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她习惯了，她知道人们不论是打电话还是亲自过来，大都是向 总理来请示和报告工作，总理比自己不知要忙多少倍。
“叮铃铃”，桌上的黑色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仿佛揪住了正要出门的赵炜的衣袖。电话是中国人民银行打过来的，询问3月18日总理办公室是否曾派人前去提要一笔20万元的款项。
小赵一听，立即感到有些疑惑。根据自己多年在总理办公室工作的经验，他知道总理批用钱款，一般是通过财政部直接与李先念部长联系，从没有见过给银行批条子要钱的事。
赵炜
慎重起见，她回答说自己不知道此事，需要向领导汇报核实。一听小赵这么说，电话里的声音明显都有些发颤，请求能够尽快予以核实。
在那个年代，20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小赵不敢怠慢，马上向办公室主任进行了汇报，随后又汇报给了周总理。
果然，总理对这件事毫不知情，并立即指示迅速将事情弄清楚，随时向他汇报。
3月24日，由银行送来的一封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字样的大牛皮纸信封摆到了总理的案头。看了信的内容，事情的性质立刻清楚了，这原来是一起利用伪造总理批文诈骗钱款的恶劣事件。
周总理的办公室一下子变得安静，汇报的工作人员全部噤口，他们很少见到总理这样铁青着脸。总理一言不发，再次拿起那个牛皮纸信封看了看，然后狠狠地拍在桌上。随后大声命令：请公安部部长现在马上到这里来。
总理很少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面前发脾气，但对公安部长就不一样了，即使在门外也能听到总理震怒的声音：“你们马上安排追查，绝不能让国家的财产遭受一点损失，给你们三天时间破案，一定要把罪犯抓到。”
那是个全民皆兵，开展一切工作都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年代，在声势浩大的抓捕行动中，诈骗犯很快落网了。在这里要先把底交给读者，那个诈骗犯有30多岁，他的化名叫赵全一。
1960年3月18日下午，一个身穿华达尼蓝色中山装，外披一件灰色大衣的中年人走进了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中国人民银行。他右手拿着一个国家机关才有的大号牛皮纸信封，对传达室的人说要递送国务院急件。
杨奇清，时任公安部副部长
工作人员马上将来人带去了行长秘书室，屋内光线有些暗，见值班的于秘书要进行收文登记，来人马上将大信封上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正面推在办公桌的正中间，显得细心周到而又落落大方。交接完公函，该男子告辞离去。
看到是总理办公室派发的急件，于秘书立即电话联系计划局的王副局长进行了汇报。匆匆赶来的王副局长小心翼翼地将信封打开，仔细阅读了里面的内容，信的内容如下：
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告称，今晚九点，西藏活佛要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还要拍摄记录影片。主席嘱咐拨一些钱做修缮寺庙用，可以表明我们的宗教政策。按照以上情况，拟拨付15至20万元，可否，请批示？
信笺的底部和侧边是总理的批注：
请人民银行立即拨付现款20万元。今天下午七时，务必送至民族饭店，赵全一同志收。
见到有熟悉的周总理的亲笔签名，以及鲜红的国务院办公室印章，王副局长及几个银行领导立即安排发行局办理送款。办理过程中，又再次接到自称是总理办公室打来的催问电话。事情环环相扣，前后衔接毫无瑕疵，而这一切都是按照骗子预先想定的程序在进行。
人们会问，不对呀，财务制度不是这样的。没有财务人员介入怎么可以。另外，既然这不是惯例，那就应该先核实再付款。既不打电话核实，仅凭对上级签名字体熟悉，仅凭印文内容是上级领导机关就贸然安排支付巨额款项，这也太不慎重，太没有起码的警惕性了吧？
这些设问当然有道理，但当时的年代确实是个比较特殊的时期。那时的人们奉公意识很强，十分信赖自己的领导。只要是领导交办的事，一般绝不讲条件，而是不折不扣地去执行。更不用说是周总理，他在人们心里一直享有崇高的威信，由总理签名的批件，那还有什么可值得怀疑的？
20万元钱款分装在两个麻袋中，晚上七点钟，由发行局朱科长带着两名工作人员送到了民族饭店。他们刚一进门，就有一名中年人迎了上来，中年人眼睛细小，身穿华达尼蓝色中山装及一件灰色大衣。显然，他还是下午去银行送急伯的那个人。
此人穿着斯文，一看就像大机关的工作人员。他首先自我介绍，并主动掏出自己的证明文件。也是一份盖有总理办公室印章的介绍信，证明自己就是奉命前来领钱的赵全一。
赵全一刚要领走钱款，朱科长抬手示意稍等，请他再写一张接收钱款的收条。这在赵全一的预料之外，他没准备。问清楚只是在白条上写明收到钱款和进行签字后。他从携带的本子上撕下一页白纸，写好后，连同介绍信一并交给了朱科长，这就办完了交接手续。
钱到手后，赵全一并不敢搭公交车，也不敢走大路。而是将两个麻袋像驮运白菜一样，一左一右挂在自行车后座的两侧慢慢推着走。他很狡猾，人们现在还没休息，直接拉回家怕被人看见，所以他骑着自行车在胡同里转悠，很晚以后才回到家里。
为完成三天内破案的任务，公安部发布了在全市范围内搜捕案犯的通知。通知下发到各基层公安分局及派出所，派出所又向各居委会传达了指示精神。很快，700万北京市民被动员起来，布下了天罗地网，准备开展一场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抓捕坏人行动。
搜捕通知里公布了几个重点搜查方向，一是罪犯的外貌。中等身材，小眼睛，穿蓝色中山装或灰色大衣；二是能写公文，且具有笔迹模仿能力；三是在大机关工作。有机会接触到标准的信封、信纸，印油等物品；四是3月18日下午请假没上班。
社会上的气氛既紧张又有条不紊，外勤民警郝继民分管李广桥南街片区，他万万没想到，罪犯赵全一就在他的管片之内。
听到诈骗犯冒充周总理的签名骗走了20万元巨款，社区群众都群情激愤。有的人为了跟踪穿灰大衣的人，连上班都误了；有的小学生光顾留意陌生人的外貌，竟然上错了公交车。众多可疑线索被汇报到了公安局。根据这些信息虽然没有抓到赵全一，却顺带破获了许多陈年案件。
带着任务，郝继民来到了自己片区的两个居委会。这里共有12条胡同，1400多户住户。李广桥居委会的主任叫刘秀惠，是一个工作热心且尽职负责的女同志。见到郝继民后，主动介绍了接到通知后的工作安排。并说群众的积极性很高，如果那个坏人在自己的街道里，一定能把他揪出来。
但工作还要有具体的措施，经过讨论，大家商定以检查耗子洞、下耗子药为由，深入到每家每户进行排查，查看可疑情况。
郝继民是个有了工作，就巴不得不睡觉也想早点干完的人。看到居委会干部这么配合，工作布置得这么细密，他感到非常满意。并再三嘱咐，一旦发现情况要立即跟自己联系。看着郝继民那付担心错过抓捕坏人的表情，刘秀惠主任不禁笑出声来。郝继民也意识到了，调侃道：“我有预感，他就在咱们这片，查仔细点，你就准备上报纸吧。”
正在这时，分局来电话要求郝继民马上回去，说是有了重大发现。
在发动群众进行发现和举报的同时，公安部的专案组对赵全一留下的批款信件、介绍信、收款条等证物进行了认真查验，得出不少有助于破案的重要线索。
罪犯所用的牛皮纸信封确实是国务院印制的专用信封。但这是一只曾经用过的旧信封，它上面的一些细部经过了小心的涂改。
写信的信纸是15行红线横格的油光纸，是大机关才有的公用纸张，说明案犯在较高等级的国家机关工作。
仿制的总理办公室方章并非石刻，而是具有相当专业经验的人使用蜡纸刻写，然后涂抹上印油印上去的。说明案犯精通些类操作，从事相关工作。
伪造的信件
通过走访了解到，罪犯写收条的用纸是前门外恒昌文具厂生产的，但早于1952年该产品就已停产。
综合以上信息，罪犯有可能是中央某大机关的工作人员，他有机会接触到蜡纸、刻制钢板、印油等办公用品。可是北京的大机关太多了，案犯到底在哪个大机关呢？
经过进一步缜密排查，那个旧信封成为了案件的突破口，那个旧信封是以前国务院向对外贸易部发文时使用过的。这样一来，侦查范围被大大缩小。下一步就是排查对外贸易部哪个或哪些工作人员还符合其它几项怀疑指标呢？
很快，一个更令人振奋的消息出现了，通过排查对外贸易部工作人员档案，发现一个名叫王倬的工作人员的曾用名叫“赵全一”。
这样一来，调查进度立刻行驶到了高速路上。经过暗访，王倬今年33岁，他的身材中等，样貌与银行工作人员及民族饭店门卫的描述基本一致。3月18日下午，他曾请假声称陪母亲去积水潭医院看病，但医院并没有他挂号看病的记录。
通过笔迹鉴定，提款信件、介绍信与收款条上的字迹与王倬的字迹样品均出自一人之手。
在保密的情况下，与王倬同办公室的同事董林向专案组介绍了两条可疑的现象。
王倬
这两天人们都在谈论诈骗案的情况，有一次当说罪犯的面部特征是小眼睛时，董林开玩笑说，老王的眼睛就不大嘛。这本来是一个同事间平常的调侃，可王卓却表现得异常愤怒，说不允许别人对他栽赃陷害。还要拉着董林去找领导评理。这跟王倬一向比较随和的形象显得有些反常。
第二回是前一天发生的事。吃中午饭的时候，同事们都下楼去食堂吃饭，而王倬却是将从家里带来的饭菜放在暖气片上，准备烤热了吃。董林从他背后走过，就问：“你烤的什么呀？”
这一问不要紧，王倬的身体一抖，像是受到了惊吓。他转过身来，脸色惨白。迟疑了一会儿才说：“我没考虑什么”。原来他把“烤的什么？”误听成了“考虑什么？”
从以上事实已经基本可以断定，王倬就是实施诈骗的罪犯。有人建议立即进行抓捕，以免消息泄露。再者也可以早一天向周总理报告，免得总理再为此事操心。
但经过研究，专案组决定暂时不逮捕王倬。一是还没找到他诈骗钱款这一关键物证的藏匿地点；二是还需进一步搞清王倬是单独作案还是另有帮凶。
郝继民被叫回分局就是为了向他传达这一情况，果然郝继民的预感应验了，王倬真得就是生活在他的管片里。
案件的侦破进入到高潮和短兵相接的阶段，郝继民像中了彩似的兴奋。分局要求他配合与协助专案组派来的三名侦查员的工作，具体内容一是找一间合适的房子作为临时指挥部。这个好办，根据侦查员提出的离李广桥居民区不能太远，又不能惹人注意的要求，郝继民把他们带到了卫戍区招待所，在这里弄了一个房间，指挥部就算定下来了。
二一个是在王倬居住的附近，选择三处监视地点。既能方面观察，又不致暴露。凭着对管片的熟悉，郝继民将自己想好的位置一一向侦查员做了推荐。
第一个监视地点是东街粮店，第二个是西街的一户居民家里，第三个是车口袋胡同张医生家的厨房里。他们顺序为三个监视点编号为一号、二号、三号。
准备工作全部就绪，虽然一切看上去风平浪静，但实际上却是剑拔弩张，只要一声令下，立即就会发起雷霆出击。
但这次追捕行动注定是警、民配合与明暗两条线作战。1960年4月1日，居委会刘秀惠主任带着李大爷和另一位居委会委员走进了王倬的家。他们上门的借口是查耗子洞及捕鼠措施的落实情况，而他们的神经却敏感地搜索着一切可疑的迹象。
王倬的家是个大家庭，有他的母亲、妻子、四个孩子，还有一个干奶奶。其父在东北，每年来探望一回。
当时家里只有王倬的母亲张可民，及他80多岁的干奶奶在家。妻子上班，孩子上学去了。
刘秀惠与张可民一边闲拉家常，一边睁大眼睛四处查看，内心里一点也没放松。她们看院子，又看屋子，角角落落，一个也没落下。可是并没有什么发现。最后，她们来到院子西端的一间小房子外，要进去检查，但看到门子上了锁。
张可民说这间屋子进不去，钥匙在儿子身上。从外面看，这间屋子像是放杂物的，但怎么能遗留死角呢？刘秀惠装作既体谅但又无奈地说：“哦，真不巧。但没关系，谁叫这是上面的硬性安排呢？今天晚上等你儿子下班回来，我们再跑一趟吧。”
下班后，刘秀惠带人又来到王倬家，王倬说钥匙也不在他这里，而是由他妻子带着，并且又补充说妻子晚上有时不回来。他说话时眼睛直望着刘秀惠，仿佛在竭力证明自己没说谎。
刘秀惠不好再说什么，只得赶紧回去把情况向郝继民作了汇报。“这里一定有问题”，郝继民心想。作为管片民警，他有正当的身份去到每一户居民家里走访，便决定再亲自去一趟。
王倬刚送走了居委会主任，没想到又迎来一个带大盖帽的，心里更是紧张。但院子里的光线昏暗，多少遮盖了他脸上的不安与变色。他只是尽量保持平静又重复了“钥匙在妻子身上”的话。郝继民就给他妻子打电话，却没联系上。随后他又请单位领导帮忙去找，因时间较晚了，单位领导也借故推脱掉了。
眼见事情不顺利，但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郝继民还是选择暂时撤退，将情况与侦查员沟通之后再说。
一夜无事，但第二天清晨，三号监视点就发现了情况。侦查员发现，王倬一大早就去了西屋，并好像在那里烧东西。过后又见王倬端着一簸萁黑灰出来，去垃圾点倾倒。
侦查处刘汉臣处长接到汇报后说：“王倬果然有小屋钥匙，现在马上派人把他倾倒的东西取回来检验。
经过鉴定科刘科长亲自鉴定，那堆灰烬里发现有人民币的残渣，确定焚烧物是人民币。
经过讨论，专案组认为收网的时机已到。抓捕王倬的方案预订了两套，一是先由侦查员从破旧的矮墙处翻进院内，然后打开院门，大家进去抓捕；二是从院门突破，进行正面强攻。
12点整，由郝继民带路，抓捕小分队直奔王倬家。郝继民和自己的战友刘秀惠三番五次被挡在小西屋门外，心里憋着气，他大步流星走在前面，想第一个冲进去看看那里到底还藏着什么。
王倬是在床上被捕的，基本没有反抗。被警车带走后，接下来就是搜查赃款，王倬的母亲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坐在床上一言不发。
小西屋打开了，从里面找到了被拆散的自行车、两条麻袋以及被剪成碎片的华达尼蓝色中山装和灰大衣，这些都是作案的证物。虽经仔细翻查，却没有发现钱的影子。
翻找了一夜刑侦队员挖遍了院子里的各个角落，也没有找到赃款。
刘汉臣处长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侦查员，他专门观察那些最不可能藏钱的地方。
在厨房里，他对着一个地上摊着炉灰的煤炉审视了片刻，便让人来将煤炉移开，向下一挖，果然挖出了几捆包在油布里的人民币。但这只是一小部分，在刘处长的引导下，人们终于在一堆覆满尘土的蜂窝煤球下找到了剩余的钱。至此，人、赃全部起获，特大诈骗案案件彻底告破。
王倬最后被判死刑，王倬母亲包庇儿子，还烧钱毁灭罪证，被关了3年。
审判现场
周总理听到汇报后感到很是欣慰，那他当初为什么生那么大气，还严令三天必须破案呢？
原因当然是这是国家的财产，被人骗去他很心痛。但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是，那时正是国家处于财政最为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好多地方的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还经常传出饿死人的情况。20万元不知可以让多少人少挨饿，不知可以挽救多少人的性命。
作为一个心系人民，始终把百姓冷暖挂在心上的总理，面对巨款被诈骗，他怎么可能无动于衷？怎么可能心平气和？他生气是因为疾恶如仇，他震怒是因为他不能容忍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唯其如此，周总理才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好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