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子野 子野观史 2022-05-09 08:00
1933年11月间,吉鸿昌经过化装,秘密回到天津,先在惠中饭店落脚寻找熟人,然后返回他原来法租界花园1号(现和平区花园路4号)的红楼住宅。天津地下党派人前来看他,鸿昌简要地汇报了察北抗战以来的主要经历,并询问了这一时期平津地区革命斗争的情况。
抗日同盟军的失败,日、伪、蒋军队对他的“围剿”迫害,以至被迫潜回天津,这些没使吉鸿昌沮丧、消沉,反而更锻炼了他的意志,使他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继续投入战斗。不过,斗争的方法转入地下,以隐蔽的形式同国民党特务周旋,积极联络各地反蒋抗日力量,准备重新举起抗日大旗。
吉鸿昌和宣侠父、南汉宸3人,原先就已结拜了兄弟,一起发出过“生死与共”的誓言。在察北战场上,吉鸿昌与宣侠父并肩血战。脱险后,宣侠父以及从日本归来的南汉哀在平津作地下党工作,他们深深了解吉鸿昌要求参加共产党的强烈愿望,也认为鸿昌已经完全具备了入党条件,他们便向中央报告,请求接受这位赤胆忠心的战士的入党要求。
1934年1月,吉鸿昌由宣侠父陪同,乔装成商人模祥,秘密地前往上海。一天晚上,王世英同志代表中共上海中央局和吉鸿昌谈话。王世英告诉鸿昌:根据你的多次入党申请,中共党组织审查了你的情况,决定接受你参加中国共产党。这样,吉鸿昌就由宣侠父负责介绍,经过党的审查,正式办理了入党手续。王世英还告诉鸿昌,上海中央局己决定调他和宣侠父、南汉袁三同志一起到上海工作。返天津后,迅速结束那里的事情,早日把家搬到上海(后未成行)。
两个星期后,吉鸿昌满怀兴奋的心情返回天津。不幸的是,国民党特务、日本密探、法租界工部局巡捕,严密地把吉鸿昌监视起来,给吉鸿昌的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为了和敌人周旋,鸿昌表面上装得清闲怡静,常以打麻将牌、会友、听戏为掩护,秘密开展工作。
3月,吉鸿昌和南汉宸、宣侠父、任应岐等同志制定了中原暴动计划,拟把当时正在江西参加“剿共”的吉鸿昌旧部两个师的兵力拉回河南,再和地方民团组织联合起来,组织十几万人的中原暴动。
5月,吉鸿昌与南汉宸、宣侠父等联络各派抗日爱国力量,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这个大同盟的中央委员会,有冯玉祥和各方面的代表,吉鸿昌被推为主任委员。吉还和宣侠父等创办了《民族战旗》杂志,作为大同盟的机关刊物。吉鸿昌的红楼住宅,成为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当时曾有不少党的负责同志,在这幢红楼里隐藏过、工作过。在三层楼的一角,还设有一个小小的秘密印刷所,印一些秘密文件。同时,这里也是,《民族战旗》的编辑室。
6月,吉鸿昌、南汉宸秘密与西安杨虎城将军取得联系,并得到杨虎城的援助。吉鸿昌积极筹资购买武器,进行武装抗日反蒋的准备工作。吉鸿昌同志不顾个人安危,亲自约集原西北军中具有反蒋抗日思想的苏雨生、邢肇棠、雷中田等人来天津,由天津地下党组织集中进行开展秘密武装斗争的训练,然后派往西北、豫南、豫西、安徽等地,组织人民抗日武装自卫军,点燃抗日烽火。吉鸿昌的革命活动,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视和仇恨,南京当局再次下令通缉吉鸿昌、南汉宸和宣侠父,并密令军统局不惜一切手段,秘密刺杀他们,暗杀任务由军统北平站站长陈恭澎全面负责。
敌人的罪恶阴谋很快被我党获悉。为了保存党的力量,党组织安排宣侠父离开天津去上海;南汉宸也转入地下,旋即离津赴沪。古鸿昌则秘密把家迁移到英租界牛津别墅3号(今和平区新华南路庆云里)。当时英租界有一个巡捕头,与我党有联系,对吉鸿昌很敬重,经常对他暗中保护,使国民党特务一时难下毒手。由于吉鸿昌与任应岐联系密切,吉与各地反蒋抗日力量的代表会面,大部分都是通过任应岐联络,于是,敌人便把目标集中在吉鸿昌、任应岐两人身上。
11月9日,吉鸿昌征得夫人胡洪霞同意,将家中1万元的存折无私地转交给地下党组织做活动经费,同时告诉洪霞,他们很快就要离开天津。然后,吉鸿昌和任应岐两同志来到法租界国民饭店2楼45号,以打牌为掩护,进行秘密联络工作。不幸,吉鸿昌和任应岐的行踪被国民党特务侦破。特务头子陈恭澎亲自躲在交通饭店后门汽车内指挥,特务王文、马某冲入45号房间,朝在屋内的人连续开枪,然后仓皇逃离现场。
由于特务在行刺时十分慌张,结果只将李宗仁派来与吉鸿昌、任应岐联络的刘少南当场打死,吉、任二人受了轻伤。随后,法租界工部局派巡捕将国民饭店团团围住,以杀人嫌疑罪名将吉、任逮捕。后来,又将二人送往老西开法国天主教堂后法国医院。
11月10日,法租界工部局审讯吉鸿昌,逼他供出天津地下党负责人名单及活动情况,遭到严词拒绝。同时,还曾囚禁了前来探望吉鸿昌的胡洪霞,搜查了吉鸿昌的住宅。在吉鸿昌的床下,敌人搜出了党的秘密文件和大量宣传品。
此间,吉鸿昌密示其夫人胡洪霞,要她尽快将自己被捕的消息在报上披露,中国报纸不行,花钱也要在英国泰晤士报上登出。11日,英文《京津泰晤士报》报道了这次暗杀事件,指出:“这场枪击是出于政治性动机,目的是要暗杀吉鸿昌将军。”
吉鸿昌的被捕,使我党天津地下党组织十分忧虑,他们和被放出的吉夫人洪霞一起四处奔走,尽力营救吉鸿昌同志。许多爱国人士,包括冯玉祥将军也曾多方设法营救,但都没有得到成功。
吉鸿昌被捕消息报纸披露后,蒋介石、何应钦十分惊恐,惧怕由此引起全国舆论的谴责,当即派军统局驻北平军分会特派员郑介民来津,与法租界当局秘密协商引渡吉鸿昌、任应岐两人。
与此同时,国民党天津地方法院检查处亦向法租界工部局秘商将全案引渡。消息传出,天津地下党组织和爱国知名人士积极活动,散发传单,反对引渡;同时筹款拟运动法租界工部局。工部局不顾正义的谴责,于11月14日将吉、任引渡给国民党天津市公安局审讯。不久,又被押往国民党第五十一军军法处,连续受审。吉鸿昌面对凶恶的敌人,宁死不屈,没有泄露党的一点机密。
11月22日,吉鸿昌、任应岐被押解到北平军分会军法处。第二天,何应钦迫不及待地亲自组织对吉鸿昌的“军法会审”。这是一场亲日派反对抗日派、反革命反对革命者的最卑鄙最无耻的审判。敌人打算通过这场审判,逼迫吉鸿昌供出北方党的组织情况,再加给他一个“危害民国”的罪名,以便惩处。然而,经受过酷刑的吉鸿昌,在法庭上神情镇定自若,两道浓眉下面,一双炯炯的大眼睛,射出锐利逼人的光芒,现出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使卑劣而怯弱的敌人颤抖,语无伦次。吉鸿昌则慷慨陈词,历数蒋介石等卖国罪行,法官们神情沮丧,处境尴尬。这时,吉鸿昌解开上衣,袒露出“察北”抗日作战时所留下的伤痕,厉声地说:“这伤痕就是你们与日寇勾结卖国的罪证!”
11月24日,蒋介石密电北平军分会,下令对吉鸿昌“就地枪决”。临刑前,吉鸿昌从容执笔,给夫人及亲属留下了最后的遗嘱。在刑场上,吉鸿昌将军以手指作笔,以大地做纸,写下了浩然正气的诗章: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和吉鸿昌将军一同就义的任应岐同志先倒在地上。这死的折磨,丝毫没有震动吉鸿昌。他把头一摆,厉声说:“我为抗日而死,光明正大,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搬张椅子来,我得坐着死!”
敌人搬来了椅子。吉鸿昌魁梧的身躯坐在椅子上,把手一挥说:“我为抗日而死,一生行为光明磊落,不能在背后挨枪。”敌人颤抖地问:“那你说怎么办?”吉鸿昌大声说:“你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看你们怎样打死我!”
吉鸿昌将军面对敌人罪恶的枪口,大义凛然,从容就义,为党为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吉鸿昌牺牲时,年仅3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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