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读读《中国通史简编》
记得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的一位堂兄是我的老师，有一天他安排我到村子西头的农家去取一本书，书的名字是《中国通史简编》，对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一个三年级的孩子来说，《中国通史简编》是一个陌生而拗口的名字，为了让我不至于忘记此行的使命，堂兄兼老师反复的叮咛嘱咐这几个汉字，然后让我复述给他听。正是这样一个机缘，使我牢牢的记住了《中国通史简编》这样一个名词，尽管读到他是在多年之后的大学时代。
读过的现代学者编著的中国通史大致可以分为几类：
一、“政治先行”的中国通史。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是此类代表。在其《前言》中，就明确地引用毛主席语录：“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作为撰述的指导思想。这类中国通史，虽然在具体的一些问题上有不同看法，如翦伯赞《中国通史纲要》、范文澜、蔡美彪《中国通史》、吕振羽《中国历史讲稿》等主张“西周封建论”；郭沫若《中国史稿》、徐连达、吴浩坤、赵克尧《中国通史》等主张“战国封建论”；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主张“秦统一封建论”；尚钺《中国历史纲要》主张“魏晋封建论”；张传玺、李培浩《中国古代史纲》主张“西周封建领主、秦汉封建地主论”……但此类著作，都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来探讨中国历史的发展。
二、“重视文化”的中国通史。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分上下编，上编全谈文化，等于中华文化的专题研究，下编才以时间为序，探索历史发展。钱穆《国史大纲》，更是成书于“抗战”的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纯以保存中华文化的血脉为己任，用他自己的话说：“所谓对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三、“成一家之言”的中国通史。台湾琼瑶的父亲陈致平著《中华通史》，洋洋十册，每章后附该段历史《大事年表》，并附“主要参考书目”，让有心者能履迹溯源。樊树志《国史概要》，吸收当代最新史学研究成果，使入门者易于窥览。又，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虽属考古学专著，但苏先生明确提出的“中华文明的多源起源”一说，对后代学者编撰新的中国通史，当有筚路蓝缕的指导之功。
四、外国人眼中的中国通史。影响最大的，当属《剑桥中国史》系列（尚未出齐）。这类著作，观念新颖，文字流畅，可惜总不免有隔靴搔痒之叹。在这一背景下，旅居海外、先后任美国匹茨堡大学和台湾大学等校教授的著名史学大师许倬云先生，出版了他的中国通史简编《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该书文笔流畅，而且考古与史料并重，文化与政治齐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特别关注每一个时代里“人”的具体生存状态，并将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框架中审视。这种历史眼光，在以往的中国通史中，稀见。
五、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被认为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编写的中国历史，在当代中国史学界和学术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中国通史简编》是范文澜在1940—1941年在解放区的政治中心延安编写的。当时的形势是：党中央正准备在全党整风，肃清“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影响。毛泽东一再号召全党，注意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基于这种需要，范文澜受党中央的委托，主持编写一部供广大干部阅读的中国历史读本，以便读者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概貌。他作为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组织研究室的人员集体编写。参加的人员有：谢华、佟冬、尹达、叶蠖生、金灿然、唐国庆等同志。按朝代顺序，分工起草。范文澜追忆说：“由于缺乏集体写作的经验，对如何编法没有一致的意见，稿子是齐了，有的太详，有的太略，不甚合用。组织上叫我索性从头写起。1940年8月至1941年4、5月完成上册(五代十国以前)，至年底完成中册。”所以，本书出版时虽题署“中国历史研究会编”，实际上是由范文澜独力写成，学术界也公认为他的代表作。本书的编写宗旨和特定的需要，都要求编者不能沿用旧有的历史著作或教科书的编写成例，而必须自辟蹊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郭沫若等学者曾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中国古代社会。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也有一些专论刊布。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叙述中国整个历史的全面贯通的著述，还是前所未有。范文澜曾说：本书属于“尝试着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写的历史”。与旧类型历史书不同之处，他自己归结为五点：
第一，“书中肯定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旧型类历史以帝王将相作为主人的观点被否定了”。
第二，“按照一般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划分中国历史段落”。“旧历史写尧、舜、禹、汤、文、武所处的时代都是一个样”。本书“试用一般的社会发展原则到具体的中国历史，这是和旧历史完全不同的”。
第三，“中国是长期延续的封建社会，但三千年来决不是没有发展。本书把封建社会分成三个时期(应该是四个时期，明以后自为一期)，说明它的发展过程”。关于时期的划分，着重于经济基础的变动，并注意到文化思想的发展。
第四，“写阶级斗争，着重叙述腐化残暴的统治阶级如何压迫农民和农民如何被迫起义”。“肯定农民起义的作用，同时也要指出农民阶级本身缺乏组织性和觉悟性，因之它只能起着有限的推动作用”。
第五，“书中注意收集生产斗争的材料，古代的科学发明以及有关农业、手工业的知识，还是写得不少”。
范文澜自己归结的这五个要点，都不同于旧类型历史书，在当时确是全新的观点和编写方法。著者长期从事学术著述，治学谨严，学识渊博，这些观点建立在坚实的学术基础上，通过具体史实的系统叙述得到体现。全书很少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句，绝少教条式的空泛议论，而是具体分析具体事物，夹叙夹议，显示出中国历史的特点。所以本书出版后，既反对了“离开中国特点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又开拓了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编写中国历史的新境界，从两个方面取得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成就，开一代之学风。
当时，国民党政府统治区的一些大学，用于教学的中国通史一类书籍，多是用文言体写作，引用古籍原文说解，不便于广大读者阅读。本书采用口语文体，力求做到明白易懂。由于著者具有较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行文造句，独具风格，一洗教条主义“洋八股”的积习，赋有民族化、大众化的特色，读来引人入胜。编写体例也注意深入浅出，多有新创。例如关于古代各项制度的讲述，历来被认为是较为枯燥的课题。本书讲到历史上的制度规定，往往援引有关历史事例作生动的论证，使人读来饶有兴味，并不觉得枯燥。又如书中很少引用古籍原文，必要引用时，多将原文译为生动确切的口语或加以口语说解，使人易读。如此等等，也都是不同于旧型史书的显著的特色。
本书上、中两册于1941年至1942年先后在开展整风运动的延安出版，从观点、体裁到语言文字，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受到广泛的欢迎。解放区各地干部多视为必读之书。在重庆《新华日报》连载后，也受到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广大读者尤其是进步青年的欢迎，在学者中也引起反响，得到赞誉。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公开出版，进而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成为影响一时的名著。
本书共约60万字，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完成，又由于受到图书资料的限制和适应抗日时期干部教育的需要，不能不存在若干缺陷。1948年，范文澜曾在该书再版说明中说：“在延安编辑的时候，因为材料缺乏，人力薄弱，仅仅一年半的日期，仓促脱稿，自然产生许多缺点，距离实际合用的通史，还有十万八千里。”1951年，他又作过一次讲演，以自我批评的精神对本书作了概括的评论。讲演纪录在《新建设》杂志1951年4卷3期发表，题为《关于中国通史简编》。
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的编写，还有以下几项史实需加了解。
一是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阶段划分，学术界历来存在不同意见。曾有人认为，西周时期开始进入封建社会的主张，创始于《中国通史简编》的作者范文澜，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早在范文澜去延安以前，吴玉章就已率先提出殷周是奴隶社会，西周进入封建社会的论点。1939年，毛泽东编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课本，第一章“中国社会”由张闻天等起草，毛泽东修改定稿，文中采用吴玉章的论点，说：“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1940年1月，毛泽东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也沿用这一论点，说“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这时，范文澜到达延安。5月间在《中国文化》第3期发表《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一文，文申明确提到“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这是我党历史学者呈玉章同志的主张”。他表示赞同这一主张，并作了论证。编写《中国通史简编》时即采用了这一主张。此后，范文澜在他的著作中始终坚持这一论点，并陆续有所论证。
二是中国通史当然是从古到今的历史。把中国通史理解为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史，实在也是误解。《中国通史简编》一书，原分编为三册，上册写到五代十国，中册写到鸦片战争以前，下册原计划编写近代部分，因著者投入整风运动而中断。此后又由于新的情况而改变了计划。
整风运动开始前，毛泽东就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提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做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依据这个号召，1943年党中央组织人力，分别编写四部著作，负责人分别是：经济史陈伯达，政治史范文澜，军事史郭化若，文化史欧阳山。范文澜接受这个任务后，不得不把编写《中国通史简编》下册的计划先行搁置，全力投入近百年政治史的写作。鉴于编写通史简编的经验，此书开始编写即由他独立承担。原计划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写到义和团运动就因抗战胜利自延安转移而终止了工作。已写成的这一部分书稿，题为“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1946年由新华书店出版。1947年9月，华北新华书店重印《中国通史简编》，将原来的上、中册分编为六册，已出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作为《中国通史简编》第七册和第八册，合为一书刊行。但此书原是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的一部分，只叙述重大政治事件，与《中国通史简编》上、中册的体例并不一致。尔后，仍题为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单独出版。1948年4月，原编为上、中册的《中国通史简编》经过校订，改编为上、下册再版。所以，严格说来，本书实际上是一部未能按原计划完成的著述，是近代以前的中国通史。
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范文澜获得较好的工作条件，得以广泛利用延安时期不能见到的图书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重新编写中国通史。自1953年至1965年陆续完成四册出版，写至隋唐五代时期，共约一百万字。此书的编写仍以广大读者为对象，但尽力反映著者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学术见解，是一部深入浅出的专著。出版时虽曾题为“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但并非延安本《中国通史简编》的简单的修订，而是重新编写的另一部中国通史。范文澜逝世后，此书在1978年再版时，书名改题为《中国通史》，以与延安时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相区别。
《中国通史简编》自延安出版以来，曾多次重印，编次有所不同，有以下几种版本。
1．上、中册两卷本。
这是本书最早的版本。上册于1941年5月在延安付印出版，内容自上古至五代。中册1942年出版，写到鸦片战争以前，无下册。上册出版时，卷首有范文澜所写的序言，署名中国历史研究会。此版刊行后，解放区各地曾据以翻印。
2．六卷本。
1943年10月新华书店出版。将上、中册分装为六册。第一册是第一编，远古至秦。第二册：第二编秦汉南北朝。第三册：第三编的第一、二、三章，隋唐五代十国。第四册：第三编的第四、五章，北宋南宋。第五册：第三编的第六、七章，元明。第六册：第三编第八、九章，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和隋唐以来文化概况。本版题署“中国历史研究会编”，卷首刊1941年上册的旧序，无新版说明。1945年1月再版刊行。
3．简明教程本。
1947年3月上海希望书店据1941—1942年延安版重印，仍分为上册、中册两册。为避免国民党政府的查禁，书名改为《中国历史简明教程》，著者署“范文澜著”。卷首仍刊录署名中国历史研究会的序言，无出版说明：尔后，范文澜在本书1948年版的“再版说明”中曾提到《中国通史简编》1941年在延安出版后，各个解放区多有翻印。在蒋管区虽然遭受法西斯特务的禁止，但是1947年在上海也终于出版了”。
4．合编一卷本
1947年7月，上海新知书店出版，8月再版。据延安版重排，合编为一卷。书名仍称《中国通史简编》，署名中国历史研究会编，范文澜主编。卷首刊1941年旧序，无新版说明。
5．分编八册本。
1947年9月，华北新华书店出版。据1945年版，仍将上、中两册分编为六册。1946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作为本书第七册和第八册，一并刊行，署范文澜著。第七册卷首有范文澜所写的“附记”，说：“华北新华书店印行《中国通史简编》，分成六册，颇便阅读。兹将本书作为简编第七册、第八册，附录移至第七册后面。其余概不变动。”这里所说的“附录”，是指原来附于书末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一文。
6．上、下册校订本。
1948年9月，新华书店重排新版发行，分为上、下两册，上册包括第一编远古至秦和第二编秦汉南北朝，下册是第三编隋统一至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编者仍署中国历史研究会。卷首刊录1941年的旧序，并刊有1945年4月范文澜所写的“再版说明”，署名“北方大学历史研究室”。再版经由范文澜和王南、王可风、荣孟源、牟安世、高山、刘桂五、纪志翘等同志校订。说明“根据原稿校对一遍，在个别问题和个别词句上略有改动”。原来的上、中册改编为上、下册，表明本书只是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通史，暂不续作。
7．上、中、下三卷本。
1949年9月新华书店出版。系据1948年9月版重印，只是改装为上、中、下三册。上册包括第一、二两编，远古至南北朝。中册第三编第一至六章，隋至元。下册第三编第七、八、九章，明至鸦片战争前的清朝。没有新刊的题记。
8．重排一卷本。
1950年l1月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据1949年9月新华书店版重排，合订一卷。卷首刊录1941年旧序和1948年再版说明，没有著者为此版而写的题记。这一版本发行后，一再重印。1952年6月印至六版。
据上所述，本书出版后十年间，先后有八种版本刊布，至于各版本重印翻印的次数和发行的册数。已无法统计，但由此已可见，本书出版后风行一时的盛况和广泛的影响。
本书此次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再版，是据1948年著者校订本重排。书名依原名《中国通史简编》。著者署名据1947年希望书店版，署“范文澜著”。卷首仍刊录中国历史研究会旧序和北方大学历史研究室再版说明。1948年版排印中的错字和漏宇，作了校补，标点符号予以统一。内容一依原文，不作改动。书中某些用语，如“中国”一词，有时是指中原汉族地区，并非现代国家意义上的中国。诸如此类，读者自可鉴别。原来附录的范文澜《研究中国三千年历史的钥匙》和《论正统》两文，不再收录。原附正误表，参照改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