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中央 2023-08-21 12:44 发表于北京
以下文章来源于环球人物 ，作者金台环环
环球人物
以人物记录时代
来源：微信公众号“环球人物”（ID：globalpeople2006）
北京时间2023年8月20日0时59分，“友谊勋章”获得者伊莎白·柯鲁克走完了她的108岁人生。
在讣告上，她有很多头衔：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教育家、人类学家，新中国英语教学拓荒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专家、终身荣誉教授。
纵观她的人生，串起了100多年里纷繁复杂、波澜壮阔的历史记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新中国建设，人类学研究、乡村改造、兴办教育……
当天，她的大儿子出生在离中央外事学校不远的一家小妇产医院。她的丈夫柯鲁克听闻后，立刻赶了过去。走进产科病房，他第一时间看到的是伊莎白正在安静地读书，旁边的儿子睡得像个“小青蛙”。柯鲁克后来回忆这个场景时说：“伊莎白对这个'小青蛙式的生物’的心疼不亚于我。”他们给儿子起了一个与卡尔·马克思相同的小名：卡尔。9月下旬，夫妇二人就收到了北京市人民政府的邀请函，请他们出席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有趣的是，兴奋的两人却在思索另一个问题：卡尔怎么办？反复商量后，他们决定伊莎白在观礼的时候离开一段时间，到中央外事学校临时住所东交民巷去给“小青蛙”喂奶。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成了红旗的海洋。伊莎白和柯鲁克望着天安门城楼，听到毛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紧接着，五星红旗第一次升起，《义勇军进行曲》在广场奏响。再后来，伊莎白就不得不穿过游行的人群，一路小跑来到东交民巷。还未进入房间，她就听见小卡尔“哇哇”的大哭声。当卡尔吃饱喝足、终于睡去后，伊莎白沉浸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中：她怀抱着的是一个可爱的新生儿，同时刚刚又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可以说，那是她一生中最激动的一天。纵观百年人生，她在每一个转折点都选择了中国。伊莎白与成都有着不解之缘。1915年，她出生于此。在此之前，她的父亲饶和美在1912年来到成都，参与创建华西协和大学（今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并在后来担任华西协和大学教育系主任。她的母亲饶珍芳也在1913年来到成都，参与创办了蒙特梭利幼儿园（今成都市第十一幼儿园）、弟维学校（今成都市红专西路小学）及成都市盲聋哑学校（今成都市特殊教育学校）。1940年，饶和美、饶珍芳夫妇送别即将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的伊莎白（左）。高中毕业后，她到加拿大继续学业。1938年，23岁的伊莎白青春正好，获得了多伦多大学儿童心理学硕士学位。此时的美洲大陆远离硝烟，而大洋彼岸的中国则烽火连天。但伊莎白毅然地选择回到她的出生地，并坚决地说：“我从小就经历过四川地区军阀混战，还常常捡子弹壳玩，因此并不害怕战争。”回到四川后，伊莎白决定潜心做人类学研究。她套上了蓝布衫、戴上草帽、穿上草鞋，和偏远地区的农民打成了一片。由于抗战时期日军截断了中国海盐供给路线，导致内陆盐价暴增。所以伊莎白就到四川璧山兴隆场（今属重庆书璧山县大兴镇）调查当地农民生活情况，为筹建食盐供给社做准备。她和同伴走访了兴隆场及周边村社的1500余户村民，以“庞杂而细碎的田野手记”记录了乡民的婚俗、种植养殖、交易等日常生活。这本手记堪称“史上最全兴隆场大数据”，成为记录当年乡村发展的珍贵史料。1981年，伊莎白重回兴隆场（后改名大兴镇）搞社会调查。对川西地区，伊莎白爱得很深。晚年她还回到这个地方，在大渡河，看到曾经的铁索都变成了大桥，仍然兴奋地像个少女大喊：“停一下，我要走那个桥过去！”1940年，她和大卫·柯鲁克相遇了。柯鲁克是英国共产党员，在共产国际的安排下，以教师身份来到中国。两人一见钟情，很快走到一起，并在1942年奔赴欧洲反法西斯战场，在英国结婚。在丈夫的影响下，伊莎白也加入了英国共产党。伊莎白也影响着丈夫。1947年，夫妇二人再次回到中国，以国际观察员的身份到河北十里店调查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改革和整党运动。在此期间，伊莎白完成了社会调查著作《十里店（一）——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和《十里店（二）——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留下了蜚声海内外的社会人类学名著。在十里店调研结束、夫妇二人即将离开中国之际，中央外事工作负责人王炳南深情地挽留他们。伊莎白夫妇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感动了，决定继续留在中国。1948年，叶剑英（左一）与柯鲁克（左三）、伊莎白（左四）等人合影。1948年，他们来到了石家庄西部的南海山村调研，并从此在叶剑英、王炳南直接领导的外事学校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英语教学生涯。这座学校后来几经变更，发展成为如今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夫妇俩的后半生，就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度过。如今，已经去世的柯鲁克的铜像就伫立在校园中。作为新中国英语教学拓荒人，伊莎白走了一条艰辛的路。伊莎白和丈夫是在战争中开始教学生涯的。他们与学生同吃同住，经常带着小马扎，将每一个地方当作课堂。没有现成教材，他们就通过各种途径搜集英文报纸文章。伊莎白经常用打字机工作到很晚，定稿后用蜡板印制，制作出一本本简洁实用的教材。在口语教学中，为了最大限度贴近实际，伊莎白总是让学生看她的情景对话演示。这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当时没有录音机。一遍又一遍地说，轻声细语的伊莎白嗓子都喊哑了。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军队急需英语人才。在周总理的要求下，学校开设了16人小班，由伊莎白夫妇专门培训。他们白天要上课，晚上要给辅导困难的学生加课。后来伊莎白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人们对参军的热情非常高，人人都带着一种无以言表的自豪之情。待他们英语足够好之后，就去了战场。”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伊莎白夫妇硕果累累。两人共同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套英语教程的编写和《汉英词典》的编纂。有人曾问过她，一生的教学经历中，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她说是“平等的师生关系”。虽然有一副洋面孔，但伊莎白人生的绝大部分是在中国度过的。熟悉她的人都记得，晚年的伊莎白依然坚持在没有电梯的三层楼上下，并迈着矫健的步伐行走在校园。她接受媒体采访时，虽然有些往事记不清了，但讲话总是头脑清楚、思路清晰。她的孩子们说，伊莎白90岁时依然经常去游泳，有时甚至要做跳台跳水等高难度动作。有次她和一位50岁友人外出，两人不慎同时从半人高的陡坡摔倒，那位朋友多处骨折，但伊莎白安然无恙。医生检查后说，90多岁的伊莎白骨质相当于30多岁。如今伊莎白优雅地离去了，但她的百岁青春气息永远留了下来，并将继续感染一代又一代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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