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说到明代文人与房中术的话题,便想起苏大学士携妓夜游的事来。这倒也不是戏谑荒唐之言,苏轼确有携妓夜游的案底,不仅如此,苏大学士还有与友同席有妓相伴的经历。据说当时有两位名妓与苏轼往来甚密,才女琴操就是听了苏轼的规劝而削发为尼。这样看来,我们敬爱的苏大学士生活作风问题可还真不小。苏轼不是柳永,柳永可以耽于酒乐,留恋花丛,为妓女们写下“杨柳岸晓风残月”,苏轼则不行。毕竟苏轼不仅是文坛领袖,而且身为当朝宰相、大学士,行为如此荒唐,是可忍孰不可忍。
盖因对苏轼的敬仰之情如滔滔之江水,所以对于苏轼的生活作风问题,不少后人都帮其开脱,比较有名的就有林语堂等。林语堂在其《苏轼传》中,说到苏轼携妓夜游之事,认为苏轼本没有携妓的爱好和想法,只是为了捉弄同游的老友和尚而召了名妓相陪。这也真难为了林语堂,琢磨出这么有创意的开脱之词。但这倒是为苏轼的生活问题做了解释,苏轼反而成了顽主,一个十足的老顽童。
其实讲古斋对苏轼的崇拜也是绵延不绝,也想为苏大学士的作风问题开脱几句,又自愧没有林语堂的学识与聪明,但想起了一件事,倒是方便大家原谅苏轼的错误。那就是苏轼之后的宋徽宗,不说其皇帝身份,他的才情也是与苏、黄、米、蔡相伯仲的。徽宗也有微服出宫,夜访京城名妓李师师的故事。皇帝如此,宰相又何尝不可呢。
想来我们真还不必抓住苏大学士携妓夜游的小辫子不放。在苏轼生活的那个时代,官场交往,文士交游,推杯换盏之间,有一两歌女名妓相伴席间,那是例行常事,实在算不得什么出格。苏轼既为当世名士,再超凡脱俗,也免不了官场文场的套路。同时代的大词人柳永就不只是携妓夜游那么简单。柳永长期居留东京,就生活在秦楼楚馆,与妓女相伴,为姑娘们填词。柳永本也有心官场,但他的“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一句词为宋仁宗所恶。仁宗一句“此人风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便堵了他的门路。而柳永便象周星驰演的丐帮帮主“奉旨乞食”一样,来了个“奉旨填词”,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地填些艳词情歌。其实他奉的不是皇帝的圣旨,而是姐妹们的“芳旨”。据说柳永死后,就是平日相伴的舞女歌伎为其集资办理后事的。柳永算是特立独行,而当时的其他京城和杭州的名士们为某名妓填词相赠就是常有的事。即使是那些道德文章堪称楷模的高士,也常有与青楼人士往来的经历。端庄严肃的韩琦、欧阳修,甚至范仲淹、司马光等宰相级的人物,都有关于歌伎艳情的诗词传世。就是精忠报国的岳飞,也曾在一次筵席间有诗赠与歌伎。
相比之下,我们的苏大学士要检点得多了。苏轼参与酒席宴会间,多半是应酬答对,并没有证据表明他沉溺于此,或闹出什么绯闻。相反,苏轼常有规劝和帮助歌伎赎为自由身的行为。上面提到的才女琴操是一例,另有一次苏轼在杭州与众友人聚会,苏轼倡议众人响应为席间一名为周韶的官妓赎了身。另外,苏诗苏词中也没有其他的艳丽词藻,宋词中常有的“香汗”、“罗裳”、“柳腰”、“朱唇”等等,在苏轼那里几乎找不到踪迹。苏轼的词是适合一壮汉,手持牛骨板,高歌“大江东去”的。即使写情,也如“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这般的深情和收敛,纯粹的哲人之情学者之情。应当说宋词只有到了苏轼那里,才变得有了些档次,有了些深度。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很有些时空概念,有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意思,如果这一观点成立,那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就要改写了,中国人比西方人早好几百年提出了相对论。当然邓丽君小姐的一曲翻唱,这首词就变味了,有点哀怨的感觉了。
说了这么多宋代词人们与姑娘们的事,诸位看官可千万不要误解以为宋代文人们龌龊腌臜,也不要据此以为宋代官场污浊混沌。现在的人们一说到妓女就面红耳热,一说到苏轼携妓夜游就以为没干好事,这其实是与我们现在人对“妓”一字的误解有关。古时的“妓”字与今时不同,有点更接近日本的“歌舞伎”,青楼女子大多色艺俱佳,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一不精通,而且中国古代还一直有卖艺不卖身之说。一定不要一说到“妓”,就想到清末民国北京的“八大胡同”。“妓”与“娼”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现代社会已很难找到与古时的“妓”这行当相近的职业了,古时特别是宋明两朝的秦楼楚馆,到清代就已经淡出了历史舞台。现在的人们很难想象宋明时代的文人们在青楼里到底做了些什么,但总归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子。
说到此,不禁又会想到明代的南京秦淮河,想到秦淮八艳。我想这八艳,与宋代文人们酒筵间相陪的宋代名妓在身份职业上更接近。估计秦淮八艳在才情上应该是出类拔萃的,在生活上也不会是过于糜烂和不检点,决不会是人皆可夫的。不然,象吴三桂、钱谦益之流也不会相娶成婚的。吴三桂迎娶的陈圆圆就是八艳之一,据说吴三桂还冲冠一怒为红颜,打开山海关降了清。钱谦益与八艳中的柳如是,也成就了一段美好的姻缘,老夫少妻相伴终生,厮守到死,十分地感人。据说柳如是还极端有气节,得知钱谦益剃发降清,柳如是百般劝说立场鲜明。吴三桂、钱谦益都不是一般人物,吴三桂是崇祯朝边关大将、朝廷重臣。而钱谦益更非等闲之士,不但是当时东林党领袖,还当过礼部侍郎、礼部尚书。他们迎娶秦淮歌女的行为可比先辈如苏轼要大胆开放得多。
宋明两朝与文人名士相依傍的歌妓舞女大抵如此,其实早在唐代就官吏狎妓冶游盛行,其间最出风头的文臣当数白居易和元稹。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时,在浔阳江头夜遇琵琶女,就“移船相近邀相问”,一席夜谈,几曲琵琶,弄得我们的司马大人青衫都湿了,于是便有了千古传唱的《琵琶行》。而这里的琵琶女不过是原来长安的一个歌女,老大嫁做商人妇,来到了九江。
从苏轼的生活作风问题聊到现在,可见自古文人最是多情,吟诗饮酒作乐必有红袖添香。那么,抛却文人歌女吟诵风花雪月不谈,讲古斋倒经常会有个感慨,有宋一代在仁宗朝前后,何以出了象苏轼、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等一类人物,这几个在中国历史上都是一等一的大学问家齐聚一朝,他们或是在政治上不共戴天,或是在学问上惺惺相惜,这该是一番怎样的景象?且容讲古斋日后再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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