朋友的推荐下，她偶然申请到了澳门的一个基金会支持社区教育的一笔钱，这笔钱足够供她回家乡工作两三年，她想，“反正还年轻，不怕折腾。”
她回到家乡澄海，找到一个村子里的小学，对校长说：“我想帮你们做一个英语兴趣班，不要钱。”一个重点大学高材生居然跑来村小学做“志愿者”，村里人都想看看她能折腾出什么名堂。她每周开一门英语兴趣班的课，在上英语课中，把在公益圈内学到的“赋能”手法运用进去，教学生自我表达、为人处事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最终想在当地建起一个青少年的成长陪伴机构。
她本以为两三年可以做完这个项目，没想到一做就是六年。
“你没办法跟人家解释你在做什么。”这是一段异常清苦孤独的时光。“同龄人都开始生小孩了，没人听你谈理想。好不容易鼓起勇气与人谈，也没有人听进去”。
有一段时间，她除了上课，基本不怎么跟人说话，买了很多书回家晚上自己看。有时候晚上就跟在广州和北京的朋友聊天，一聊就几个小时。她常常来广州参加培训，学习工作方法。每次培训都让她“满打鸡血”地回去，觉得未来有无限可能。但一回到那个环境去，马上更加失落了。“这里的土壤还这么硬，只有我自己一个人，根本做不了培训课上提到的那些‘建立网络’、‘影响他人’。”
到后来，她甚至有点怕去广州了。第三年，她终于在当地找到了助手，注册成立了“澄海乐生源教育研习机构”，还是以英语培训的形式，通过一系列项目来帮助青少年的发展能力，服务社区，目的是推动澄海地区的和谐发展。同时，她发起了澄海第一家民间公益机构“澄海阳光志愿社”。
今年是陈婉返乡的第六年。8月份，她回到广州，决定先短暂“离乡”，助手已经可以独当一面，而她需要继续当“搬运工”，来广州继续“取经”，引燃家乡的公益火苗。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下了一个论断：“中国的返乡将会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形成一个高潮”。在她看来，农村的各种社会问题现在已经基本“见底”，见底后便会翻盘。与中国历史上数次由知识分子引发的返乡潮不同，杨团认为，新乡村运动中返乡主体会是生与斯长于斯的第一代农民工。
未来五到十年中国将形成一个返乡潮是基于什么判断？
我做这个判断首先是因为中国农村的问题基本到底了，任何事情都是见底之后才会上翻。农村大量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目前农村人口的社会结构造成农村的衰落是必然的。农村现有的生产力跟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脱节，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象。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的发展是以农村发达为前提的，政府也用各种政策推动“三农”问题解决，没起到多大效果。农村还是在下滑，整个农村形势要改观，这是其一；其二是基于农民工打工的意愿和走向判断，城市挣钱越来越难，回农村的意愿正在加强。
你认为哪些人群会构成返乡潮的主体？
第一类是最早出来打工的农民工，大部分已经40多岁，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想离开城市的。这一代人对土地的感情，对农村的道德意识感和文化传统比较深厚，现在也过了黄金年龄，农村还是可以养老的地方。在城市挣钱越来越难，体力也在下降，他们回农村的意愿是在加强的。
第二类是以年轻人为主体，他们觉得农业是可以展示自己才干和创意推动的行业，他们的乡建通常比较创新。
第三类是功成身退的人，他们的年纪在40-50岁之间，在市场经济前三十年拼搏中积累了财产，以愉悦身心为目的做有机产业等，其中不少人聚集在上海，已成为上海的新农民，帮助农民卖农产品，在农村租地盖房子，自己干农业。他们的出发点是换位生活，把农业看做娱乐愉悦身心的生活方式。
第四种力量是组织化的NGO，比如小毛驴农场、农禾之家，还有乐施会、宣明会、爱德基金会这样的涉农NGO，从不同维度关注农村问题。
在这四类人群中，你认为哪一种会成为当下乡建的中坚力量？
一定要把重点放在第一种人身上，他们的返乡会带动农村经济、文化、社会力量的回升。他们在城市二十余年，耳濡目染社会发展，也产生了一些企业家，成为农村骨干的可能性概率最大。针对愿意回乡的农民工，应该免费给他们做返乡培训，政府适度给予开门政策，比如他们愿意办合作社，就应该给予支持和培训。其实，返乡群体大部分都不是大学生，农民工返乡创业成功概率比大学生高很多。
近些年来，媒体和公众都注意到青年人返乡，他们为乡村带来了创新，你如何看？
青年人跟商业的结合比较紧密，大多数人在农村寻找商机。农业本身具有公益性，农产品健康、农村生态保护涉及公共利益。想依靠农村赚大钱不太可能，尽管他们中有一部分是私人企业，也会逐渐安于利润不太高但自我逐渐得到满足的状态。青年返乡也多出于对自身生活状态追求，实质是在开发农业小企业。我觉得最好拉一个圈子，让他们搭建线上线下共同合作的平台。他们也会出现两种分化：一条路是走向大资本，另一种会形成小而美的商业模式生存下来。另外，我要奉劝年轻的大学生不要一上来就创业，最好方式是进入农村合作组织，通过一定时期的培养锻炼再创业，真正创业成功的人是少数。
你如何看待NGO在乡建中的作用？
前三种力量都是以人为主的，第四种NGO的力量是组织化的。对于这类组织也应该给于支持，但他们的问题能否推动新农村发展，还是仅仅圈块地做农场？他们像小毛驴农场、欣耕工坊这类NGO现在与社区脱离比较大，社会企业养活自己挺难的，需要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再支持别人，我们不能过于苛求他们，但他们也应思考如何在恢复和重建农村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你认为乡建会成为一种社会运动么？
政策合法化乡建就会发展快一些，但无论如何都肯定会成为社会运动。现在来看第三种人群已经成为一股潮流，最典型的是上海，这与上海地方的海派文化和开放程度有关。不过上海的乡建潮仍然不在农村，还是在近郊区和江浙一带。
当下，倡导乡建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中国只有农民问题基本解决，才能有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只要农村问题不解决，快速增长的GDP最后都得倒贴回去，还要形成高度悬殊的两极分化。乡建的核心价值是重建和恢复农村，让农村就地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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