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张小刚 西域研究 2023-11-21 10:49 发表于新疆
来源：《西域研究》2015年第1期
张小刚 杨晓华 郭俊叶
在敦煌壁画中现存有五幅于阗曹皇后画像，均为立像，分别见于莫高窟第98、61、454、4窟及榆林窟第31窟。从装束上看，曹皇后画像大致有两种形象，一种作于阗皇室贵妇形象，另一种略似曹氏命妇形象。曹皇后在诸姊妹排行中至多排在第八。她于934年嫁给于阗国王李圣天，此后在于阗与敦煌两地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归义军及其到于阗的使臣对她多有“宣问”，继李圣天成为于阗国王的从德太子即其亲子。曹皇后晚年可能回到敦煌居住，其卒年难考，但在994年参加阴家宴会时，至少已有七十余岁。
五代、北宋初期（公元10世纪初至11世纪初）敦煌主要处于曹氏归义军政权统治之下。曹氏历任节度使都比较注重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建立良好的关系，联姻成为一种重要的手段。曹氏首任节度使曹议金娶甘州回鹘公主为妻，两女又分别嫁给甘州回鹘可汗与于阗国王李圣天，其孙曹延禄也娶于阗公主为妻。这些作为公主或皇后的女子在当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拟对于阗皇后曹氏的资料做一番梳理与考证。
一、敦煌壁画中的于阗曹皇后画像
在敦煌壁画中现存有五幅于阗曹皇后画像，均为立像，分别是莫高窟第98窟主室东壁门南侧供养人像行列北向第二身、第61窟主室东壁门南侧供养人像行列北向第三身、第454窟主室东壁门北侧供养人像行列南向第六身、第4窟主室东壁门南侧供养人像行列北向第二身，榆林窟第31窟甬道北壁西向第二身。
莫高窟第98窟于阗曹皇后像绘于阗国王李圣天像之后。曹皇后身前有题榜一方，绿底，顶端有华盖形榜头，楷书墨字题记：“大朝大于阗国大政大明天册全封至孝皇帝天皇后曹氏一心供养”（见图1）。一般认为第98窟由曹议金建成于后唐同光三年（925）前后，天福五年至九年（940～944年）间其子曹元深任归义军节度使时，为庆贺李圣天被后晋册封为于阗王，曹家可能把原来绘制在东壁门南侧下部的回鹘可汗及其眷属的供养像覆盖掉，重绘上于阗国王李圣天及其皇后曹氏的画像，而把曹议金的三位夫人即回鹘公主、钜鹿索氏、广平宋氏的供养像重绘在东壁门北侧下部。[2]
图1 莫高窟第98窟东壁门南 于阗国王李圣天及夫人曹氏供养像 五代
莫高窟第61窟于阗曹皇后像位列曹议金回鹘夫人（天公主）与女儿回鹘皇后之后，曹议金夫人宋氏与长女十一小娘子等女儿之前。皇后身前有题榜一方，绿底，顶端有榜头，楷书墨字题记：“姉大朝大于阗国大政大明天册全封至孝皇帝天皇后一心供养”。（见图2）第61窟由曹元忠及其妻浔阳翟氏建于后汉乾祐三年（950）前后，东壁门南侧下部的曹氏家族诸女供养人像均为开窟时原作。[3]
图2 莫高窟第61窟东壁门南下部 女供养人像行列 五代
莫高窟第454窟于阗曹皇后像位于两比丘尼、曹议金回鹘夫人、一花袍孩童与回鹘皇后诸像之后，其他曹氏女供养人像之前。皇后身前有题榜一方，绿底，顶端有榜头，题记已漫漶不清。此像经郭俊叶博士考证为于阗皇后，[4]尤其是对照第61窟主室东壁门南的三位皇室贵妇（曹议金夫人回鹘天公主、女儿回鹘皇后天公主、女儿于阗天皇后）的排列形式，我们认为这种看法甚有道理，当可信从。关于第454窟的修建年代虽然存在一定争议，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此窟是曹延恭夫妇的功德窟，开建于曹延恭任节度使的时期（974～976年），建成于太平兴国五年（980）以后，即在曹延禄时期续修完成。[5]
莫高窟第4窟于阗曹皇后像位列于阗国王像之后，另两身于阗女供养人像之前（见图3）。此四像身前均有题榜一方，绿底，顶端有华盖形榜头（此窟内其他女供养人像所属题榜均无榜头），题记均已漫漶。三女依次立于一花毯之上。曹皇后头戴凤冠，冠台扁平，冠及头后发髻上插花钗与笄，两博鬓，有五圈绿玉串珠项饰及一件珊瑚网串项饰，着绯色大袖裙襦，蔽膝，白色披帛，帛上饰点草纹，双手于胸前托花盘。这与敦煌常见的曹氏女供养人像的装束很相似。其后两身女像的装束基本相同。一般将第4窟的创修年代定在五代。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将主室东壁门南侧北起第二身供养人像比定为于阗曹皇后，一是由于其所处的特殊位置，即她紧随在于阗国王像之后，而位列另两身于阗女供养人像之前，前者说明在这里她的身份仅次于国王，后者说明她比后面两女地位更高，这四身供养人像尤其是三身女供养人像的题榜均有华盖形榜头，而同窟内其他女供养人像的题榜均无榜头，说明这三女的身份较为尊贵，而三身女像依次站于同一块花毯之上，侍从则站于毯外，说明能否踏毯在这里是根据身份而有严格规定的，毫无疑问站于毯上首位的妇女在三女中的身份当属最尊；二是虽然敦煌所见于阗皇后和公主像的装束大多是头戴缀步摇的莲座凤冠，身着青色礼服，披帛上饰凤鸟衔枝等纹，并使用大量的珠形绿玉作装饰，但是在敦煌石窟中也发现有作曹氏命妇装束形象的于阗曹皇后画像，下面我们要提到的榆林窟第31窟的于阗皇后像就证明了这一点，鉴于此，我们将作曹氏命妇形象的第4窟主室东壁门南侧北起第二身女供养人像比定为于阗皇后。既然第二身是曹皇后像，那么其后的两身于阗女供养人像是何身份呢？我们初步认为她们可能是两位于阗公主，均是于阗曹皇后的晚辈。关于此点，我们在另文中讨论，此不赘言。
图3 莫高窟第4窟东壁门南 于阗供养人像行列 宋初
榆林窟第31窟于阗曹皇后像绘于阗国王像之后（图4）。皇后头戴凤冠，两博鬓，有四圈绿玉串珠项饰，着土红色大袖裙襦，双手于胸前托香炉，与通常曹氏女供养人的装束相似。其后有一侍从或童子像，已较难辨识。关于榆林窟第31窟及其甬道两侧供养人的年代，一般定在五代。沙武田博士进一步认为此窟为敦煌文献中记载的“天子窟”，是由当时滞留敦煌的于阗太子从德为其父王李圣天所发心营建的功德窟，其营建时间在公元952年前后。[6]
图4 榆林窟第31窟甬道北壁 于阗国王夫妇像 五代
二、敦煌壁画中的于阗曹皇后画像反映的问题
以上有于阗皇后像的五个洞窟除了莫高窟第61窟以外，其余四个洞窟在同窟内均出现有于阗国王像，其中莫高窟第98、4窟与榆林窟第31窟内的于阗皇后像均紧随在于阗国王像之后。第454窟的于阗皇后像与第61窟相似，均身处曹氏家族女供养人行列之中，并占据了其中较为尊贵的位置，这是因为这两个洞窟的开凿年代都在公元934年曹氏外嫁为皇后之后，又皆为曹氏节度使所开的功德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家庙的性质。第454窟内于阗国王像所处的位置则与第98、4窟相似，亦即均位于主室东壁门南。沙武田博士认为莫高窟第98、4窟，榆林窟第31窟三身为同一人即李圣天，莫高窟第454窟则是另一人，即967年继承李圣天为于阗国王的尉迟输罗，亦即此前一直在敦煌活动的从德太子，曹议金的外孙，曹元德、元深、元忠的外甥。[7]我们的看法略有不同。莫高窟第98窟李圣天夫妇像有题记为明证，当无异议。榆林窟第31窟甬道北壁国王与皇后均持香炉发愿，沙武田考证为“天子窟”，甚有道理，那么此夫妇也当为李圣天与皇后曹氏。莫高窟第4窟的于阗国王圆脸大耳，白面无须，小嘴厚唇，眼神略带稚气，应该是一位少年天子形象，比起第98窟于阗国王目光犀利、抿嘴、美胡须的壮年天子形象年轻不少。[8]我们再来看第4窟曹皇后的面相，发现其面颊略微消瘦，残存的右眼下视，似显老态，与其后两女充满青春活力的丰盈面颊有着一定的区别，可能表明其年龄较大，由此我们推测这身进入于阗皇室队伍中并在其中占据尊崇位置的曹氏命妇形象的女供养人像就是李圣天的皇后曹氏，而她前面的国王可能并非其夫李圣天，而是新继于阗皇位的其子，其时曹氏已贵为太后，其后的两女或为其女。李圣天大约逝于北宋乾德四年（966），这一点学术界殆无异议，那么第4窟的年代似乎不可能在五代而应该在宋代。第4窟属于大中型中心佛坛背屏窟，覆斗顶四角凹陷处原来是绘制四大天王像的位置，背屏背面绘凉州瑞像等，东壁门南上部绘天请问经变一铺，下部绘于阗国王等供养人像，南壁上部东起残存法华经变、阿弥陀经变、报恩经变、楞伽经变各一铺，南壁下部东起画东向女供养人三身，西向男供养人六身，其中最西端一身有胡须的男供养人持长柄香炉作拈香状，极可能为窟主，其西侧为七扇屏风故事画，窟内其余部分则多已毁坏。从洞窟形制与内容来看，第4窟与曹氏归义军时期节度使开凿的功德窟如莫高窟第98、100、61、256、454等大窟或当时敦煌世家大族或权贵开凿的家窟如莫高窟第108、138、146等大窟类似。敦煌石窟中以供养人画像形式出现的于阗国王像现存仅有四身，分别绘于曹议金功德窟（莫高窟第98窟）、曹延恭及慕容氏夫妇功德窟（莫高窟454窟）、天子窟（榆林窟第31窟）与莫高窟第4窟内。莫高窟第98、454窟与榆林窟第31窟都是当时敦煌或于阗最高统治者的功德窟，在第4窟中出现于阗国王供养人画像说明此窟可能也具有相似的性质。我们推测此窟很可能是李圣天去世之后，曹皇后之子即曹元忠的外甥从德太子于967年新继王位，曹家为庆贺于阗新王登基而为其开凿的功德窟。此窟内只有于阗国王与南壁下部东起第九身供养人持香炉，其余有四身男供养人持笏板，其他均手捧花盘，也说明此两人应为窟主或地位最尊。南壁东起第九身是男供养人像行列中仅有的一身面有髭须的供养人画像，可见其年龄较大。曹皇后之子尉迟输罗（即从德）继位后，于阗与敦煌之间继续保持良好的关系，P.5538于阗文《于阗王尉迟输罗致沙州大王曹元忠书》记载，天尊四年（970）于阗新王曾致信曹元忠，称之为舅，告以进攻疏勒黑汗获捷等事。由于莫高窟第4窟内诸供养人像的榜题均已漫漶不清，我们只能根据一些线索推测此窟内持香炉的两人可能为曹元忠及其外甥尉迟输罗。于阗国王像之后为其母曹皇后像，再后可能为其一母同胞的姊妹即两位于阗公主像。
至于莫高窟第454窟的国王像，其面部与同窟内其他供养人像一样，都经过了清代拙劣的改描，原貌较难分辨，但无疑是长有浓密胡须的中老年帝王形象，他的身份以存疑为宜，可能是后辈为追思李圣天所画，也有可能绘制的是当政的于阗国王，或者很可能是曹延禄娶于阗公主后，补绘的其岳父的形象，[9]目前而言，实难以确指。
从装束上看，敦煌壁画中的于阗曹皇后画像大致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为于阗皇室贵妇的形象，即头戴凤冠，冠台上立一只体型较大的凤凰，冠座为单层或重层仰莲花形，发髻或冠上插钗笄，钗头或笄头作如意形，钗上缀步摇，两博鬓，发髻上饰绿珠钿，有四至六圈绿玉串珠项饰及一件珊瑚网串项饰，诸饰物均使用或镶嵌大量绿珠形玉石，身着青黑色大袖裙襦，披帛，帛上多饰凤鸟衔枝纹。此种形象今见于莫高窟第98、61、454窟。这与敦煌所见大多数于阗公主像相似，如莫高窟第61窟主室东壁门北侧供养人像行列南向第七身980年前后补绘的于阗天公主曹延禄姬李氏供养像。从敦煌壁画来看，于阗皇后及公主像的这种服饰，与敦煌曹氏家族一般女供养人像相比，有以下特色：一是于阗皇后及公主像头戴体型较大的凤冠，冠体金制，冠上各处镶满绿玉，冠台上立一只盘尾大凤，冠座较高，多作两层仰莲花形，冠两侧插以绿玉装饰的如意形钗并缀步摇。额上及抱面处的发髻上饰绿玉花钿，双耳缀镶玉耳饰，有五六圈绿玉串珠项饰。大量用玉是于阗凤冠及佩饰的一个明显特点。这应该与于阗是著名的产玉之国有关。而敦煌曹氏家族一般女供养人像头戴的凤冠一般纯为金制，凤凰体型较小，作盘尾形或缩成桃形，凤座多为单层仰莲花形，冠下有梳篦，冠两侧插花叶金钗（华胜）和如意形钗，有时钗上缀步摇，抱面处的发髻上有时饰金质花叶，一般无耳饰，项饰的用玉量较少。有无花叶金钗及梳篦是区别曹氏家族女供养人像与于阗女供养人像的一个重要因素。二是于阗皇后及公主像一般着青黑色大袖裙襦，多披灰黄色帛带，帛表面饰凤鸟衔枝纹。曹氏女供养人像一般外罩土红色大袖襦服，表面饰花叶纹或凤鸟纹，衣缘处饰以碎花图案，襦服内上身多着团花纹抹胸，下身着裙，两肩披帛，帛表面饰以碎叶或枝叶图案。在现存敦煌洞窟壁画中，于阗国王、皇后、公主像的衣服颜色多变色成为黑色或者浅黑色，与一般曹氏家族男女供养人画像身着的颜色较鲜艳的土红色衣服有明显的差别。
于阗皇后与公主的这种服饰可能受到了唐宋时期中原后妃冠服之制的一定影响。唐宋时规定的皇后之服有袆衣、鞠衣等几等，其中袆衣是进行受册、朝会等大事时所着的正式礼服。袆衣之制要求施“两博鬓”，其衣“深青织成”，以“翟”为纹，这与敦煌壁画中大多数于阗皇后与公主像作两博鬓，着青黑色大袖裙襦，披帛表面饰凤鸟衔枝纹的形象有一定相似之处，但也并非完全一样，中国史书中记载的华夏皇后袆衣的规定明显更加细致和复杂，还有一些装饰的要求则在现存的于阗皇室女供养人像中完全不见，如唐宋时皇后“首饰花十二树”的规定，又如宋代皇后“冠饰以九龙四凤”的规定等，均不见于敦煌绘画的于阗皇后像之中。另一方面，于阗皇后和公主像中大量使用绿色珠玉作为装饰则应该是为了显示于阗的地方特色，于阗皇后和公主像头戴的凤冠也颇具特点，这些都是唐宋时中原贵族妇女礼服中不见的装饰。
在《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于阗”条中有“（李）圣天衣冠如中国”的记载。莫高窟第98窟于阗国王供养人像中李圣天作戴冕旒、着青色衮服的形象，大致是仿效中原帝王的装束，从而证实了史书的相关记载，但是李圣天像中仍有不少反映于阗地区与于阗王族的特有因素，如他头上华盖两端绘有两身飞天，面前绘飞来的火龙，这在其他帝王画像中很少见到，他双手各戴宝石戒指，腰间佩玉雕拳形柄佩剑，反映出于阗是产玉之国的性质，他脚下有坚牢女神承托其双足，反映了于阗国王作为毗沙门天王后裔的性质。
可见于阗国王李圣天与其皇后以及后来的其他于阗皇室成员如于阗公主的正式礼服可能都受到了中原王朝帝王与后妃服饰制度的较大影响，但是两者并不完全相同，于阗国王、皇后与公主的服饰一方面对中原的相关服饰有所简化和取舍，另一方面则融入了一些于阗地方特色因素。
敦煌壁画中于阗曹皇后画像的另一种形式大致为唐宋时中原王朝命妇的形象，即头戴较小的凤冠，头上插花叶钗，两博鬓，身着土红色大袖裙襦，但其颈部所挂的四五圈绿玉串珠项饰则不见于敦煌石窟同时期一般的汉装女供养人像，前者与《旧唐书·舆服》关于“内外命妇服花钗，施两博鬓，宝钿饰也”[10]的记载大致相符，反映了皇后曹氏作为敦煌托西大王曹议金之女的身份，这与P.3510于阗文《从德太子发愿文》所记载的从德太子称其母为“大汉皇后”[11]的说法可相互印证，后者则说明了于阗作为产玉之国而在于阗皇后装饰物上的体现，此种形象今见于莫高窟第4窟与榆林窟第31窟。
总之，在敦煌壁画中现存的于阗皇后像大致有两种着装，一种与中原皇后之服袆衣相似，另一种与唐代命妇之服相似。前者应该是于阗曹皇后作为于阗国王李圣天之妻的正式礼服。后者则是曹皇后作为曹氏家族女子所着的唐人命妇之服。在于阗皇后的这两种着装中，都融入了一些于阗地方特色的因素。
有学者提到曹皇后为曹议金长女，[12]笔者对此难以认同。曹皇后在曹议金诸女中可能排行第八或者更小。在莫高窟第98、108、61等窟中有曹氏姊妹的画像和题名，兹列表如下：
曹议金诸女题名表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曹议金长女即第十一小娘子嫁给翟氏，早夭，925年第98窟建成以前已经故去，另据伯希和笔记，莫高窟第100窟内也残存有她的画像与题名，[13]莫高窟第85窟内也有其画像与题名，为五代时重绘，题名作：“新妇小娘子即□（今）河西节度使谯郡曹尚书长女一心供养”[14]，说明此时其尚在人世，又根据曹议金的尚书称衔，其绘题时间当在约914～920年之间；[15]二女即第十二小娘子嫁给阴氏家族的阴子昇，[16]第108窟题记证明她在曹元德掌权时期（936～940）仍在世，而在950年左右第61窟建成时已辞世；三女即第十三小娘子嫁给邓氏，950年前后仍然在世；四女即第十四小娘子为回鹘夫人所生，嫁给翟氏，早夭，925年以前已逝；五女即第十五小娘子嫁给陈氏，曹元德掌权时仍在世，950年前后则已辞世；六女即第十六小娘子嫁给慕容氏，950年前后仍然在世。在第61窟中，嫁给甘州回鹘可汗的一女绘在曹皇后之前，主室东壁门北侧下部有曹延禄时期重画的于阗公主及三身回鹘公主像，这三身回鹘公主像均题名为“外甥甘州圣天可汗的子天公主供养”，这些结桃形髻的回鹘公主画像覆盖了至少两身结桃形髻的原供养人画像，我们认为先后绘在这里的结桃形髻的供养人均是曹元忠的外甥女即回鹘皇后曹氏的诸女，950年前后回鹘曹皇后已经有至少两位成年的女儿，其中乾祐二年（949）之后到过敦煌的回鹘公主君者者可能即属其中之一（S.2241），[17]待到曹延禄时期补绘于阗公主像时则至少有三位成年的女儿。需要说明的是，莫高窟第100窟是曹元德任节度使时为其母回鹘天公主建造的功德窟。甬道北壁供养人像行西起第一身即为曹议金回鹘夫人，其后有一小像（第二身）题名为：“□天公主是甘州可汗……”，第三身女供养人像题名为：“女甘州回鹘可汗天公主一心供养”。第三身女供养人就是曹议金嫁给回鹘可汗的女儿，第二身小像应该是她所生的此时尚未成人的女儿，亦即回鹘夫人的外孙女。回鹘曹皇后先于于阗曹皇后出嫁，[18]且在莫高窟第61、454等窟内的供养人画像中前者列于后者之前，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测回鹘皇后年长于于阗皇后，也就是说在诸姊妹排行中，回鹘皇后至多排在第七，于阗皇后至多排在第八。从第61窟的题记我们还知道她们均比曹元忠年长。
关于曹氏出嫁于阗的年代，荣新江先生最初根据P.4638-13《丙申年（938）正月归义军马军武达儿状》所记“达儿先送皇后年”和同卷《马军宋和信雇驼状》所记“右和信先辛卯年，有陆岁驼壹头，押衙汜润宁雇将于阗充使”，推测在辛卯年（931）。牛汝极先生介绍《回鹘文马年金国使节向沙州王请婚记》时，根据哈密顿先生刊布的写本与研究成果，认为其婚期约在马年五月（即公元934年六至七月间）之后不久。[19]荣新江先生后来也同意哈密顿的研究结论，将曹议金嫁女的时间定在934年下半年。[20]我们也认为哈密顿的观点可以信从。
据敦煌文书记载，931年之前，曹议金早已得到中原王朝的支持，又新败甘州回鹘。931年正月，后唐以曹议金兼中书令，议金在境内则号称托西大王（S.1181、P.3720-5），并遣僧政范海印出使于阗，但其于归途亡歿（P.3718-2），又以押衙氾润宁、阴员住等充使往于阗（P.4638-13）。[21]由于此时往来通畅，于阗当已得知归义军气势正盛的情况。长兴四年（933）十月，于阗宰相来沙州（P.2704）。作为于阗重臣的宰相出使沙州，其目的应非同一般，极可能是为商议联姻之事而来。于阗宰相在敦煌期间，积极活动，甚至雇工于莫高窟修窟绘像以做功德（P.2812）。在于阗宰相前期交涉成功以后，934年五月，于阗金国使团抵沙州为国王李圣天正式聘迎曹议金之女为妻（P.2998v），马军武达儿作为曹氏送亲队伍中的一员出使于阗（P.4638v-12）。敦煌写本P.2998v《回鹘文马年金国使节向沙州王请婚记》也记载了这次婚事：[22]
曹氏成为于阗皇后以后，在于阗与敦煌之间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P.2638《后唐清泰三年（936）沙州儭司教授福集等状》中有“楼机绫壹疋，寄上于阗皇后用”，是归义军给曹皇后寄送物品的记录。S.4245《河西节度使司空造佛窟功德记》中有“天公主小娘子，誓播美于宫闺。两国皇后乂安，比贞松而莫变”，其中的“天公主”即曹议金的回鹘夫人，“两国皇后”即指曹议金嫁给回鹘可汗和于阗国王李圣天的两个女儿。P.3016v《天兴七年（956）十一月于阗回礼使索子全状》是归义军的于阗回礼使、都头、前寿昌县令索子全写给于阗指挥等官员的状，文中用大量言语“宣问皇后”，并“选拣进贡皇后内殿筝妓，及添太常寺乐人，特回天睠”，还记载了“圣后”在于阗国起了“后殿可赖”及“骨肉庆幸”等重要作用，一般认为这位被归义军使者“宣问”和致送礼物的皇后就是李圣天的曹皇后。P.4518-2v《天寿二年（964）五月宝胜奏状》有如下残文：
这件文书应该是天寿二年出使于阗的沙州使臣宝胜对曹皇后的宣问奏状。于阗从德太子应是李圣天与曹皇后所生之子，P.3510于阗文《从德太子发愿文》记载：“我至亲至善之母，大汉皇后，予我此生之轮回生命。伏愿其命居三聚而坚远永隆。”[23]张广达、荣新江两位先生认为此处的“大汉皇后”即李圣天的曹皇后，我们同意这种看法。
S.4700+S.4121+S.4643+北图新1450《甲午年五月十五日阴家婢子小娘子荣亲客目》中列有“皇后及都头二人”。P.3942《荣亲客目》中亦列有“皇后及都头”。关于S.4700所记“甲午年”，唐耕耦先生定在公元994年即曹延禄统治敦煌时期，[24]他的证据是S.4643上所记之“阎章仵都头”，又见于S.4609《宋太平兴国九年（984）十月邓家财礼目》中。S.4609署题为“太平兴国九年十月 日表，节度都头知衙前虞候阎章仵牒”。这两件文书中阎章仵的题衔均为都头，可见其年代相距不远，离984年最近的甲午年即在994年。池田温[25]、荣新江[26]、杨森[27]等先生认为在934年，其中的“皇后”，荣新江先生认为是曹议金之女，杨森也有此意，荣先生还推测阴家小娘子的此次家宴可能是为了于阗李氏与敦煌曹氏联姻而举办的。我们认为唐耕耦先生关于此年代的证据相较更令人信服，此从之。另外，S.4121所记“丑挞都头”又见于P.3942《荣亲客目》与P.4907《宋庚寅年（990）辛卯年（991）入破历》；S.4121所记“福进”即P.3396《10世纪70至90年代沙州诸渠诸人粟田历》中的“阴福进”[28]；S.4643中所记“氾达坦”又见于P.3579《宋雍熙五年（988）十一月神沙乡百姓吴保住牒》[29]；S.4121中记有“氾怀恩及弟二人”，此氾怀恩疑即Дx.2149v《戊午年（958）四月廿五日寒食座设付酒历》中所记左厢第十一队队头氾怀恩；[30]P.3942中的“祐定娘子”疑即DX.2148(1)《天寿二年（964）九月弱婢员孃、祐定牒》与DX.2148(2)＋DX.6069(1)《弱婢祐定等牒》中的“弱婢祐定”。我们同意上述两件《荣亲客目》中所记的“皇后”为于阗曹皇后。因为从目前发现的敦煌文献资料来看，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曹家嫁给于阗做皇后的只有曹议金之女。黄盛璋先生推测“徐拉之后也当是曹家之女”，总尝即尉迟达磨，是从德（尉迟输罗）与曹氏女之子，[31]孟凡人先生也持类似观点，[32]我们认为这些看法的证据尚不十分充分。Ch.i.0021a卷首汉文《燃灯文》（C.109）及其后于阗语《证记文》告诉我们，继尉迟输罗即位的尉迟达磨（978～982年在位）曾派出百人使团，由杨节使、Sera副使、张监使三人率领，前往敦煌向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976～1002年在位）请求降嫁公主。这里的张监使即是张金山。[33]于阗重臣张金山于982年来沙州造塔做功德，[34]并且可能商议两地再次联姻之事宜，但这一年可能也是于阗尉迟达磨与尉迟僧伽罗摩两王的交替年代，[35]所以尉迟达磨不大可能娶成曹氏之女。我们推测这次联姻计划最后的结果应是曹延禄娶于阗国王第三女天公主李氏为姬，这就是在莫高窟第61窟补绘于阗公主像的由来。关于P.2826《于阗王致沙州令公书》与P.t.1284（3）藏文文书《河西节度使曹太保致于阗王书》，荣新江先生考证是曹延禄翁婿之间往来的书信，并认为曹延禄姬不是李圣天的女儿，我们认为甚有道理。荣先生还推测大概是尉迟达磨将女儿嫁给了曹延禄。[36]关于曹延禄姬是尉迟达磨还是尉迟僧伽罗摩的女儿，我们认为还需要更多的证据，目前尚难以确定。上述两件《荣亲客目》还显示994年时曹皇后身在敦煌而不是于阗，说明在其夫其子相继去世或去位后，曹皇后晚年可能返回到敦煌居住。曹皇后于934年出嫁，时已成年，至少十余岁，至994年参加阴家小娘子举办的宴会时，当已过古稀之年，其卒年无法考证，但无疑已属长寿之人。
（本文图版照片由敦煌研究院数字中心宋利良先生提供，谨致谢忱！）
(作者单位：张小刚敦煌研究院；杨晓华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郭俊叶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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