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研究 2023-08-02 10:00 发表于新疆
以下文章来源于大众考古 ，作者于茹
“新头”之好 ：新疆地区的人工变形颅骨
文 / 于茹
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23年04月刊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以及人类学研究结果可知，在铁器时代的新疆地区，部分居民有刻意改变颅骨形状的习俗，这是对个体头部形态的重塑，通过改变头型以获得与众不同的新面貌。新疆地区考古出土的人工变形颅骨遗存数量众多，集中分布在伊犁河谷及焉耆盆地地区，塔里木盆地的西缘和南缘也有零星发现。但颅骨的人工变形习俗并未成为新疆地区的文化主流，在历史变迁中逐渐湮没。
刚果共和国芒贝图部落改造颅骨形态的儿童、女性
何谓“新头”
人工颅骨变形（Artificial Cranial Deformation，ACD）是指由人为因素导致颅骨产生与自然生长状态不同的方向改变，分为无意识影响和有意识塑形两种情况。在有意识的颅骨变形习俗中，人们通常使用一定的工具或者方法，对尚处于生长发育阶段的婴幼儿的颅骨进行外力塑形，以实现成年后颅骨的永久性形状改变。新生儿的颅骨比较柔软，骨与骨之间存在缝隙，且婴幼儿的骨骼中蕴含大量有机物（主要是骨胶原），具有较大的弹性和韧性，容易发生骨变形。因此人们通常从婴儿出生后，便对颅骨形状进行干预，以达到理想效果。
人工变形颅骨遗存在美洲、大洋洲、欧洲、中非及中国等地都有发现。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刻意变形案例可追溯到距今45000年的伊拉克沙尼达尔洞的尼安德特人遗骸，但在后续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连续出现，直至青铜时代这一习俗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展露。我国发现的人工变形颅骨主要集中在山东地区和新疆地区，但两地遗存的年代、文化面貌以及颅骨变形形态都有很大区别，并非同一源流，山东地区的变形颅骨多与长期睡扁头的风俗相关。
世界范围内人工变形颅案例的分布
扁头综合征
目前，研究者对于变形颅骨的分类并未形成统一标准，大多是根据各地区不同的颅骨形态进行划分，形成区域性的标准，进而方便后续研究。亚欧地区发现的人工变形颅骨材料被划分为环形变形、额—枕骨变形、顶—枕骨变形（人字缝变形），以及枕骨变形。同时，环形变形还可细分为沿矢状位延伸变形和沿冠状位延伸变形两种，其中亚欧地区最常见的是沿矢状位延伸的环形变形和额—枕骨变形。
亚欧地区人工变形颅的分类（作者根据《新疆伊犁吉林台库区墓葬人骨研究》内图绘制）
变形颅骨在新疆地区最早出现于公元前7—前6世纪的伊犁河谷地区，在这一区域内的多个遗址中有相关案例的发现。至公元前后，人工颅骨变形的案例扩张到新疆其他地区，东至罗布泊西部，西至塔里木盆地西缘，但同一遗址中人工变形颅骨材料的数量较少，公元4世纪以后仅零星可见。
新疆地区已发现的人工变形颅分布
吉林台库区墓地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尼勒克县东喀什河的两岸台地之上，其中奇仁托海墓地、加勒格斯哈音特墓地、阿克布早沟墓地、别特巴斯陶墓地、彩桥门墓地中共发现23例人工变形颅骨，除奇仁托海墓地中1例女性头骨疑似为额—枕骨变形外，其余22例均为环形变形，推测是使用软质工具捆绑塑形的结果。
吉林台库区墓地发现的环形变形颅
伊犁河流域的新源县渔塘古墓、恰甫其海水库墓地，巩留县山口水库墓地以及昭苏县夏台墓地中也有人工变形颅骨发现。渔塘古墓出土了3例人工变形颅骨，其中1例在额结节至前囟点间有宽约1.5厘米的压痕，且呈环形带状绕颅一周；另外2例表现为额、顶骨向后上方倾斜，头型拉长。恰甫其海水库墓地中有2例人工变形颅骨，二者并不归属同一类型：一位男性的颅骨颅宽较大，是非常典型的枕骨变形，推测应是由于个体在婴儿时期长时间仰卧于摇篮中而造成的无意识变形；另一位女性的整个颅骨呈“圆锥状”，与吉林台库区多数变形类型相同，为环形变形。山口水库墓地亦有2例人工变形颅骨发现，头骨呈尖状。夏台墓地的变形颅个体为枕骨变形，与恰甫其海水库中的男性个体变形成因相同。
恰甫其海水库墓地出土的变形颅（左为枕骨变形，右为环形变形）
焉耆盆地内的人工变形颅骨案例出现的时间晚于伊犁河谷地区，至汉代才有相应的风俗发现，材料出土于和静县察吾乎三号墓地和尉犁县营盘墓地。察吾乎三号墓地中发现了3例环形变形颅骨，有学者认为该墓地与匈奴人群有关。营盘墓地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进行了三次发掘清理，共发现12例人工变形颅骨，均为环形变形，但挤压方向和挤压程度有所不同。
汉代以后，人工颅骨变形的风俗逐渐扩散到新疆的其他地区，但每个区域内发现的变形颅数目较少，并未在当时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年代为公元前后的楼兰城郊墓地中出土了1例变形颅骨，其额明显后斜，后枕部突出不明显。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对位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托乎拉克勒克乡加瓦艾日克村的春秋晚期至东汉时期的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人骨中有1位男性的颅骨前额相对倾斜，头骨顶部高耸，与头骨成长发育阶段长期缠头造成的形态相似，为环形变形。
且末加瓦艾日克墓地出土男性变形颅
托库孜萨来寺院遗址位于喀什地区巴楚县托库孜萨来村，1983年新疆博物馆考古队调查时，在已破坏的墓葬中采集到男性成年人工变形颅骨1例，据调查者描述，其为魏晋时期遗存。莎车县恰木萨克古墓地的年代推测为公元8—9世纪，其中1位中年男性个体的颅骨为环形变形，其顶骨上靠近冠状缝的区域呈上、下方向的环形挤压。
苏巴什古墓变形颅
在阿克苏地区温宿县的博孜墩墓地中发现了3例人工变形颅骨，但发掘者并未详细介绍与研究其变形类型。木垒县四道沟遗址的发掘报告中有关于“颅特圆”的记载，该个体枕部扁平，应为人工变形颅骨。吐鲁番采坎古墓群的时代为公元4—7世纪晋唐时期，据考古学者观察有枕部扁平的变形颅骨。
苏巴什古墓位于阿克苏地区库车县北23—25公里的苏巴什佛寺遗址中。苏巴什佛寺初建于东汉末，魏晋南北朝至唐代为盛期，12世纪后废弃。1978年考古学者进行发掘清理时，出土一具成年女性与一具婴儿尸骨，其中女性颅骨经人工变形，额部和枕部明显呈斜扁平状，额骨和枕骨向上方倾斜，颅顶显得很窄，呈尖弧形，颅形变短，颅宽变大，为额—枕骨变形，在新疆地区的颅骨变形类型中也是独树一帜。
匆匆而来又销声匿迹
对于新疆地区人工颅骨变形风俗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环形变形颅骨的发现情况展开讨论。枕骨变形颅骨虽然在部分遗址中也有出土，但极有可能是由无意识的行为模式导致的，并不能称为刻意的颅骨变形行为。而在目前已发现的人工颅骨变形的案例中，伊犁河谷地区的材料年代较早，可能是整个新疆境内颅骨变形风俗的源头。
有关伊犁河谷地区的文献记载在汉代以前并不详尽，班固《汉书·西域传》中记载：“乌孙国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乌孙国大致位于今伊犁河谷和楚河河谷一带。又有“（乌孙国）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塞人、大月氏人、乌孙民先后在伊犁河谷地区活动。而吉林台库区、恰甫其海水库等墓葬都表现出与塞人文化相似的特征，颅骨的环形变形可能是塞人的风俗。
在公元前1千纪的早期铁器时代，里海东部的中亚草原地带生活着多支游牧部落，这些游牧人群就是塞人，也是文献记载的“塞种”。波斯人最早称这支人为“萨迦”，后来又用这个名字来指称斯基泰人及其同族。贝希斯敦铭文上方的一组浮雕中绘有大流士接受俘虏的画面，其中最后补刻的形象就是斯基泰王孔哈。希罗多德曾描述：“属于斯基泰人的萨迦人，戴着一种高帽子，帽子又直又硬，顶头的地方是尖的。他们穿着裤子，带着他们本土自制的弓和短剑，此外还有他们称之为撒迦利司的战斧。”1983年新疆新源县巩乃斯河南岸出土了一件青铜武士俑，该形象头戴高顶宽檐帽，帽顶尖而前弯，被认作中国古代塞人的雕塑艺术之作。
贝希斯敦铭文上方浮雕中刻画的斯基泰人形象
新源县青铜武士俑，及尖帽特写
环形变形颅骨在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墓葬中常有发现。目前区域内发现最早的环形变形颅骨年代为公元前5世纪，在土库曼斯坦的梅尔夫古城附近。咸海东部及东南部地区、费尔干纳北部、天山等地都有颅骨环形变形的案例。公元初期的哈萨克斯坦拜加兹洞室墓，公元前后的吉尔吉斯斯坦塔拉斯河流域的肯科尔墓地、锡尔河下游科萨萨尔文化墓地、康居文化墓地，公元2—4世纪天山—阿莱地区也有典型的环形变形颅骨。公元6世纪起，环形变形颅骨的分布范围急剧缩小，仅存于花剌子模绿洲和咸海东部的人群中，至10世纪不复存在。新疆伊犁河谷地区的颅骨变形可能是塞人的传统，而受到塞人的基因与文化因素的影响，部分在伊犁河谷地区生活过的月氏人和乌孙人成了这种行为的践行者，匈奴在与乌孙交流的过程中，也将这种风俗融入到自己的文化中。西晋以后，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控制减弱，西域地区陷入长时期的动荡和战争，各民族在特殊环境和形势下交流融合。也就是说，在新疆地区人工变形颅骨存续的晚期阶段，区域内文化成分复杂，有颅骨变形风俗的人群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随着政权的更迭与各民族交流融合程度不断加深，人工颅骨变形这一风俗也在杂糅中渐渐消失了。
人工颅骨变形是在婴儿时期就需要坚持进行的刻意而永久的改变行为，成人的颅骨并不具有可塑性，无法改变形状。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父母时间和精力的投入，甚至是一种家族意志的体现，进一步推之，特殊形态的颅骨也可能是社会身份的象征，反映出个体与他人的差异性。
在公元前1千纪初，东部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区逐渐瓦解，中原地区游牧经济文化开始兴起。草原上部落众多，外观面貌具有一定的相似度，甚至在游牧文化上都有相通之处。因此，鲜明地表现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区别性十分重要。这些族群差异可以体现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方面，人工颅骨变形的行为或是这群人的特殊文化实践，既能够清晰反映出这一群体与其他民族的差别，同时人们也会在共同的文化行为中达成更深层次的群体认同。
政权的更迭并不意味着种族的消失，失败的统治阶级及其追随者会远遁避凶，但仍会有居民留在原地，和新到来的人群相继融合，谱写新的历史篇章。人工颅骨变形的风俗也由乌孙国继承，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人口的迁徙进一步向外传播。各地游牧民族不断交流、融合，传播并创造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在匈奴人入侵亚欧大陆之后，吸收了人工颅骨变形这一风俗，更是将其扩散至整个欧亚草原，从乌拉尔山脉至多瑙河畔。尽管草原游牧人群的民族并不相同，但在匈奴扩张不久后便出现相似的头部形状。这种现象也反映了人们对与强大的征服者比肩的渴望，想要在身体形态上与强者趋同，以适应新的社会与政治环境。久而久之，环形颅骨这一特征不再作为某一文化主体的具体元素，失去了特有的民族内容，而逐渐转化为更大群体的标识符，成为草原居民共同的文化符号。
格鲁吉亚出土环形变形颅&匈牙利出土环形变形颅
人工颅骨变形习俗在新疆地区并未大规模流行，这可能是由于新疆地区的人群成分复杂，多方势力聚集，外来文化虽然能在一段时间内对这一区域产生影响，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当地的文化土壤。此外，颅骨变形这一风俗的特殊性较强，这种永久性的对于身体上的改变需要群众更强的接受程度，打破传统的思想观念，进而在推行过程中会更加艰难。在新疆的环形颅骨变形，或许是个体对于身份的标记，来自祖辈血缘上的继承，最后在一代代地传承中销声匿迹。
（作者为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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