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父摄政王”与《太后下嫁诏书》的争论
对于“皇父摄政王”这个称呼引起的种种联想，学界早有争议。著名清史专家孟森的解释是：顺治帝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是为了表彰他的功劳，符合古人的“尚父”、“仲父”之意（比如周武王称姜尚为师尚父，秦王政称吕不韦为仲父——引者注），并不能说明孝庄下嫁给了多尔衮。
至于孝庄太后死后没有与丈夫合葬于昭陵，是因为无颜见先夫于地下、葬清东陵风水墙外是“罚”自己给子孙“看陵”的说法，孟森也不以为然。他认为，在清朝，皇后不与皇帝合葬者，“累代有之”，如顺治皇帝的第二位皇后孝惠章皇后就不与顺治合葬，而是另起孝东陵葬之；雍正皇帝也只有一位皇后与之合葬；嘉庆皇帝的第二位皇后也不与嘉庆合葬，而是别起昌西陵……在孝庄太后去世之前，已有孝端皇后同皇太极合葬于昭陵，所以不葬孝庄太后于昭陵也是非常正常的。
而类似于“太后下嫁”这样的朝廷大事，照例应当诏谕给藩属国的，然而孟森说自己遍查顺治初年的朝鲜《李朝实录》，也找不到有关“太后下嫁”的诏书，可见根本就没有“太后下嫁”这件事。
孟森先生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给多尔衮加尊号的事，在顺治五年之前就做过多次了。入关之后，多尔衮的称号一开始是“叔父摄政王”，没多久改为“皇叔父摄政王”。他的特殊待遇也是一加再加，从免去向皇帝跪拜，到与皇帝一起接受百官朝贺，可以说是“加无可加的富贵”。至于顺治五年十一月，“皇叔父摄政王”又被改为“皇父摄政王”，则透露出顺治和孝庄的一种无可奈何。因为在这一年的三月，多尔衮囚死了他的政敌、当初的皇位竞争者豪格，“两虎”变成了“一虎”。也就是说，用福临继位来维持平衡的时期已经结束了，大权独揽的多尔衮，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处于权利中心的孝庄不能不有所警惕。为了缓冲迫在眉睫的危险，把“皇叔父”变为“皇父”，就成了一根救命稻草。即使看上去有点怪，毕竟比“皇叔父”又更亲近了一步，以求多尔衮看在“皇父”这一称号的份上，保住自己儿子的一条命（我的儿子即是你的儿子），但这并不能说明太后真的“下嫁”给了多尔衮。
然而，当孟森把自己的考证文章拿给好友胡适看的时候，胡适慎重其事地回信表示，孟森先生的考证文章“似仍未能完全证明（太后）无下嫁之事”，因为“皇父”之称究竟不能等同于“尚父”、“仲父”之称。
看来，在没有发现过硬的材料之前，谁也说服不了谁。
1947年1月28日，刘文兴发表了《清初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起居注跋》一文，披露其父刘启瑞在宣统初年发现了《太后下嫁诏书》：
清季宣统初元，内阁库垣圯，时家君（刘启瑞）方任阁读，奉朝命检库藏。既得顺治时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诏，摄政王致史可法、唐通、马科书稿等，遂以闻于朝……时又于起居注档上，见有《皇父摄政王起居注》一册，黄绫装背，面钤有弘文院印。皇父者，多尔衮尊号也……特书式博大，与康熙立馆后所修起居注式不合……家君心窃疑之，遂语诸同僚，不虞竟散失，盖为同僚某闻而窃取之矣。越一年，始见诸厂肆，家君亟购存之。惜书面已褫去，某君恐事发，乃为之重装者，即是本也。
文中所提到的《皇父摄政王起居注》的原件的确存在，已被四川师范学院图书馆在1959年从广州古籍书店中购得，但是《太后下嫁诏书》的原件，除了刘文兴说他的父亲亲眼见过，并没有其他人看到，这不能不使人怀疑。后来，有人为撰写《清代宫廷史》就此事专门问刘文兴的好友、故宫博物院资深专家朱家溍先生。朱家溍回答说：“我和刘文兴是极熟的朋友，刘先生在文字声韵的研究中态度是非常严谨的，但在生活中却有些喜欢开玩笑。关于《太后下嫁诏书》一事，我曾询问过刘先生。他哈哈大笑说，诏书是没有的，因为打算卖掉这部书，所以写跋语时加点噱头，何必认真，姑妄听之而已。不过刘先生相信太后下嫁是真的。”
所谓发现《太后下嫁诏书》一事，原来是刘文兴为了在转让《皇父摄政王起居注》这一珍贵档案时卖个好价钱而特意加的噱头。
至今是否有这么一份《太后下嫁诏书》仍然是个谜。其实为了满足多尔衮的权利欲望以获得暂时的安全，不管是改称“皇父摄政王”，还是如张煌言诗里所描述的，在慈宁宫小范围地举行“太后下嫁”的婚礼，对孝庄来说都是情理之中的事。至于诏书布告天下，笔者却觉得不大可能。虽说清军入关之前，兄弟死后娶嫂子或弟媳是传统风俗，但毕竟此时已经入关，不宜给本来就笑话满人野蛮的汉人以口实，除非像顺治那样头脑发热的少年天子，才会把从兄弟那儿夺来的董鄂妃拿来炫耀，多尔衮、孝庄毕竟是比较老练的政治家，不至如此。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