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台来提·乌布力 西域研究 2023-09-06 12:36 发表于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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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西域研究》2015年第3期
台来提·乌布力
库木吐喇石窟是龟兹地区的第二大石窟群，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西北确尔塔格山山口的东崖壁上，开凿于4～11世纪。它以绚丽的“汉风”壁画著称于世，保存有婆罗谜文、汉文、突厥文、回鹘文、察合台文等多种文字题记。汉文题记、题刻和榜题包涵重要历史信息，是研究龟兹历史的重要资料。库木吐喇石窟自清代被重新发现以来，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石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窟内的一些重要遗存，包括许多题记、题刻和榜题资料被掠夺至海外，现在石窟内残存的这类材料，因年深日久，已逐渐漫漶不清，全面搜集、核查库木吐喇石窟的文字资料已是刻不容缓之事。
1.近代外国探险家对龟兹石窟文字资料的调查与研究
20世纪初，英、法、德、俄、日等多国派出所谓“探险队”进入新疆肆意掠夺文物盗往国外，龟兹石窟也遭洗劫，损失惨重，许多精美的文物，包括多种文字资料，流失域外，分藏于多家学术机构、博物馆及个人手中。
德国探险队1903年4月至1913年10月，前后共三次考察了库木吐喇石窟。德国探险队注意到了石窟中的大量文字材料，1906年1～2月间，他们第二次考察库木吐喇石窟为洞窟编号时，注意到今窟群区第41～45号窟所在的大沟南岸河崖上多见有铭文，因而被定名为题名沟。[7]德国探险队似乎对汉文铭文不太重视，在他们后来出版的报告中没有这方面材料的记载，对龟兹文、回鹘文的资料似乎更感兴趣。对这类材料的分析、研究成果，后来被德国学者运用在洞窟的年代分析上。
日本“大谷探险队”1903～1912年先后有多人考察过库木吐喇石窟。1903年5月9日，渡边哲信来到库木吐喇石窟搜掠文物，他注意到洞窟内的汉文榜题，比如，某个洞窟内有“韦提夫人”等汉文榜题，由此他推测此窟应是在唐代开凿的。另外，他还将窟群区69号窟内的龟兹文题刻拓印下来。渡边哲信在发掘库木吐喇谷口东岸的乌什吐尔遗址时发现了汉文写本残片，在谷口西岸的夏合吐尔遗址发现了写有“陶拓所”以及有天宝、大历年号的汉文文书残片。[8]野村荣太郎1909年3月26日来到库木吐喇，考察了一些洞窟，还发掘了附近的夏合吐尔、乌什吐尔等古遗址，在窟群区大沟内某个洞窟，他辨认出“二者横有口舌”“韦提夫人观见水变成冰时”等汉文榜题，据此他认为此壁画应为“无量寿经观变”。[9]另外，在某洞内他还发现木盂一件，盂中墨书“金沙寺”三个汉字。
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20世纪60年代由西域文化研究会编辑的《西域文化研究》6卷本巨著中，其中第六册有专门研究西域文书语言的论文。[10]
1988年，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开展西域出土佛典的研究，这些汉文佛典大部分出自吐鲁番，也有出自龟兹地区的。在井ノ口泰淳教授的领导下，日本学者对其中保存状况较好的95件汉文佛典作了研究，其成果在《龙谷大学善本丛书》中正式予以刊布。《丛书》中刊布的出自龟兹地区的佛典有41件。其中，出自克孜尔石窟的有6件，出自库木吐喇的有2件。[11]此外，梅村坦对出自库木吐喇石窟的回鹘文木简进行了解读。[12]吉田丰辨识出克孜尔222窟的粟特文题刻。[13]小田义久编辑出版了多卷本的《大谷文书集成》。[14]
1906年2月，由别列佐夫斯基兄弟组成的俄国考察队到达了库车。除了考察克孜尔、森木塞姆等地外，他们还专门来到库木吐喇。但是，由于没有出版正式的工作报告，对别列佐夫斯基兄弟的具体活动细节，外界知之甚少。[15]2004年8月，收藏有大量当年俄国考察队所获文物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馆员访问克孜尔石窟，出示了一些考察队当年拍摄的旧照片。我们发现库木吐喇窟群区有多幅照片，如第76号窟的汉文题刻，第69号窟的龟兹文题刻和第50号窟的龟兹文榜题等。
1906年，法国伯希和率领考察队在库车停留了数月，考察了克孜尔、库木吐喇石窟，发掘了苏巴什及都勒都尔·阿护尔遗址。二战后，由韩百诗(L.Hambis)组织一批学者从事伯希和在新疆与敦煌所获文物的系统分类整理工作，编有《伯希和考察队考古资料丛刊》，共16卷，这项工作现在还未结束。在已出版的第8卷《库车地区诸遗址·龟兹语铭文》中有出自库木吐喇的壁画、塑像和龟兹文题记。[16]伯希和在库木吐喇石窟发现的梵文和龟兹文写本，早年由菲诺（Louis Finot）和列维(Sylvain Levi)整理研究。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龟兹文写本由皮诺（Georges Pinault）负责重新整理。他近年发表了一系列法藏龟兹文佛典和世俗文书的论文。此外，他还转写和翻译了伯希和在都勒都尔·阿护尔发现的全部木简文书和考察队在库车地区石窟中所拍摄的龟兹文题记，著有《龟兹语铭文》。1995年他成功地解读并发表了库木吐喇石窟34窟部分龟兹语的题记。[17]2000年，童丕、池田温、张广达整理出版了伯希和在库木吐喇及其周边发现的汉文文书残片。
2.我国学者对龟兹石窟文字资料的调查与研究
对库木吐喇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考察的我国学者应首推黄文弼先生。作为中国和瑞典联合组织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黄文弼于1928年9月3日到达库木吐喇石窟，除了对洞窟内壁画情况记录外，还详细录下了大量汉文题记。其中69、76号窟内一些题刻后来遭人破坏，今除了参考先生当年的记录外，已难窥原貌。黄文弼考察的笔记后来以专门章节发表于其著作《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18]
1961年，北京大学阎文儒教授参加了中国佛教协会与敦煌文物研究所联合组织的新疆石窟调查组。他根据此次调查资料，撰写了《龟兹境内汉人开凿汉僧住持最多的一处石窟——库木吐喇》。文中公开了许多汉文题刻、题记和榜题资料。
1979年9月，北京大学宿白教授率研究生马世长、晁华山和丁明夷等人考察龟兹石窟。以后，这几位先生又先后联合或单独考察龟兹石窟。上述的几位学者主要从考古学角度调查龟兹石窟，窟中各种文体的题记、题刻和榜题亦是他们关注的内容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库木吐喇窟群区75、79号这两个保存有精美壁画和许多榜题的重要洞窟，均是他们在调查中发现的。后来，晁华山撰有《库木吐喇石窟初探》，[19]马世长撰有《库木吐喇的汉风洞窟》[20]。两文在论述洞窟的功能、壁画的题材以及洞窟的开凿年代时，均充分运用了题记、题刻和榜题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这些文字材料的重视。
库车县文物保管所也先后组织专业人员对库木吐喇石窟进行调查，刘松柏和庄强华作了大量工作。前者发现了大沟区66～68之间甬道内的有关“建中六年”的题刻以及窟群区41号窟内的回鹘人名榜题，在其有关论文中均有介绍。庄强华在编写《库木吐喇内容总叙》时，专列榜题、题记和题刻一项内容，对当时洞窟内尚存的多语种的文字资料尽其所能，予以收录、说明。[21]
1990年，韩翔和朱英荣先生合著的《龟兹石窟》出版了。[22]这是一本比较全面研究龟兹石窟的专著，该书列有专章介绍了龟兹石窟内的文字资料。
2000年以来，新疆龟兹研究院（所）出版了《库木吐喇石窟内容总录》[23]，在介绍单个洞窟时均单列“题记”条目，对尚存窟内墙壁上的文字资料的基础信息进行记录，为将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库木吐喇石窟中的题记、题刻和榜题分布广、数量多、文种杂、涉及内容广泛，有不少资料收藏于国内外多家科研机构，这给我们的搜集、整理工作带来很大难度。以下，对一些较为重要的材料略加述议。
1.具有年代学价值的题刻与题记。在龟兹石窟的研究中，年代学已经成为一个“瓶颈问题”。由于各石窟群中均未发现与洞窟开凿有直接关系的文字纪年材料，所以，对于龟兹各石窟群的年代问题，研究者多从美术史角度出发，对整体石窟仅能划分出一个粗略的分期，而且，由于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目前尚未有一种分期理论被广泛接受。库木吐喇石窟在整个龟兹石窟的艺术发展序列中，上承肇始于克孜尔石窟的“龟兹风”艺术风格，下启“汉风”(包括回鹘艺术风格)，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库木吐喇石窟的开凿下限是回鹘时期，年限相对较为确定，我们认为以该石窟内发现的大量题记、题刻和榜题为基础，结合洞窟的建筑形制、壁画的内容题材、所发现的文书材料，最后再辅以历史文献考证，摸索出一个较龟兹其他几处石窟较为可信的年代排序是完全可能的。
库木吐喇石窟中就发现不少带纪年的题刻和题记。依纪年方法不同，这类材料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年号纪年法，如“建中六年”(公元785年，位于第66～68窟之间的甬道侧壁上)、大顺五年(公元894年，见于第76窟)等；另一类是干支纪年法，如辛未年(见于第43、74窟)、乙已年、丁末年、壬辰年、乙酉年、丁卯年(均在第76窟)等。以上资料，虽有纪年，可惜据学者研究，绝大多数是后来游人(包括俗人、僧人)所刻写，并非开凿洞窟时所留。尽管如此，对于一些具体洞窟的荒废年代，这些题刻、题记仍具重要参考价值。
2.从榜题看石窟与汉地佛教、汉寺之关系。现在许多“汉风”洞窟中，都在佛和菩萨的尊像旁边专门书写榜题，这些榜题与相对应的壁画对照，从中可看出它们与唐代汉地大乘佛教的近缘关系。当地所建的汉寺，据唐代游方僧慧超所记，有大云寺和龙兴寺等，而我们目前在库木吐喇石窟的榜题、题记和题刻中也发现一些汉寺名称，如大宝寺(见于第45窟以东的崖壁上)、焚□寺(见于第75窟)、□圣寺(见于第79窟)等，其中最著名的当数金砂寺了。这一寺名在库木吐喇共出现三处。一是在沟口区第7号窟东壁上的一则土红色竖行书写的题记中，内有“金砂寺”三字。据推测，似为画师所题留；二是在窟群区第49号窟主室北壁上，以锐器竖刻有“金沙寺”（在古字中，“沙”、“砂”通用）三字；三是1903年野村荣三郎在库木吐喇掘得一木盂，内底上墨书“金砂寺”三字。此木盂应该是金砂寺之财产。另外，大谷探险队曾在库车获得一件有回鹘文题记的木简，据日本学者梅村坦的释读，墨书的题记中也言及“金砂寺”寺名。[24]由此来看，库木吐喇确有一金砂寺，它可能是一座地面寺院建筑，也可能会是某个“汉风”洞窟，因为以石窟定名为某寺的实例，在敦煌和龙门石窟均有先例。
3.榜题所见唐安西都护府辖区内的佛教事务管理。作为唐王朝在西域的最高行政、军事机构，安西都护府是如何管理其辖区内的佛教事务呢?目前，文献典籍尚缺乏这方面的记载，但在库木吐喇的榜题中却有重要发现。上世纪初，日本大谷探险队曾在库木吐喇割取一条重要榜题。该榜题为竖写墨书，内容为“大唐□严寺上座四镇都统律师□道”。据黄文弼、马世长两位先生的研究，此榜题可能出自窟群区第16窟，□严寺“应是一汉寺名称”，“四镇”即安西四镇，包括龟兹、疏勒、于阗、焉耆。“都统”为僧官之一种。至此，我们知道，在安西四镇辖区内，专设有四镇都统以管辖佛教事务。另在第69窟东壁的汉文题刻中，尚可见“明惠都统”字样题刻，明惠或为另一位僧官。
唐对龟兹地区汉寺的管理，则完全将内陆汉寺的管理方法移植到龟兹。在文献和题记中，我们还可见到“都维那”“律师”“上座”等佛教管理人员称谓，而一些基层汉寺的管理人员，则大都来自内陆。这样，在龟兹地区，至少对汉寺建立了一套管理体系。毋庸质疑，正是有了这套管理体系，690年武则天称帝，“令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707年，唐中宗复位后，曾令天下诸州立龙兴寺，这些敕令才能在偏远的安西四镇辖区内被有效地实施。
4.回鹘人为施主的洞窟。在库车地区，回鹘时期的洞窟主要集中开凿于库木吐喇石窟。其中，以第75窟和第79窟两窟最为著名。两窟虽然规模不大，但均绘有许多回鹘供养人像，而且每位供养人像旁边还书写有汉文榜题，记录了供养人姓名或官号，如第75号窟内的供养人像旁题“骨禄”，而第79窟内的供养人像旁题“颉里”。从供养人华丽的服饰可进一步推断，他们应为回鹘贵族。第75窟的正壁还残存多达16行的汉字发愿文，第79窟则另有墨书的龟兹文、回鹘文题记。
5.非汉文题记、题刻和榜题的研究。单就所分布的范围而言，汉文题记在库木吐喇石窟各文字题记中占绝对优势，但是，其他一些文字，如龟兹文、突厥文、回鹘文和察合台文等的数量也相当可观，如窟群区第34窟和第50窟的主室，遍绘方格佛教故事画，多达百幅以上，每个故事均配有墨书榜题，这两个窟内的龟兹文题记数量都在百条以上。尽管数量可观，但学界对非汉文文字的研究，却远远滞后于汉文题记的研究。这种状况，一方面是由于解读难度较大，在世界范围内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非常有限，另一方面是由于有限的几位研究者没有获得足够的原始材料。据我们所知，最近关于库木吐喇石窟龟兹文题记的研究，仅有法国巴黎大学教授皮诺于1994年对34窟左右侧壁上部一列画榜题的释读。据研究，龟兹文题记内容是对壁画的文字说明，告诉观者壁画描绘了《燃灯佛授记》等因缘故事，画面的题材内容与文字说明相符。皮诺教授是根据有关库木吐喇石窟的画册上的一幅照片来进行研究的。[25]
对于库木吐喇石窟的题记、题刻和榜题的全面综合研究整理，目前才刚刚起步。在数十年的工作过程中，我们深感任重而道远。
（作者单位：新疆龟兹研究院）
编排：王润泽
审校：王文洲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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