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邢晓雯
“要是我当时想多一点,就不会回去了。”回忆起自己六年来的经历,陈婉形容自己“像做了一场大梦”。
陈婉来自广东汕头市澄海区,一个观念传统的三线小城,中国著名的玩具生产基地之一。当年,她带着家族的骄傲和期待,考入“省城”广州的暨南大学新闻系。她从小被教育的奋斗目标就是高考要考出小城,到大城市扎根。
1998年,读大一的陈婉加入了一个“做好事”的学校社团,社团请来香港中文大学社工系的老师来给他们做工作坊,她第一次接触专业社工的辅导手法,第一次去粤北山区支教,社工老师和香港同学激烈地讨论的“直接给物资会给当地人带来依赖情绪”,完全打破了她对“做好事”的想象。
从那开始,她萌生出一个想法,要把这些公益理念带回信息闭塞的家乡。毕业之后,她遵循家里的期望,去了北京一家商业公司工作,一做就是三年。这三年里,她和香港、广州的社工老师仍保持联系。
2006年,在公益圈内朋友的推荐下,她偶然申请到了澳门的一个基金会支持社区教育的一笔钱,这笔钱足够供她回家乡工作两三年,她想,“反正还年轻,不怕折腾。”
她回到家乡澄海,找到一个村子里的小学,对校长说:“我想帮你们做一个英语兴趣班,不要钱。”一个重点大学高材生居然跑来村小学做“志愿者”,村里人都想看看她能折腾出什么名堂。她每周开一门英语兴趣班的课,在上英语课中,把在公益圈内学到的“赋能”手法运用进去,教学生自我表达、为人处事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最终想在当地建起一个青少年的成长陪伴机构。
她本以为两三年可以做完这个项目,没想到一做就是六年。
“你没办法跟人家解释你在做什么。”这是一段异常清苦孤独的时光。“同龄人都开始生小孩了,没人听你谈理想。好不容易鼓起勇气与人谈,也没有人听进去”。
有一段时间,她除了上课,基本不怎么跟人说话,买了很多书回家晚上自己看。有时候晚上就跟在广州和北京的朋友聊天,一聊就几个小时。她常常来广州参加培训,学习工作方法。每次培训都让她“满打鸡血”地回去,觉得未来有无限可能。但一回到那个环境去,马上更加失落了。“这里的土壤还这么硬,只有我自己一个人,根本做不了培训课上提到的那些‘建立网络’、‘影响他人’。”
到后来,她甚至有点怕去广州了。第三年,她终于在当地找到了助手,注册成立了“澄海乐生源教育研习机构”,还是以英语培训的形式,通过一系列项目来帮助青少年的发展能力,服务社区,目的是推动澄海地区的和谐发展。同时,她发起了澄海第一家民间公益机构“澄海阳光志愿社”。
今年是陈婉返乡的第六年。8月份,她回到广州,决定先短暂“离乡”,助手已经可以独当一面,而她需要继续当“搬运工”,来广州继续“取经”,引燃家乡的公益火苗。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下了一个论断:“中国的返乡将会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形成一个高潮”。在她看来,农村的各种社会问题现在已经基本“见底”,见底后便会翻盘。与中国历史上数次由知识分子引发的返乡潮不同,杨团认为,新乡村运动中返乡主体会是生与斯长于斯的第一代农民工。
未来五到十年中国将形成一个返乡潮是基于什么判断?
我做这个判断首先是因为中国农村的问题基本到底了,任何事情都是见底之后才会上翻。农村大量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目前农村人口的社会结构造成农村的衰落是必然的。农村现有的生产力跟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脱节,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象。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的发展是以农村发达为前提的,政府也用各种政策推动“三农”问题解决,没起到多大效果。农村还是在下滑,整个农村形势要改观,这是其一;其二是基于农民工打工的意愿和走向判断,城市挣钱越来越难,回农村的意愿正在加强。
你认为哪些人群会构成返乡潮的主体?
第一类是最早出来打工的农民工,大部分已经40多岁,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想离开城市的。这一代人对土地的感情,对农村的道德意识感和文化传统比较深厚,现在也过了黄金年龄,农村还是可以养老的地方。在城市挣钱越来越难,体力也在下降,他们回农村的意愿是在加强的。
第二类是以年轻人为主体,他们觉得农业是可以展示自己才干和创意推动的行业,他们的乡建通常比较创新。
第三类是功成身退的人,他们的年纪在40-50岁之间,在市场经济前三十年拼搏中积累了财产,以愉悦身心为目的做有机产业等,其中不少人聚集在上海,已成为上海的新农民,帮助农民卖农产品,在农村租地盖房子,自己干农业。他们的出发点是换位生活,把农业看做娱乐愉悦身心的生活方式。
第四种力量是组织化的NGO,比如小毛驴农场、农禾之家,还有乐施会、宣明会、爱德基金会这样的涉农NGO,从不同维度关注农村问题。
在这四类人群中,你认为哪一种会成为当下乡建的中坚力量?
一定要把重点放在第一种人身上,他们的返乡会带动农村经济、文化、社会力量的回升。他们在城市二十余年,耳濡目染社会发展,也产生了一些企业家,成为农村骨干的可能性概率最大。针对愿意回乡的农民工,应该免费给他们做返乡培训,政府适度给予开门政策,比如他们愿意办合作社,就应该给予支持和培训。其实,返乡群体大部分都不是大学生,农民工返乡创业成功概率比大学生高很多。
近些年来,媒体和公众都注意到青年人返乡,他们为乡村带来了创新,你如何看?
青年人跟商业的结合比较紧密,大多数人在农村寻找商机。农业本身具有公益性,农产品健康、农村生态保护涉及公共利益。想依靠农村赚大钱不太可能,尽管他们中有一部分是私人企业,也会逐渐安于利润不太高但自我逐渐得到满足的状态。青年返乡也多出于对自身生活状态追求,实质是在开发农业小企业。我觉得最好拉一个圈子,让他们搭建线上线下共同合作的平台。他们也会出现两种分化:一条路是走向大资本,另一种会形成小而美的商业模式生存下来。另外,我要奉劝年轻的大学生不要一上来就创业,最好方式是进入农村合作组织,通过一定时期的培养锻炼再创业,真正创业成功的人是少数。
你如何看待NGO在乡建中的作用?
前三种力量都是以人为主的,第四种NGO的力量是组织化的。对于这类组织也应该给于支持,但他们的问题能否推动新农村发展,还是仅仅圈块地做农场?他们像小毛驴农场、欣耕工坊这类NGO现在与社区脱离比较大,社会企业养活自己挺难的,需要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再支持别人,我们不能过于苛求他们,但他们也应思考如何在恢复和重建农村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你认为乡建会成为一种社会运动么?
政策合法化乡建就会发展快一些,但无论如何都肯定会成为社会运动。现在来看第三种人群已经成为一股潮流,最典型的是上海,这与上海地方的海派文化和开放程度有关。不过上海的乡建潮仍然不在农村,还是在近郊区和江浙一带。
当下,倡导乡建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中国只有农民问题基本解决,才能有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只要农村问题不解决,快速增长的GDP最后都得倒贴回去,还要形成高度悬殊的两极分化。乡建的核心价值是重建和恢复农村,让农村就地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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