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科杰
清朝统治回部初期，在各城回众之中，仍残留着视阿奇木伯克为“主”乃至自守一方的旧有观念，霍集斯拒纳朝廷贡赋及额敏和卓父子、鄂对等军功伯克争夺阿奇木之位即由此产生。以乾隆帝为代表的清廷运用灵活的政治手段，先是将霍集斯等回部望族迁往京城，后又对回部政治传统中阿奇木与属众的“主—仆”名分予以限制，提出“中外一家，惟知共主”，“皇帝之外，再无诺颜”的统治观念，废除伯克世袭，进而根除了地方割据势力，抑制了分离倾向，使中央军政力量得以深入回部各地。
霍集斯为乌什阿奇木伯克，在乾隆朝“平准”“平回”过程中，曾先后擒拿达瓦齐，献城投顺，效命疆场，立下赫赫功勋。然而，在凯旋还朝，声名鼎盛之际，乾隆帝却突将其举家迁往京城。时人述霍集斯处境为“备藩京邸，弗假事权”[1]，确是定评。学界对于此案关注较少，仅王希隆、王力曾撰文探讨。两位学者指出，霍集斯谋求“总统回部”是其与乾隆帝的矛盾所在。而霍集斯最终被安置于京师，体现了清朝的边疆民族政策，乾隆帝保全功臣的初衷也得以实现。[2]上述学者的观点无疑为本文的探索开辟了道路，不过，霍集斯案究竟因何发生，清廷为何能举重若轻地将霍集斯一族迁往京城，以及霍案发生前后军功伯克争夺阿奇木职位事件与此案有无关联等诸多问题仍值得探究。因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满汉文史料，从官修文本中的霍集斯案及其疑点，漠咱帕尔进京以及军功伯克阿奇木职位之争背后所体现的政治文化冲突等方面来进一步对此案加以探讨。
在记述霍集斯案的清代官修文本中，以权威性而论，当首推《平定准噶尔方略》与《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两者不仅参考了大量的宫廷密档，且不少编纂者即为事件的参与者，因而可信度较高。前人研究此案，亦主要据此两书立论，并高度重视《表传·霍集斯传》关于“军所劾奏”的记述：
以上一段文字为追叙，且置于霍集斯凯旋受封郡王之后及被举家迁往京城之前。传记作者的这种刻意编排，显然在强调霍集斯上述被参诸不法事，为其个人命运发生转折的重要原因。不过，事实上，“憾阿克苏伯克鄂对”诸事，乾隆帝仅视为功臣的恃功率意，并未深究，而“议乌什赋”一事，则引起了清廷的警觉。
乾隆二十四年(1759)三月，清廷一方面为加强对已归附各城的管理，另一方面为避免各地大臣任意勒索，苦累回人，因而决定依照回城旧例（fe doro）酌定粮赋，十分取一。阿克苏、赛里木等处回众，均表示乐意遵行，库车、沙雅尔等地则咨行库车办事大臣德舒办理。乌什一城，因为霍集斯家族世袭领地，故清廷并未贸然办理，而是令舒赫德与其酌定。[4]至于商酌情形，尤其是乌什贡赋旧例，官修文本记载不一，《表传》称为“计亩征什一”[5]，《方略》则载，大和卓于地亩十分取一，小和卓更改旧例，增羊只四十取一之条。[6]
然而，以上两说均因翻译或删削不当致误。据舒赫德原奏，乌什回众曾禀称，其地原征粮谷，作为旧汗之分（fe han i ubu），若汗之分粮不敷应用，则酌情再为增收，此即旧例。所谓“旧汗”，当指准噶尔汗，而其征收之粮赋，则主要以准噶尔之需求为准，并无一定数额。至霍集占之时，将旧例更改，于地亩十分取一，羊则四十取一，此即新例。值得注意的是，据乌什回众称，霍集占所定新例并非率意而为，而是载在经教（ging ni doro）的。不过，其沉重的赋税也令乌什回众倍受扰害。而大和卓在喀什噶尔则仅于地亩十分取一，故众人倾向于照大和卓之例而行。若如此，则既减轻了回众负担，又与经教旧例相符，更与国家新定各城税则一致，可谓一举多得。然而，当霍集斯至阿克苏面见舒赫德时，竟一改众议，声称“我乌什回众原为达尔罕，并无贡赋。”[7]
霍集斯在众论如一的情况下，仍然强辩乌什并无贡赋，实为保持其家族在乌什地区的统治地位，拒斥国家力量的介入。舒赫德虽洞悉其情，认定霍集斯有意推托，但鉴于前线战事频仍，因而建议将酌定乌什贡赋一事暂缓，待攻取叶尔羌、喀什噶尔后再议。[8]乾隆帝收到奏报后也认为，霍集斯所议“看来殊不可信”，并密谕大功告成后应令霍集斯入觐至京，再将其妻子送来。[9]其后，清军势如破竹，回部底定，先是霍集斯自请入觐，后又由清廷官为供给，遣送霍集斯家属入京团聚。[10]
事实上，乾隆帝对霍集斯及其家族的处置，并非基于个人好恶，而是从如何将回部底定之地纳入国家统治的角度进行的考量。军兴之初，清廷对回部政治的设想为“拣选头目统辖城堡”“管理贡赋等事”，且明确指出此施政模式来源于准噶尔，即“从前准噶尔之于回人，亦只如此。”[11]但在大小和卓降而复叛，抗拒清军，乃至僭称巴图尔汗，试图建立独立政权之后，宣告了乾隆帝设置当地首领总理回部构想的彻底破灭，并促使其统治策略由间接统辖向直接管理转变。在用兵回部过程中，清廷在各城设置办事大臣，并仍命归降之伯克为头目，逐渐摸索出办事大臣主管军政，伯克主管民政的行政体制，改变了回部各城的政治结构。但在乌什地区，却由于霍集斯家族的阻挠，致使清廷政令一度不行，甚至显现出欲自长一方的倾向，这是乾隆帝对霍集斯生疑，并将其举家迁移京城的关键所在。
不过，以事理而论，霍集斯家族雄踞乌什，已历三世，根深蒂固，党羽众多，清廷将其迁移至京，是否如官修文本所述一般波澜不惊，值得质疑。揆诸史实则可发现，此案貌虽和缓，实则暗流涌动。乾隆二十五年（1760）二月，阿克苏办事大臣阿桂奏称，办送霍集斯之子漠咱帕尔兄弟等至京时，阿克苏回人伯克等“稍生疑惧”。乾隆帝接报，一面谕令舒赫德等通行晓示安慰各回城，一面立调叶尔羌精锐索伦兵二三百名赴阿克苏驻扎弹压。[12]同日，乾隆帝声称乌什回人控告霍集斯苦累部众，侵渔贡赋，且领衔控告之人竟为霍集斯旧属萨里。[13]那么，清廷究竟如何不动声色，将霍集斯家族尤其是漠咱帕尔办送入京，乌什回众为何控告霍集斯，萨里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上述诸多问题，仍当探讨。
前已述及，乾隆君臣，尤其是乾隆帝本人对于霍集斯的疑虑早已有之，在大军进剿之时，尚能隐忍不发，在攻取叶尔羌与喀什噶尔后，双方的矛盾陡然尖锐起来。乾隆二十四年八月，乾隆帝再次就自四月以来悬而未决的乌什贡赋问题询问舒赫德，“乌什赋税与别城究竟有何不同？或彼等旧例果真较别处为轻？”并认为是霍集斯之子漠咱帕尔在乌什，方令兆惠等办理为难。[14]舒赫德领旨后，不敢怠慢，立即与漠咱帕尔商定乌什贡赋问题。但漠咱帕尔仍推托称，在准噶尔管辖时期，乌什之众均为达尔罕，确实不收赋税，仅每年酌交布匹千余匹及铁、锡等物。舒赫德察觉其奸，指出乌什虽无赋税之名，而有赋税之实。漠咱帕尔见势不妙，方才呈称“我等现俱为大主子之阿勒巴图”[15]，情愿在先前交纳大军的一千三百袋口粮基础上再增二百袋，以每年一千五百袋作为定例交纳。这一数目也得到了舒赫德的认同，因为“乌什地方不如阿克苏宽广，每年如此拟定，亦正相当”[16]。
舒赫德随后亲自缮写了一份密奏，对于回部的形势及霍集斯父子为人进行了深入解析。[17]其奏曰：
清廷在攻取回部各城之后，在阿奇木伯克的任命上慎之又慎，特意不授旧时伯克，而是任命投顺在先并随清军攻剿之额敏和卓、鄂对等“可信任之人”。因此，舒赫德认为各城无需过虑。而霍集斯父子，舒赫德则指出其狡诈猜疑，甚不可信。加之其在乌什独断而行，使令其余伯克如奴仆，置清廷所设之伊什罕伯克于不顾，严重影响了清廷在该地区的统治。
乾隆帝于二十四年九月十三日接到奏报后，立即以雷霆之势进行了三项极具针对性的部署。其一，由于之前已调阿克苏办事大臣舒赫德赴叶尔羌办事，因而续调以果决勇往著称的参赞大臣阿桂赴阿克苏接任。其二，晋封在乌什驻扎的哈密旧人玉素富为贝勒，牵制漠咱帕尔。其三，对伊什罕伯克的人选进行调整，并明令其协办阿奇木事务，又添设噶匝纳齐伯克等三十余缺，以分漠咱帕尔之权。[19]随着部署略定及前线捷报频传，肃清霍集斯父子在乌什势力的大幕已悄然拉开。
十月二十三日，乾隆帝收到前线奏报，知大小和卓身死，且巴达克山呈献霍集占首级，遂认定“军务告竣”，大功告成，令官兵等凯旋。同时，特谕令霍集斯入觐，为不使其生疑，指示将军兆惠等再派应入觐之伯克数员一同至京。[20]在乾隆君臣的周密部署下，霍集斯并未生疑，甚至自行恳请入觐。[21]得知霍集斯已启程后，乾隆帝开始着手全力办理尚在乌什的漠咱帕尔及霍集斯家属问题。
十一月初六日，乾隆帝密谕在叶尔羌办事的舒赫德，商讨办理漠咱帕尔事宜。乾隆帝认为，霍集斯、漠咱帕尔父子两代居住乌什，爪牙甚多。而漠咱帕尔人甚狡诈，若霍集斯启程后，不趁机办理，日久必定为其所觉。到时若漠咱帕尔不遵令至京，虽不值亦不至用兵办理，大动干戈，但回众人多口杂，于朝廷之声誉大有关系。因此，令舒赫德当机立断，与额敏和卓商议后迅速办理，且亲自给出了具体的办理方案：
漠咱帕尔为霍集斯长子，为人精明强悍，非等闲之辈。乾隆帝令玉素富借商议事件为名将漠咱帕尔唤至叶尔羌，是为将其调离巢穴，既使之孤立无援，易于办理，又为后续控告扫清障碍。其后，再暗地命乌什之众内与霍集斯父子有仇之人控告。此举实为点睛之笔，一方面，届时漠咱帕尔已身在叶尔羌，鞭长莫及，无掣肘之患；另一方面，令其属众控告，既可增强控状的说服力，又可使清廷隐于幕后，以免贻人口实。最后，以控告事发，不能办理为由，将漠咱帕尔及霍集斯家属一并解京。综观乾隆帝之谋划设计，可谓环环相扣，细致入微。
舒赫德承领谕旨，与额敏和卓等密商后认为，漠咱帕尔狡诈而多疑，平素因玉素富与朝廷关系密切，二人素不相能，甚至不将玉素富视作同类。若言有令玉素富与漠咱帕尔商议之事，却不指明具体所商事务，含混带至叶尔羌，则漠咱帕尔必定生疑。因而提议，以当时正在办理的酌定各城伯克俸禄之事为借口，向漠咱帕尔及各城阿奇木等传旨，令于叶尔羌聚集，共同商定。对于控告人选，舒赫德指出，漠咱帕尔在乌什阿奇木伯克之任贪婪暴虐，欲控告之人甚多。如今恰有新授叶尔羌噶匝纳齐伯克萨里向舒赫德呈告，漠咱帕尔强夺其父兄之家产。而萨里为乌什人，原为霍集斯部属，随即拟定其为控告之人。此外，因霍集斯次子呼岱巴尔氐已成年，可独当一面，人亦狡猾，故舒赫德提出在控告之时应将其一并牵连入内。至此，办理漠咱帕尔定在叶尔羌，办理呼岱巴尔氐及霍集斯家属则由阿克苏方面负责，因此，舒赫德又将计划详细密咨阿桂，以便协同行事。乾隆接到奏报后，对舒赫德等人的方案表示认可。[23]
阿桂收到舒赫德咨文后，立即将命众伯克前往叶尔羌商定伯克俸禄之明谕传命漠咱帕尔。不过，阿桂又亲缮密折，向乾隆帝上报了新的情况。原来，自阿桂至阿克苏任职后，漠咱帕尔再未出面，一切迎送事务均交与其弟呼岱巴尔氐办理。询问呼岱巴尔氐，据称漠咱帕尔秋后多病，身体尚弱，不能出门。实际上，这很有可能是漠咱帕尔在先前阿克苏、乌什等地的人事调动上已觉察出异样，因而称病不出。阿桂亦看出这一点，提出若漠咱帕尔托病不往叶尔羌，则亲自带兵借巡查地方之名至乌什办理。乾隆帝见诸事商定，收到奏折后朱批：“如此才是，欣然览之，想来办理亦易。”[24]
十二月十八日，阿桂依原计划令阿克苏之伊什罕伯克颇拉特启程赴叶尔羌商定伯克俸禄事宜。漠咱帕尔闻讯派人向阿桂请示：“今叶尔羌传令我阿奇木公云，漠咱帕尔若能来，则来，若病情复发，则不可勉强。是故请旨，可否派内大臣呼岱巴尔氐前往？”阿桂知漠咱帕尔仍在猜疑，因而故作和缓之状，向来人云：“漠咱帕尔倘病情复发，不能太过勉强，即派呼岱巴尔氐亦可，有何办法，公唯量力而行。”阿桂不加催促的态度显然起了作用，二十五日，呼岱巴尔氐亲来禀报，漠咱帕尔已于当日乘软榻启程。[25]叶尔羌方面，额敏和卓亦派萨里以省亲为名于二十九日启程前往乌什，并嘱咐若与漠咱帕尔遇于路途，当佯装不知。[26]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十四日，萨里在乌什将霍集斯父子控告后，阿桂为避免夜长梦多，立即将呼岱巴尔氐控制并宣示其罪状，预备解京。[27]正月十八日，当乌什控告之文送至叶尔羌时，舒赫德照原计划将正商讨伯克俸禄数额之漠咱帕尔控制，于十九日自叶尔羌启程解京。[28]
乾隆帝君臣通过周密部署，多方协同，终于将漠咱帕尔及霍集斯家属解送至京。不过，以霍集斯家族为代表的回部望族势力的消亡并未使清廷解除后顾之忧，其留下的短暂政治真空，反而使早先归附的军功伯克争夺各城阿奇木的斗争逐渐表面化。
实际上，在霍集斯案发生之前，回部各城阿奇木伯克之争暗流涌动。以斗争最为激烈的阿克苏为例，该城自归顺后，伊什罕伯克颇拉特及噶匝纳齐伯克巴布等即互分派系，相互控告。[29]巴布失势后，颇拉特又唆使阿訇、伯克等控告阿奇木伯克鄂对，称其不能办事，苦累众人，请授己为阿奇木。[30]不过各城伯克的控告，多数被办事大臣以挑唆生事等为由驳回。然而，乾隆帝君臣主导的乌什伯克对霍集斯的控告，却罕见地获得了巨大成功，这无疑使心存希冀的伯克和不明就里的回众备受鼓舞。再加上当时军务刚刚告竣，各城阿奇木尚未完全确定，最终致使先前不成气候的零星控告，在短期内一哄而起，这种尴尬局面是乾隆君臣始料不及的。
在霍集斯案中，乌什阿訇、伯克等列款控告霍集斯时，居然将推举萨里为乌什阿奇木之呈请附于后。这显然是萨里在完成既定任务后的越轨之举，阿桂等虽心知肚明，但又无法说破，遂以萨里为本城之人，不便授为阿奇木，不得妄行荐举为由对回众加以斥责。乾隆帝接报后，更直指萨里为奸邪之徒，并申谕各城回众不得妄行讦告。[31]然而，乾隆帝的谕旨并未起到应有的效果。不久之后，先是叶尔羌诸伯克联名控告鄂对，称其嗜酒而贪，请将额敏和卓授为叶尔羌之阿奇木伯克。[32]其后，又发生了牵涉回部四大城的大案。
乾隆帝在将霍集斯父子迁移京城后，又将同为回部望族的原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和什克及旧汗和卓子嗣等安置京城，并在各城以军功伯克代为阿奇木。因为在乾隆帝看来，回部望族并不可靠，必须将早先归附并立有战功的回部“旧人”驻扎各城，方可信赖。[33]然而，乾隆二十五年九月，新授叶尔羌、喀什噶尔、和阗三大城阿奇木鄂对、噶岱默特、阿什默特等联名向舒赫德密寄回字文书一件，译后方知竟为三人呈控额敏和卓父子之书。鄂对、额敏和卓等人均为回部“旧人”中最早归附，功勋最大，职位最重且深得清廷信任之人，此时竟发生互相攻讦之事，舒赫德知情事重大，当即将该文译为满文奏报：
据以上呈文可知，先前叶尔羌等处回人控告鄂对等人，并请以额敏和卓父子代为阿奇木之控告，竟是在额敏和卓父子指使下上演的一出出闹剧。呈文还揭发额敏和卓父子私收贡赋，恐吓回众，收受贿赂，欺瞒将军，任用贼人等诸多不法之事。鄂对等人甚至揣测称，额敏和卓自视为汗，欲使其四子为四城阿奇木，彼则总统回地。此外，鄂对等人又对南疆各地通事之恶行进行控告，提出现有之通事较旧时大小和卓之爪牙更为酷烈等风评。其时回地通事多由哈密、吐鲁番之回众担任，叶尔羌等地通事多为额敏和卓属下，因此，鄂对等抨击通事之不法，矛头亦直指额敏和卓父子。
就鄂对等人控告的内容来看，每桩控案均列有消息来源人，并对事件来龙去脉有详细的描述。而额敏和卓指使回众控告鄂对等人之时，恰为清廷调整回疆各城阿奇木的关键节点，且身为叶尔羌、喀什噶尔两大城阿奇木的额敏和卓、茂萨父子正是利益的最大受损者。综合史事及情理而论，鄂对等人所言有相当大的可信度。但据汉文史料记载，舒赫德收到呈文后，即对鄂对等进行申斥，并将原呈发回，鄂对等亦表示“悔悟”。乾隆帝接到舒赫德奏报，对其所为大加赞赏，且将此案视作回人积习相沿，彼此猜嫌谗毁的明证，又申禁回人不得诬告。对于通事问题，清廷认为若将通事尽行裁革，则可能导致无所见闻，因此也仅令大臣等约束了事。[35]
显然，对于这桩并不复杂且事实较为明晰的控案，素称明君强臣的乾隆帝与舒赫德在有意“和稀泥”。翻检舒赫德原奏，方知乾隆帝君臣对此案的真实看法。舒赫德奏中阐明己意，认为叶尔羌、喀什噶尔回众呈控额敏和卓父子有三方面原因，其一，憎恶额敏和卓与茂萨；其二，欲阿谀奉承新任阿奇木鄂对及噶岱默特；其三，恐鄂对等追究其先前控告之仇。而清廷若立即照彼等所报追究办理，则“不但落彼等圈套，而额敏和卓效力有年，得一传闻之语，即穷究查核，彼等回子又致动摇疑虑。”舒赫德进而指出，“额敏和卓之心甚为坚贞，虽屡经考验，全无动摇。”但也承认其“不免回子性情，行事不无习气”，拟对其进行“察看”。[36]舒赫德的看法虽不无见地，但将回众控告之行为归结为“性情”，将额敏和卓等人的不法之举化约为“习气”，明显有顾及额敏和卓勋劳及地方稳固与舆情的考量，实为不得已之举。
乾隆帝得奏后，认为舒赫德“所办甚为合宜”[37]。不过，乾隆帝在了结此案时有一段晓谕回众之语，尤其值得注意。其谕云：“仍晓示回众云，大皇帝用人不过因材器使。即如茂萨先因喀什噶尔需员办事，故加委任，今伊犁驻兵屯田，又将伊补授阿奇木，并非常在喀什噶尔，尔等何得造言诬谤。”[38]以上谕旨似为额敏和卓之子茂萨开脱，但实则更有深意。若仔细回顾霍集斯案及鄂对控案，可以发现，两者均为争夺或保有阿奇木之位而起。霍案中，正是乌什阿奇木漠咱帕尔独断专行，拒纳贡赋，使令属下伯克如奴仆，使清廷认为不可信任。在鄂对控案中，又发生额敏和卓父子唆使伯克谗毁鄂对并请以己为阿奇木之事，并于众伯克中传出额敏和卓欲总统回部，令其四子为阿奇木，长久统治四城的流言。而据时人记述，在回部的政治传统中，阿奇木伯克“最为尊贵，生杀予夺，惟其所为”[39]。更为关键的是，各城阿奇木与属下伯克及回众之间，有“诺颜—阿勒巴图”即“主—仆”之名分。因此，霍集斯父子能独断乌什之事，额敏和卓父子唆使众人授己为阿奇木，且众人有两者均欲总统回部的流言，均因秉承旧习，视阿奇木为“诺颜”即“主”之故。是故，乾隆帝在谕旨中对回众不厌其烦地解释，用人“不过因材器使”，补授阿奇木，并非拟令其常在当地为主。
而上述回部政治传统中阿奇木与属众的“主—仆”名分，正是乾隆帝与霍集斯等回部望族及鄂对、额敏和卓等军功新贵之间矛盾冲突的关键所在。在研究清代伯克制度的诸多著述中，有一段史料历来为史家所重。即乾隆二十四年九月，乾隆帝针对霍集斯案所发出的一道长谕：“回城现俱平定，应将霍集占等私行征敛之项严行禁止，即办事之阿奇木等员，亦应如各省大臣之例，遇缺补授。或缘事革退，则开缺另补。至于霍集占族戚等所以留住京师，并令伯克霍集斯等俟撤兵时同来者，因恐伊等若仍居旧地，必妄生希冀，致起衅端，此正所以保全之也。兆惠等此时宜曲加抚慰，不可稍有漏泄。俟霍集斯到京后，即晓谕各城回人，以中外一家，惟知共主，阿奇木伯克不过办事大员，毋许自称诺颜，私收贡赋。即阿奇木等缺出，亦拣选贤员，或以伊沙噶升补，不准世袭。章程既定，则伊等希冀之念自消，庶地方可以宁谧。”[40]史家多将这段记述视作清廷废除伯克世袭制的重要佐证，[41]这当然没有问题，因为即使清代方略馆臣也将此段长谕的题名命为“密谕定边将军兆惠等停止回人世袭”[42]。但细读史料，仍可发现值得深挖之处。在谕旨中，除阐明伯克等不可世袭之外，还花费大量篇幅向兆惠等澄清，阿奇木伯克与各省大臣相当，完全由朝廷拣选革退。又向各城回人晓谕，如今中外一家，惟知共主。阿奇木伯克不过是“办事大员”，不得“自称诺颜，私收贡赋”，并不准世袭。而令霍集斯来京正是恐其缘附旧例，“自称诺颜，私收贡赋”，进而“心生希冀”。若对照满文谕旨，则乾隆帝之意更为明晰，即“皇帝之外，再无诺颜”（ejen ci tulgiyen，jai noyan akū）[43]。而前述鄂对控案中乾隆帝对阿奇木执掌的阐释，不过是“中外一家，惟知共主”，“皇帝之外，再无诺颜”的翻版。
至于为何不许回部各城阿奇木私称诺颜，为一城之主，乾隆帝曾有过详尽的阐述。乾隆帝认为，回部诸城均为大军进剿所定，与哈密、吐鲁番之归诚向化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各回城之伯克等“虽承办公事有官职大小之殊，（然）皆系朕之臣仆”[44]。对应满文为“（然）俱为朕之阿勒巴图，并非彼等首领之阿勒巴图”[45]。显然，在乾隆帝看来，由于回部各城是依靠军威平定之地，因此管控当严，从边疆稳定的角度考虑，各城回人之间不允许再有“主—仆”名分的存在。而各城回人，均为皇帝之奴仆，阿奇木既无诺颜之实，亦不许有诺颜之名。以上所述霍集斯案及其余波鄂对控案，均反映了清朝统治回部初期阿奇木欲保持与属众之间传统的主仆关系与乾隆帝欲为天下共主两种政治诉求之间的激烈冲突。其背后实质仍在根除地方割据势力，与废除伯克世袭异曲同工。
霍集斯被削夺事权，安置京师，有着复杂的政治历史背景。清廷对回部统治的最初设想直接承袭自准噶尔，即“拣选头目，统辖城堡，总归伊犁军营节制”[46]，并收取贡赋而已，原无直接驻军，加以控制的打算。不过，随着战事的深入，且鉴于先前任用阿睦尔撒纳失败导致再次出军的教训，致使乾隆帝改变了计划，不愿再给回部头目，尤其是霍集斯等当地望族自主一方的政治地位。而霍集斯个人的居功自傲，乃至事发后审时度势的“自请安置”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至于乾隆帝君臣主导的乌什伯克的控告，不过是使清廷师出有名的幌子而已。而乾隆帝应对霍集斯案及其余波鄂对控案的点睛之处在于，敏锐地觉察到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背后所潜藏的“主仆关系”与“天下共主”两种政治传统之间的剧烈冲突。为打破回部各城阿奇木与属众之间传统的主仆关系，巩固其天下共主的政治地位，乾隆帝对霍集斯等回部望族与鄂对等军功新贵灵活地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在霍集斯案中，乾隆帝君臣忌惮回部望族的重大影响力，因而杀伐决断，甚至不惜设计将其诱至京城，加以控制。而对于额敏和卓、鄂对等军功勋旧，清廷则限于舆论及任用乏人的窘境，因而多有宽纵。这也导致了清代阿奇木伯克之权屡削不减，而回部上下传统的主仆关系亦“一息尚存”，进而成为伯克政治中权力集中、贪腐不绝、凌虐属众的诱因之一。不过，总体来看，乾隆帝君臣在霍案的处理上，在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既最大限度地削弱或淡化了回部阿奇木与属众之间的传统主仆关系，又尽力保全了在统一回部过程中立下功勋的回部望族勋贵，使新定之地能够相对和缓地纳入中央的管辖之下，进而维护了地方的稳定，国家的统一。
（感谢外审专家和编辑部为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论文写作过程中，曾得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杨念群、刘文鹏、董建中等老师的指导，特此致谢。）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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