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冠 魏坚
2022年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工作中，发现并清理出景教寺院外围的部分围墙，在南墙西端和中部发现2处门道，在寺院内东侧生活区清理出包括居住、储藏、生产等功能的多间房屋，增进了对景教寺院布局结构和营建历程的认识。发掘中出土了生活用具、生产工具、饰品、宗教物品和建筑构件等多种类别的遗物，同时开展了景教壁画的整理工作，为全方位的考察景教寺院及其所反映出的社会历史图景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唐朝墩古城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县城东北部，地处天山东段博格达山和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之间的绿洲廊道之上，是丝绸之路新北道东端一处重要的军政建置和交通枢纽。城址始建于唐贞观十四年（640），为庭州蒲类县县治，后沿用于高昌回鹘、西辽和蒙元时期，至14世纪中叶废弃。
自2018年至今，中国人民大学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连续5年围绕唐朝墩古城遗址开展了考古工作，在基本厘清城址布局结构和年代序列的基础上，清理出带有围墙的院落遗址、浴场遗址、佛寺遗址、景教（东方叙利亚基督教）寺院遗址等不同时期的遗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掘成果。
2021年考古工作中我们在城址北部中央发现一处景教寺院遗址，[2]清理出由中殿、祭台、圣堂和后廊等部分构成的主体建筑，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遗物，其中包括大量题材珍贵的壁画。
2022年唐朝墩古城的考古工作继续围绕景教寺院遗址展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清理景教寺院遗址的围墙和主体建筑东侧的生活区等结构（图1）；另一方面开展室内整理，对2021～2022年出土的遗物，特别是壁画进行修复、拍照和绘图。
唐朝墩景教寺院遗址平面为不规则长方形，目前清理部分东西宽约62米，南北长约50米，整体呈北偏西约10°，与城址偏角相同。遗址外围建有围墙，内部由东西两部分构成（图2）：西侧为寺院主体建筑，包括中殿、祭台、圣堂和后廊等结构；东侧为生活区，包括南部的庭院和北部的房址等结构。
图1 唐朝墩古城遗址发掘区示意图（黄色区域为2022年发掘区）
图2 唐朝墩景教寺院遗址布局示意图
1.围墙
景教寺院围墙由土坯垒砌，宽约0.8～1米。目前主要清理出西侧主体建筑外围的部分围墙，墙体与主体建筑走向基本一致，二者之间留有2.2～2.5米的间隔，为通行的过道。
南墙西端和中部各有1处向南延伸的门道，其中西端门道规模较大，宽约2.5米，由门道进入可直通主体建筑西门，推测为公众出入寺院的门道；中部门道规模稍小，宽约1.5米，由门道进入后可通向东部的生活区，推测为寺院内部人员使用的门道。
围墙包括上下两道墙体，二者之间存在一层坍塌堆积，并留有较多过火痕迹。上层墙体破坏较为严重，土坯内夹杂有大量炭粒和动物骨骼残块，墙体走向与下层墙体略有偏差；下层墙体垒砌较为规整，土坯质地更为纯净，墙体走向与寺院主体建筑一致。根据开口层位和墙体构造判断，下层墙体修建年代为高昌回鹘时期，上层墙体修建年代为西辽至蒙元时期。
2.生活区
生活区位于主体建筑以东，南北长约50米，东西宽约28米，由南部的庭院和北部的房址构成，均向东继续延伸，由于发掘面积所限，尚未完全揭露。
庭院共有两进。自围墙南墙中部门道进入后为第一进庭院，平面近长方形，西侧连接主体建筑与围墙间的通道，北侧有隔墙与第二进庭院相隔，隔墙门道略偏西。第二进庭院平面近方形，北至生活区房址F15（F16）南墙，西至主体建筑东墙，东侧也发现有南北向墙体，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寺院主体建筑东墙偏南处留有门道痕迹，判断为自第二进庭院出入主体建筑的后门。第二进庭院西侧靠近主体建筑的区域清理出大量坍塌的土坯块，推测该区域原有廊庑式建筑。
生活区北部的房址目前清理出上下两期建筑，分别编号为F15和F16。F15年代为西辽至蒙元时期，F16年代为高昌回鹘时期，二者外墙框架基本一致，但内部隔墙和布局存在差异。根据局部的发掘情况，在F16之下叠压有更早期的唐代建筑，为保留景教寺院遗址整体的完整性，目前发掘工作多清理至高昌回鹘时期F16的活动面。
F16由多个房间构成，可分为4组：
F16-1～3为1组。其中F16-1和F16-2平面近长方形，东西宽约3.6米，F16-1南北长约3.9米，F16-2南北长约3.5米。F16-3平面近长方形，东西宽约6.8米，南北长约9.6米，东部隔出宽约1米的夹廊，南部隔出门厅，门道位于F16-3东南部，朝向东侧。该组房屋墙体抹有多层白灰，并发现有5～7层活动面垫土，可见沿用时间较长，经过多次修缮。F16-1和F16-3西侧均建有灶址并连通墙体，构成取暖的火墙。根据整体结构判断，该组房屋为日常居住与活动的空间，F16-1为卧室、F16-2为工作室或储藏室、F16-3为大厅，由于该组房址面积较大，规格较高，可能为寺院主教的起居室。
F16-4～5为1组。其中F16-4东南部略窄，东西宽约4.8～5.6米，南北长约6.5米。F16-5西部略窄，西部南北宽约0.9～1米，东部南北宽约1.75米，东西长约5.5米。F16-4墙面抹有多层白灰，内有一道“L”形隔墙，判断为使用过程中增建。F16-4和F16-5门道均朝向北侧，房址内出土了多件饰品和较为精美的骨器，由于该组房屋的构造和朝向并不适宜居住，推测为寺院的储藏室。
F16-6为1组，平面近长方形，东西长约6.9米，南北宽约4米，门道开于北墙，与北侧空间相连。房址西墙墙面抹有白灰，东南部建有半圆形灶址，房内堆积中包含较多烧灰，墙面留有烟熏和烧火痕迹，推测该房屋为寺院的厨房。
F16-7～8为1组，平面均近长方形。其中F16-7东西长约8.5米，南北宽约4.3米，F16-8东西长约6米，南北宽约5.5～5.8米。两间房址中央的隔墙开有门道相连，同时也均在北墙开设门道，连通北侧的空间。该组房屋墙面未见白灰，出土了较多石磨盘、石磨棒、铁器等生产工具和较大型的陶瓮、陶罐，推测为寺院的生产和储藏空间。
本年度的考古发掘出土了丰富的遗物，包括生活用具、生产工具、饰品、宗教物品和建筑构件，其中以陶器、骨器、石器、铁器为主，并有一定数量的铜器、瓷器、玻璃器和木器，鲜活地反映出景教寺院内生产生活的历史图景。
1.生活用具
生活用具以陶器为主，器型包括罐、瓮、壶、盆、盏、钵、案、盘等，多为盛装器或炊器。其中发现多个下腹穿孔的陶瓮，以H703：1（图3）保存最为完整，器体为夹细砂黄褐陶，口径19.8厘米，通高64.0厘米，下腹有圆形穿孔，孔径1.8厘米，推测可能为酿造和存放葡萄酒的器具。
除陶器外，寺院房址内还出土了多件瓷器，主要包括钧瓷、酱釉瓷、绞胎瓷等，器型多为碗或盘。其中发现1件带有墨迹的酱釉瓷碗H661：7（图4、5），口径15.5厘米，通高6.8厘米，瓷碗下腹露胎部分见有2处墨书文字，推测为回鹘文，碗底圈足内绘制外围带有圆圈的十字纹样。
图6 景教寺院出土骨器（1、2：骨梳；3、4：骨签；5：骨刷；6：骨簪）
生产工具以陶纺轮数量最多，此外常见石磨盘、石磨棒、石杵等石器，同时还出土有较为完整的铁犁铧和铁刀等铁器。出土的部分石磨盘和石磨棒表面留有红色痕迹，可能为研磨颜料所用。
3.饰品
图7 鎏金铜像F15-8：2
景教寺院出土了数件形制较为特殊的器物，在唐朝墩古城其他发掘区内未出土过相似的器型，判断可能与寺院内的宗教活动相关。
其中F15-3：1为釉陶器（图8、9），残高13.4厘米，腹径13.7厘米，出土于房址西辽至蒙元时期的坍塌堆积内。器体内外均施有青蓝色釉，釉料中添加珠光，上腹以钴蓝色颜料绘制文字及点状装饰。书写的文字初步判断为叙利亚文，经释读包含“神”“我们”“生命”等词。根据残存器身情况，判断器型原为壶或瓶，由于该形制器物仅有此1件，推测其用途可能为宗教活动中盛装某种液体的特殊容器。
图8 釉陶器F15-3：1
图9 F15-3：1器物图
图10 陶器H661：5
建筑构件主要包括柱础石、方砖和瓦当。柱础石多出土于房址内，形状大小不一，少量柱础石经过加工，底部呈方形，顶部呈圆形，多数柱础石上未见明显的加工痕迹。方砖多出土于房址南侧的坍塌堆积中，为红褐色砖，尺寸28×28厘米，与唐朝墩浴场遗址出土的方砖规格形制相同。此外，在第二进庭院中出土了1件联珠纹瓦当，同样与浴场遗址西侧出土的高昌回鹘时期联珠纹瓦当规格一致。
本年度对2021年出土的景教壁画遗存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目前采用蜂窝板加固的形式，共修复壁画40块。壁画内容包括人物形象、装饰纹样、植物和墨书文字等，色彩以红色和黑色为主，另有橘黄色、黄色，并有少量钴蓝色，挑选其中5块较有代表性的壁画进行介绍。
F9-9：1内容为红色和黑色线条绘制的人物形象（图11），画幅长18厘米，宽14厘米，出土于北组中殿（F9-9）东南部坍塌堆积中。人物头部略向左偏，佩戴圆形耳环，身着圆领衣衫，左手握拳向前屈伸，小拇指上翘，身后有飘带装饰，整体形象丰腴圆润，与景教寺院中发现的高昌回鹘时期壁画人物绘制风格一致。
图11 壁画F9-9：1（左图）
图12 壁画F9-5：11（右图）
F9-5：11内容为黑色线条绘制的人物双手（图12），画幅长18厘米，宽8.5厘米，出土于北组北室（F9-5）南侧坍塌堆积中。人物双手相叠，左手在上，小拇指上翘，右手在下，掌心朝下扶一根圆头手杖，周边有带红彩的衣物痕迹，整体绘制较为生动。F9-5房内隔墙上残存的壁画包括多组人物形象的下半身，身体一侧均有细长的棍状物体，结合F9-5：11的壁画内容，可以判断该类物体为手杖。
F9-9：5（图13）和F9-9：6（图14）的内容为墨书回鹘文，F9-9：5画幅长38厘米，宽32厘米，F9-9：6画幅长29厘米，宽20厘米，两块壁画发现于北组中殿（F9-9）北墙偏西侧的墙体上部，F9-9：5位于F9-9：6东侧约15厘米处。发现时两块壁画表面的墨书均被白灰覆盖，推测墨书内容可能为某次修缮寺院时留下的题记或愿文，后期寺院再次修缮时以白灰覆盖。
图15 壁画F9-9：8
唐朝墩景教寺院遗址占地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整体结构复杂、内涵丰富，是丝绸之路沿线上一处重要的景教遗存。本年度考古工作在2021年的基础上，重点对寺院围墙和生活区进行了发掘，并开展了系统的室内整理工作，增进了对于景教寺院和唐朝墩古城的研究与认识：
1.景教寺院以围墙围护，南侧开有2处门道，寺院内西部是用于宗教活动的主体建筑，东部是包括庭院和房址在内的生活区，涵盖了居住、储藏和生产等不同性质的空间，反映出唐朝墩景教寺院除宗教功能外，还承载了其他的社会功能，构成了一个规模较大、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
2.景教寺院出土的遗物中不乏精美的瓷器、釉陶器和各类饰品，遗物的规格和丰富程度要高于城址其他发掘区，体现出景教自身的财力和地位，同时也反映出景教与丝绸之路沿线的人员往来和贸易活动密切相关。
3.景教寺院的围墙和生活区房址包括唐代、高昌回鹘、西辽至蒙元等多个时期的遗存，存在明确的叠压关系，结合2021年主体建筑的发掘情况和碳十四测年结果，可以基本判定该寺院始建于公元8世纪上半叶的唐代中期，至公元10世纪高昌回鹘时期经过大规模的扩建，并在使用过程中进行了多次修缮，约13世纪前后的西辽至蒙元时期遭到破坏并完成重建，继续沿用至14世纪中后期最终废弃。
4.唐朝墩古城内的佛寺遗址和景教寺院遗址分别位于城址中心和北部中央位置，年代自唐代至蒙元时期，贯穿城址发展始终，以实物资料印证了天山北麓唐代至蒙元时期多民族融合、多宗教共存、多文化兼容的历史事实。
[1]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1CKG016）的阶段性成果。
[2] 任冠，魏坚：《2021年新疆奇台唐朝墩景教寺院遗址考古发掘主要收获》，《西域研究》2022年第3期，第106～113页。
（作者单位：任冠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魏坚系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
编排：王常兴
审校：王文洲
审核：宋 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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