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人很可能是良渚晚期北上的一支。现在并不完全知道良渚突然消失的原因，而徐州发现的良渚晚期花厅遗址表明有部分良渚人北上了。这个北上发展可能经历了较长的一段时间，并伴随着黄淮流域族群与良渚所在杭绍平原的双向交流，包括人口流动和文化交流。4000年前花厅发现的良渚类型葬制，也存在人殉和犬殉的特点，这与商族葬制很相似。
南下的良渚人则留下了更多的父系类型，遂昌发现的好川遗址证实了这一点，不过从存世人口看，他们却不占优势，这简单地就是因为F619太强了，他包办了M307的一半人口，而剩下的一半人口则属于近50支同时期的父系，这使得我们不得不将F619关联到在临近奴隶制社会结束前得到了800年发展机会的楚国。
相对而言，楚公族的另外两个备选父系都晚于F619的强盛时期。
FGC19173可以认为与《史记》所载考烈王无后，李园之姊幸于春申君黄歇后入宫得子有关。而FGC19713上游存世人口姓氏占比较高的黄、梁、徐等都是嬴姓诸侯，基本坐实了这支熊姓父系的来源。
F793较早爆发，而他的存世人口主要由较晚爆发的MF6722贡献，本系列认为F793是南阳姬姓封国，而MF6722是入楚为将的项氏，至刘邦获取政权后，赐姓四位项氏封侯刘姓。
北上的良渚人显然不止一支5000ybp父系，不过他们应当都属于万年类型M307，在融合过程中，商王出于管理需要将楚人迁离熟悉的东海故土，到达商洛一带，在那里楚人先祖季连用了非常规做法，把自己变成了商王的女婿，这给楚族崛起奠定了基础。
本系列再论钟氏中的楚公族源流（六）和东地兵两支父系等发文发现了两支特征明显的父系，一支属于早期析出的楚公族F78-MF14277，一支是后期析出的Y31261-Y90075，前一支显然早于楚国建立，他的形成年代与良渚消失的年代大致相当，这表明F78甚至上游的F140@7090整个支系是一致北上的。
春秋末至战国，楚人陆续吞并陈、蔡及南阳诸姬，吞并了长江下游沿海的吴、越，并参与瓜分了宋、鲁等诸侯，重回东海岸，按照现代研究的结论，楚文化对吴、越、宋、鲁等地区形成了覆盖。接着秦并六国，寿郢被破后，这些区域又成了楚人最后逃散的目的地。
拿秦统一的时点说，楚人散布的几个中心：
1，纪郢、南郡，今湘鄂一带
2，陈郢，今豫南鄂北
3，寿郢，今苏皖
4，太湖、杭绍
5，西南庄矯部
下面两张图取自较早发表的再论钟氏中的楚公族源流（八）
南渡进入太湖、杭绍平原的楚人，实际上是回到了他们的良渚老家，这个圈圈足足转了近3000年。楚人最初从商洛南下过江，似乎一下子在江南找到了感觉，从此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开始了800年的辉煌，这与他们的先人出自江南，适应相似的农业环境不无关系。
到达杭绍的父系主要是战国晚期楚王的近支。按照本系列的假设，考烈王无后，这个父系近支是包括了楚庄王至考烈王历代的后裔，类型为F656，存世人口的姓氏，既包括了熊、庄、洪、王等王室用氏，也包括了沈、叶、潘、项等楚贵族用氏，还包括了余徐、杨、吴、黄、汪等东夷用氏，显示姓氏分化的復杂性。而有说以F656存世人口在杭绍平原密集的特征，指为越王室父系，并以吴越争霸时勾践提出的生育政策，为F656具有较多存世人口的缘由，此误。
当时越败，勾践亲身入吴为奴，几经周折才得以脱身，越国包括人口在内的所有资源已被掏空，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生育政策。考虑越的人口基数，此后即使百年，也是无法与得到800年机会的楚相提并论。况所说三千越甲可破吴，吴柏举之战破郢是用了三万兵，再想想楚调了个东地兵就有十万之众，根本不成比例。
越王室父系或与楚王室父系同源，都是良渚后裔。如前所述，浙南遂昌的好川遗址发现了良渚文化的播迁，种种迹象显示南迁的占比还占了大部分，这里面可能包括了越王室的先祖，也包括了当时多个岭南政权的先祖。
现在不清楚良渚的南迁支系是如何经历那3000年的，推测起来可能也与楚人在江河之间兜了一个大圈圈类似。他们大概率越过了岭南，有一些支系到达东南亚，更远可能达到了马来群岛，然后也有部分支系后来重新回到了绍杭平原。
春秋时期的吴越已经掌握了较高的航海技术，考古证据显示当时已经有从广东沿海经浙北至鲁南的海运航道，水运能力也体现为两栖作战的军事优势，吴在柏举之战打出闪电战，仅用了三万兵绕过楚军主力，一举破郢；越则一度沿海北上，一直打到鲁中。
现在有认为万年类型M307或者上游的M119是马来起源，这超出了本系列的研究范围，不过族群迁徙始终是很復杂的问题，大多数情形下的迁徙是双向流动的，而非定向的输入或输出。南迁的良渚支系中或者到达马来，再以掌握的航海技术返回东南沿海，而越亾国后，分裂出来的政权，都选择居于海滨，以海洋为最后退路。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
这或者是出于对岭南地理的忌惮，或者是出于对海洋生活的自信，那么勾践的后人会不会也有部分再次由海路退向东南亚，乃至马来呢。
最近看到一篇吴语研究，指余杭、余姚、余干三个地名之余是盐的意思，《越绝书-外传》：
朱余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曰余。
接着对现在侗台语系盐的说法进行了一个梳理，壮语里是gu/gju；泰语是เกลือ，发音为klw:a。而余的古音拟音是la，这使人联想到一个地名吉隆坡kuala lumpur，kuala为南岛语系马拉语，河口之意。在马来、印尼，以kuala、kwala开头的地名比比皆是，如位于古楼河口的瓜拉古楼kuala Kurau、位于吉打河口的瓜拉吉打kuala Kedah、位于卡普阿斯河口的瓜拉卡普阿斯Kuala Kapuas。在马来语中，盐的词汇是Garam，与kuala很接近。
进而推断，盐与河口是否就是同源词，往往入海口的水已是咸水，也就演化出了盐的词汇。而在先秦时期，用汉字上古音的谐音去记录这些地名，盐与河口，或许都是余。
这个推理逻辑很有意思，学术上主流观点认为，从非洲马达加斯岛一路到复活节岛的南岛语系起源于中国台湾，也有观点认为，南岛语系与大陆上的侗台语系相互影响，甚至有着共同的鼻祖。那么，从父系类型说，他们会不会都是良渚的后裔呢。
即便这个假设不成立，从父系类型和文化两方面看，良渚部分支系南迁，对岭南乃至东南亚及马来仍具有相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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