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历史与歧出的现代性：重估《白鹿原》
邓艮
（西安外国语大学 中文学院，西安，710128）
【载《文艺争鸣》2011年8月号】
摘
关键词：《白鹿原》；记忆与历史；歧出的现代性；剥离
一、问题的提出：歧出的现代性
在迄今所有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中，似乎还没有哪一部作品像《白鹿原》这样遭遇到如此意见分歧和两极对立的评价。在众多赋予《白鹿原》“史诗”意识、“历史”画卷、“民族”生存、“文化”视野和“挑战平庸”的赞辞之外，批评乃至严厉指责和质疑的声音依然不绝于耳。比如，南帆认为“朱先生的形象表明了一种文化的尴尬”，《白鹿原》的叙述话语是“破裂”的，叙述结构是“脱节”的，“历史的脚步有没有可能从现代性的门槛上缩回去？儒家文化有没有能力评价乃至主宰近代历史？《白鹿原》似乎无法解除这些质疑”[①]。李咏吟指责《白鹿原》在对公民生命自由的教育方面显示出无力和“沉沦”，“最根本的局限就在于这部优秀之作缺乏现代生命自由精神与生命理想主义的眼光”，这是一个“无法饶恕的缺陷”，“当然，即使有这种眼光，陈忠实未必能够创造出这样一个历史现实主义的优秀范本。为此，我们可以从‘田小娥’这一形象的创造看陈忠实的思想局限是多么恐怖的一个精神事件”[②]。袁盛勇批评《白鹿原》在表达回归传统这点上是“平庸”的，“回归传统是这部小说的文化本性”，“但是，他的小说由于指向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简单认同，因而没有提供任何创造性或者说具有原创性的观念”[③]。直到最近，还有学者宋剑华撰文批评《白鹿原》是“一部杜撰历史与发泄情欲的‘拼凑故事’”、“内容荒谬”，其获奖“反映了当代文学麻木不仁的无知”[④]。
不管我们有多少理由为一部作品的不同阐释辩护，都无法不回到一个更为核心和本质的问题，即在评论文学时我们究竟能否共同拥有一个最为基本的公共学术平台或共同知识？换句话说，我们是否还能共享一些理解和阐释文学的常识？这种关于文学的共同知识是无需证明的存在，否则人类既不需要文学，文学也不会发展到如今的样子。有关《白鹿原》的两极歧评，只不过再度暴露了评论界相当时期以来的混乱。在所谓“多元”乃至“主义”的遮掩下，那些自称一“元”的众说异论真正为丰富作品的意义做了多少推进实在是令人怀疑的。
考查《白鹿原》的评论史，其实不论是赞扬还是批评，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是：二者皆借重和依靠西方“现代性”的知识资源。在近二十年的借用和袭用中，现代性仿佛成为我们谈论中国文艺的时尚标签。似乎因了它，评论对象就无形之中自然增加了本没有的“深刻”和“价值”来；也似乎有了它，中国自近代以来的一切有关民族、国家和文化等等的探索就天然具有了合法性和目的性，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追寻与彷徨、挣扎与沉沦就有了英雄般的崇高和意义。一句话，现代性成了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它总能左右逢源，就像对现代性的批判本身亦是现代性的内在属性一样，现代性成了一个吞噬自己而又生长出自己的怪兽，成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艺评论的一个新神话和宏大叙事。
恰恰为人忽视的是，现代性如何与中国自身社会现实和中国人自己的生命体验和感受发生关联？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关联是否是“现代性”并不重要，使用这一西方术语仅是表述和获取知识的便利。正如李怡指出的：“与其说我们是要以‘现代性’的框架来‘重写’中国现代文学，不如说是要呈现中国现代作家在文学中的‘现代性’感受。感受的多样性决定了研究的多样性与持续发展性。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在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长史与诸多的生长细节都等待着我们的重新进入的时候，‘现代性’才可能是一个可以延续到新世纪的课题。”[⑤]
本文使用“歧出的现代性”，一方面正如前面所提，对《白鹿原》的赞誉和批评都简单挪用了“现代性”知识而结论却互为歧出；另一方面，意在强调《白鹿原》在许多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中国式的现代性，歧出恰恰表明《白鹿原》在众多小说文本中的独特存在和价值。在笔者的印象中，整个陕西文学在全国的位置多少都显得有些尴尬。尽管曾有过“陕军东征”的轰动，尽管先后有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获得茅盾文学奖，事实上评论界对当代陕西小说创作的评价分歧依然较大。其中或隐或显最严厉的批评即是说当代陕西小说的“土”，这当然不仅仅是说陕西文学的乡土传统，更是说陕西小说在艺术形式等多方面缺乏探索性、实验性和开拓性。在这种“土”的批评的背后，批评者喜欢站在历史进步的直线上，往往显出居高临下的神气，将本具差异和丰富性的融高原、平原与山地于一体的陕西文学仅仅视作山谷中一块单一的薄地。
表面看来，这种视陕西文学为“土”和为单一的薄地的观点迎合了全球化浪潮下的后现代视野，赶上了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单一化、平面化批评模式的世纪列车，究其实质，我们发现仍不过是现代性神话在文学批评中的一个阴影。观其批评思路，背后依然是现代性的宏大叙述在作祟。而我们应该还要继续追问的是：现代性，是谁的现代性？当这样一个西方术语被挪移到中国，它如何在现实中国的时间里和空间里生根、变异和生长？如何与现代中国人生相关联？作为现代性的两个重要观念和表现，我们发现记忆与历史在《白鹿原》中一再上演；偶然性的力量也一再打断了历史必然性的逻辑，许多为我们先验地视为合理性的法则和知识在这里遭遇了挑战。或许，在此意义上，《白鹿原》和当代陕西小说的“土”，本身就是中国现代性的另类呈现。
二、父亲之死与重修县志：记忆与历史的缴绕
表面上，小说《白鹿原》以白鹿村中白嘉轩和鹿子霖两个家族的明争暗斗展开故事情节，但其中颇为浓墨重彩与极富生气的是小说关于白鹿神话、白鹿两家家族史、钱匣匣和鹿马勺迥异的家风遗训、重修祠堂、读族规、补缀乡约、重修县志等细节的反复渲染和叙述，其笼罩着的历史与记忆相搅缠的重重魅影，更为细致而真实地呈现了现代性的中国感受。自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和百年的中国文学史中，记忆的创伤常常与历史的不幸和苦难结伴而行。但在《白鹿原》中，记忆与历史并不清晰地表现为线性和单一的同步性，而是互相勾连缴绕纠结在一起。
白嘉轩的父亲白秉德老汉之死，无疑是白嘉轩关于死亡的象征性记忆：
父亲的死亡给他留下了永久性的记忆，那种记忆非但不因年深日久而黯淡而磨灭，反倒像一块铜镜因不断地擦拭而愈加光明可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2版，第9页。以后引文同版，只标注页码）
这种记忆的“永久性”，与其说是白嘉轩对于父亲之死的悲痛，不如说是对父亲临终遗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一传统古训的铭记。父亲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意义本是不言而喻的，父亲的离去在《白鹿原》中并没有造成缺席和不在场，反而通过白嘉轩七娶六丧最终成为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父亲加强了父亲角色的在场。事实上，父亲及其代表的男性文化传统与权力象征在《白鹿原》中占有绝对的主宰地位和力量。不仅白鹿两家是父父子子的暗中角力，原上鏊子翻饼式的历次事件和更多活动都充满着男人的身影，女性无可挽留地沦入被忽视被抹杀的位置。即便是具有一定抗争意识的田小娥和怀抱更多价值追求的白灵，最终要么成为封建宗法制度的牺牲品，要么成为权力斗争场的不幸者。
其实白秉德老汉的妻子白赵氏早已说破这点：“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第14页）不论是被大拇指芒儿等劫匪掳上山的白牡丹、黑牡丹，还是与鹿子霖有过关系的几十个女人，都不过一再昭示出父性的无所不在。当鹿子霖坐监回来面对衰败破落而孤清冷寂的屋院，在心生“一种天毁地灭的恐惧”之余，他“逐个在原上村庄搜寻干娃，把一个个老相好和他生的娃子都认成干亲，几乎可以坐三四席”；“瞧着那些以深眼窝长睫毛为标记的鹿家种系”，鹿子霖如何不“满足”和“感动得泪花直涌”呢？自己“俩儿没有了，可有几十个干娃。可惜不能戳破一个‘干’字”。其实戳破又有何妨？借鹿子霖自己的嘴说，“干爸而今不为自己就为你们活人哩！”（654页）这似乎并非如有论者说的男性霸权中心能简单解释的，甚至与男权中心主义是无关的。因为“种系”的延续是如此的实在和真切，尤其在乡土中国有着无比恒久绵长的力量与根基，作者让过去、未来依然交接于现在而不曾断裂，就像那记忆“不因年深日久而黯淡而磨灭”。“铜镜”的比喻无疑进一步强化了记忆与历史的关联，因为它让我们自然而然想到“以史为鉴”这古老而弥新的话语。
父亲之死既给了白嘉轩铜镜般愈擦愈亮的永久记忆，又使得白嘉轩本人在村中成为一个被永久记忆的标本。就像他的族长身份和地位一样，二者具有同构性。恰如白嘉轩自己对黑娃说的，“我一生没做过偷偷摸摸暗处做手脚的事，这你知道”（344页）；也如他对鹿三置腹推心说的：“三哥呀！你回想一下，咱们在一搭多年，凡我做下的事，有哪一件是偷偷摸摸弄下的？我敢说连一件也找不下。”（356页）不仅如此，小说还借在白鹿原上同样有着巨大象征资本的公共性人物朱先生和冷先生之口说出这一点。当朱先生知道白嘉轩以德报怨要搭救被收监的匪首黑娃后，他赞扬妻弟这份心肠肚量和德行无异于“跟白鹿原一样宽广深厚永存不死”（496页）。而冷先生对自己的亲家也不无佩服：“我在这镇子上几十年，没听谁说你老弟一句闲话，这……太难了。”（657页）
或许只有一切尘埃落定，当白嘉轩看到鹿子霖“确实已经丧失了全部生活记忆时”，他才“忽然想起以卖地形式作掩饰巧取鹿子霖慢坡地做坟园的事来”，并联想到“儿子孝文的县长，也许正是这块风水宝地荫育的结果”，乃对早已失去记忆的疯子鹿子霖说：“子霖，我对不住你。我一辈子就做下这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我来生再世给你还债补心。”（677页）与其说这是道歉，尽管不乏诚意与愧疚，不如说再次强化了白嘉轩道德标本的完整形象。无论传统还是历史，都需要保证这种形象的完整。一个漫不经心的“忽然想起”，恰恰暴露出维持这种完整的野蛮性与意识形态暴力，以及关于历史传统的集体无意识。只有白嘉轩本人明白，在他的生命经验里，保持这种完整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滋水县解放后头一个新年“镇压黑娃的集会是白鹿原上乡民现存记忆中最浩大的一次”，而主持这镇压的就是自己的儿子白孝文县长，白嘉轩因此事“气血蒙目”而失去了左眼，从此鼻梁上架起了一副祖传的水晶石头眼镜。“白嘉轩不是鼓不起往昔里那强盛凛然的气势，而是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尤其是作为白县长的父亲，应该表现出一种善居乡里的伟大谦虚来，这是他躺在炕上养息眼伤的一月里反反覆覆反思的最终结果。”这种“应该”的“反思”自然维护了道德与仁义的完整，也使得白嘉轩“全都现出世事洞达者的平和与超脱，骤然增多的白发和那副眼镜更添加了哲人的气度”（675页）。而能做到这一切，背后的牺牲并非人人可以做到，用白嘉轩的话说：“要想在咱原上活人，心上就得插得住刀！”（319页）因此，白嘉轩的完整是以心上插刀的苦楚换来的。这一点，他在上面各种场合的话中隐约显露了自嘲；更重要的是，由此而折射出的作者陈忠实对这个主要人物的塑造所寄予的深广内涵就远非现有评论分析的那样简单。
作者对白嘉轩这个人物显然不是持简单的认同，这可以从小说中一个为大多数人忽略的情节得到反证：作家鹿鸣五十年代中期在白鹿村搞农业合作化时结识了白嘉轩，并写了《春风化雨》这样一篇反映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长篇小说，“白嘉轩被作为小说中顽固落后势力的一个典型人物的生活原型”（535页）。“顽固落后”实际上已经明白无误地隐含了陈忠实对于白嘉轩这个人物的保留性评价，因而绝不是如一些评论说的“义无反顾地皈依于儒家传统”[⑥]那样简单。在这点上，评论家雷达的“矛盾性”评价反而看得更清楚：“陈忠实在《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是充满矛盾的：他既在批判，又在赞赏；既在鞭挞，又在挽悼；他既看到传统的宗法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传统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恋不舍”[⑦]。
正是这种矛盾性还原了事物本身丰繁复杂的真实，才体现了真正的现实主义或者说更高的现实主义的真实品格。尽管我们可以轻易指责小说中白嘉轩这个人物形象保持了少有的前后一贯性而缺乏性格成长史，但其人物塑造依然是鲜明的、成功的，何况现实生活中本就不乏在成人之后的大部分岁月里几无性格变化的人呢。这就是现实主义！更何况《白鹿原》在整体氛围上给读者的感觉就是企图构建和维护某种完整性，白嘉轩只不过是这个完整连环上一个相对封闭的自足体而已。不过这种完整自近代以来的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因而小说恍惚闪现的乌托邦氛围就不难理解，其间关于白鹿神话、家族故事和祠堂翻修、重修县志等等就可以在历史与记忆的纠葛中等到有效的阐释。
小说中多次提到白鹿神话及关于白鹿的幻影与梦。白鹿是福祉、希望和美好的象征，从四吕庵到白鹿书院，从革命者鹿兆鹏、白灵陷入困境时白鹿幻形的闪现到朱先生死前院中白鹿精灵的降临，从原上一代代人关于白鹿神话故事的传诵咀嚼到白嘉轩、朱白氏、白赵氏关于白鹿的梦等，小说试图留住能够统摄整个白鹿原民风的某种精神上的或道义上的力量。但这注定是一次不可挽回的努力，历史在它行进的大道上不得不常常节外生枝而旁逸到交叉小径。正像朱先生在查阅历代关于滋水县乡民“水深土厚，民风淳朴”的一贯评价后开始疑惑的：“在新修的县志上，还能作如是的结论吗？”（223页）
重修县志行为本身，既是对历史的延续，更是对历史的重写与改写。不仅如此，谁有资格来重修县志？以朱先生为总撰的九人县志编撰小组个个皆是“才富八斗的饱学之士”和“自甘寂寞的名上贤达，仁人君子”。重修历史，是相关完整记忆的一次回溯和温习之旅，同时又面临对记忆的扰乱与删改。朱先生本人就是这样一个在记忆与历史之间面临思想困境的矛盾人物。作为关中学派的信奉与追随者，朱先生在白鹿原半个世纪的社会动荡中毫无疑问感受到了新的现代事物的冲击。在新式学校的诱惑下生员们纷纷离开白鹿书院，朱先生面对彭县长挽留他继续出任师范校长，自比为一只只能鉴古、于今人无用的“陶钵”，并说出经过“深思熟虑”的重修县志的打算。自谓只能“鉴古”的陶钵，一面是自谦与自嘲，另一面又何尝不是无可奈何？重修县志的“深思熟虑”，表明朱先生已有了思想上的某种剥离的准备，既可以对自己的记忆与思想重新延续，又可以在新的变化着的现实中对之加以检验和校改。比如后来写到滋水县现代历史上国共交战时在用词上“共匪”与“共军”的前后不统一，朱先生不但明确知道，还对徐先生的这个疑问故意说：“不统一就不统一吧！留下一点漏洞让后人指责也好喀……”而这“不统一”和“漏洞”，恰恰是一种最大的真实，是朱先生思想和精神的真实。
同样的道理，祠堂和村庄的历史一样悠久，“却没有任何竹册片纸的典籍保存下来”，频繁发生的灾祸“摧毁村庄摧毁历史也摧毁记忆”，村庄的历史在洪水、流火和瘟疫等灾难中多次形成“断裂”和“空白”。（62页）因而翻修祠堂、祭祖、族人温习族规、制定和传习乡约等活动就是对“断裂”和“空白”的弥补，是对祠堂和村庄的历史与记忆的看护。其意义和重要性就像白嘉轩对继任的族长儿子孝武说的：“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到祠堂里头的。”（587页）黑娃和孝文的回乡祭祖就是最有力的注脚，并在原上“引起震动”。但这种弥补和看护必然要充满艰辛并伴随难以缝合的痛苦：黑娃率领农协砸碎了“仁义白鹿村”的石碑和石刻的乡约文字，白嘉轩恢复乡约碑文的工作遭遇了巨大的麻烦，“不仅难以拼凑，而且短缺不全难以恢复浑全”。更重要的是，就如徐先生在补写残缺的乡约文字时说的，“人心还能补缀浑全么”？同时，经过黑娃们在原上的“风搅雪”，白鹿两姓的宗族神普也需要重新绘制，可又只能“凭借各个门族的嫡系子孙的记忆填写下来，无从记忆造成的个别位置的空缺只好如此”。（234页）
一面是看护记忆与历史的完整，一面是记忆的无效，以白鹿原为缩影的乡土中国有着自己的现代记忆和生长历史。如何应对现在与过去、未来与现在、过去与未来，正是中国文化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难题。甚至可以说，二十世纪中国的几乎全部重大问题都与此相关；但恰恰是在此进程中，才生长起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在这个意义上，《白鹿原》的文本价值是无可替代的。
三、铜元游戏与鏊子烙饼：偶然性和一个巨大的隐喻
在《白鹿原》中，一种偶然性的力量攫住了必然性的尾巴，让许多事物抛出本来的轨道。这正是对历史必然性的纠正，也是对现代性宏大叙事的无意嘲讽。
坠入爱河的革命青年男女鹿兆海与白灵，在选择加入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时是以游戏式的抛掷铜元来决定的。鹿兆海掏出一枚铜元说：“有龙的一面是‘国’，有字的一面是‘共’，你猜中哪面算哪个。”白灵“觉得很有趣”，并“把铜元郑重地在手心抚了抚再抛到有亮光的地面上”。兆海猜是“字”的一面，白灵猜是“龙”的一面，结果铜元显示有龙图案的一面，就这样决定兆海入“共”，白灵入“国”。我们看到，在这个“有趣”而又“郑重”的游戏中，颠覆了我们习以为常的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必有一个导师式的引路人的叙述模式，人生的选择极具偶然性。而就是这具有偶然性的游戏，二人谁也没料到它“揭开了她和他走向各自人生历程中精神和心灵连续裂变的一个序幕”（195页）。在实际的生活经验中，二人分别与自己的初衷背道而驰，白灵退“国”入“共”，兆海退“共”入“国”。本来二人都心想自己这下与对方立场一样了，却不曾想正好“弄下个反翻事儿”。就是这“多像小伙伴们玩过家家娶新娘”的游戏，“却给他们带来不同的命运”（412页）。不仅白灵、兆海的命运如此，其实发生在白鹿原上的许多事件都体现了一种“变与常”的生活法则。
甚至可以进一步说，作者陈忠实在创作《白鹿原》时一个贯穿性的思想就是关于“变与常”的思考。自近代以来的中国一直处于动荡和不断嬗变之中，当“变则通，不变则死”的现代化追求成为不言自明的理想和目标，陈忠实却试图为我们提供另样的现代化图式，即如何在纷繁变动中保有某些恒常的东西；即使不得不变，那“变”也远非惯常的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强调的合乎目的与规律的“进步”，而是显出那“变”的曲折迂回甚至倒退特征来。从此意义上说，小说中几次提及的鏊子烙饼与铜元游戏有很大的相似性。
鏊子烙饼在小说中成为一个巨大的隐喻。起初，田福贤在听到白嘉轩曾讥讽他将白鹿村的戏楼变成了“烙锅盔的鏊子”时并不在意，直到后来朱先生也耍笑他把白鹿原折腾成了一个鏊子，他才觉得有关鏊子的话“另有后味”：
我回来想了几天几夜才解开了，鏊子是烙锅盔烙葱花大饼烙坨坨馍的，这边烙焦了再把那边翻过来，鏊子底下烧着木炭火。这下你们解开了吧？还解不开你听我说，这白鹿原好比一个鏊子，黑娃把我烙了一回，我而今翻过来再把他烙焦。（248页）
扩而言之，不仅黑娃领导的农协烙了田福贤等一干人，田福贤又卷土重来烙了发动“风搅雪”的农协骨干分子；不仅白鹿村戏楼和白鹿原成了鏊子，整个现代中国就是一个底下炭火炽旺的大鏊子；不仅各系军阀、国共两党之间及其内部是在翻鏊子，就是小说中的人物鹿子霖、白孝文、黑娃、田小娥、田福贤等人的人生命运也与翻鏊子相似；甚至其中描写的许多现象和事情比如白灵之死、兆海之死、大拇指死后土匪窝里的内斗、白嘉轩训子时以罗面的箩柜相比的祸福观、白鹿两家的较量等等，都是鏊子烙饼的具体延伸或变形。鏊子虽有两面，就像铜元，但仍是一体；犹如白灵之死，牺牲于自己人的内部。同时，两面就是一体，一体又是两面，犹如孝文的前后人生际遇。
鏊子的隐喻，既体现着上文所说“变与常”的某种历史内涵，又可以说是整部《白鹿原》的一个生成性结构，由此为读者呈现了小说最为动人的生存性与存在性的人性景观。这些景观的细节性呈现，是对被宏大历史和现代性叙事神话遮蔽和涂抹了的部分的祛魅与还原，用陈忠实自己的话说就是“剥离”。
四、结语：“剥离”的意义
陈忠实在关于《白鹿原》的写作手记《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中，曾用“剥离”一词来描述自己在上个世纪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发生的“精神和心灵体验”，以取代之前的“回嚼”观念。他说：
我对生活的回嚼类似“分离”，却又不尽然，在于精神和思维的“分离”，不像植物种子劣汰优存那样一目了然，反复回嚼反复判断也未必都能获得一个明朗的选择；尤其是在这个回嚼过程中，对于昨日既有且稳定了不知多少年的理论、观念，且不说审视、判断和选择的艰难，即使作出了劣和优的判断和选择，而要把那个“劣”从心理和精神的习惯上荡涤出击，无异于在心理上进行一种剥刮腐肉的手术。我选用“剥离”这个词儿，更切合我的那一段写作生活。[⑧]
这种发生在精神和心理上的剥离显然既艰难又痛苦。如果我们不单把这种剥离囿限于陈忠实十年的心灵和精神历程，而是验之于《白鹿原》整部作品，那么剥离的意义和内涵就将更为丰富。黑娃对徐先生叫他学名鹿兆谦时“竟然毫无反应”的身份错位是一种剥离；鹿子霖出任白鹿仓第一保障所乡约那阵对“保障所”、“乡约”这些新名称感到“别扭”和“满腹狐疑，拿不定主意”；等他“脱下长袍马褂，穿上新制服到大镜前一照，自己先吓了一跳，几乎认不出自己了。停了片刻，他还是相信这个穿一身青色洋布制服的鹿子霖”“比那个鹿子霖显得更精神了”。鹿子霖从身份误认到肯定制服的魅力，也是一种剥离。不仅如此，在白鹿书院念书的儿子鹿兆鹏、鹿兆海看见父亲一身制服“就惊得愣呆呆地瞅着”；当鹿子霖回到村里在街巷遇到熟人，“全都认不出他来了”；走进自己院子，他的女人“吓得双手失措就把盆子扣到地上了”，他的父亲也是“眨巴着眼睛把他从头到脚瞅盯了半晌”（96页）。
可以说剥离在悄无声息地随时随地发生着，只是有的来的缓慢，有的来得急遽，就连白嘉轩和朱先生这类极具稳定性的人物形象依然逃不脱剥离的困惑与无奈。白嘉轩在听到冷先生讲述城里“反正”和“革命”这些新名词后只留下“没有皇帝了，往后的日子咋样过哩”的茫然；交农事件后，白嘉轩去法院想自首救人，却遭遇了一个白面书生关于交农事件“没有错”、而今“提倡民主自由平等”以及允许“结社游行示威”等新一轮话语的冲击而“愈加糊涂”和“不明白”（106页）；后来何县长要聘请他出任本县参议会议员，他依然对县长的话听不明白，“什么民主，什么封建，什么政治，什么民众，什么意见，这些新名词堆砌起来，他愈加含糊”，但是一旦听懂不过是“百姓说了算”时又“不当一回事了”（115页）。甚至白嘉轩也剪了辫子，妻子仙草为之惊恐，白嘉轩却说，“下来就剪到女人头上了”。可见白嘉轩的审时度势和处乱不惊，思想上本是有与时俱进的要求的，只不过他的剥离显得更加缓慢和艰难罢了。所以当白灵要去城里上学遭到父亲拒绝后，白灵大铁剪子支到脖子上的威胁就是对白嘉轩缓慢稳妥的落后思想观念的一次反叛，是对白嘉轩和谐家庭理念的一次“不和谐”反动。用他的二姐当面对他说的话就是“老脑筋见啥都不顺眼”，用他的女儿白灵的话说就是“封建脑瓜子”。不论如何，白嘉轩既主动又被动地进行着剥离，而女儿的行为及后来参加革命地下活动，也是一种告别旧式家庭、告别女性被别样人生所安排的剥离。
白孝文的剥离更富意味，其大起大落的人生命运和思想经历，更显出剥离的复杂。擢升为县保安团一营营长的白孝文在衣锦还乡祭祖后曾“冷不丁”对太太说：“谁走不出这原谁一辈子都没出息。”尽管回乡祭祖使他感到自己与这个家庭之间坚硬的壁障开始拆除，老家久违的臊子面重新复活了他潜藏心底的悠远记忆，但他清醒地发现：
这些复活的情愫仅仅只能引发怀旧的兴致，却根本不想重新再去领受，恰如一只红冠如血尾翎如帜的公鸡发现了曾经哺育自己的那只蛋壳，却再也无法重新蜷卧其中体验那蛋壳里头的全部美妙了，它还是更喜欢跳上墙头跃上柴禾垛顶引颈鸣唱。（502页）
与其说这是白鹿原带给了他不愿回首的创伤性记忆，不如说是孝文彻底发生的思想及人生观的剥离。虽然他以一个营长的辉煌扫荡了他在白鹿村巷土壕和破窑里的不光彩记忆，但真正给他生命和灵魂带来脱胎换骨的人生体验却是在他最痛苦最绝望的最后一刻的挣扎：活着就有希望。只不过孝文的“活着”与“希望”观不再是我们熟悉的崇高和对未来的热情，而是以活着为资本也为目的的最后抵押，是自己对自己躯壳与灵魂的剥离，这也是他为何在当上滋水县县长后要镇压副县长黑娃的缘由。孝文的剥离带有历史的蛮性和暴力，历史的悲剧往往惊人的相似。陈忠实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才在小说中读到这样一句极不协调的干预性评论，作者借作家鹿鸣的心里想法来表述：“重要的是对发生这一幕历史悲剧的根源的反省。”（543页）
事实上，不仅小说中描写的白鹿原上的各色人等在经历着运命、情感或思想的剥离，以白鹿原为缩影的二十世纪中国乡土社会都在发生着历史的、时代的与文化的剥离；就是为论者容易忽视的鏊子烙饼，何尝不是剥离的另一种形象表述呢？因此，陈忠实自己的精神“剥离”体验和《白鹿原》的“剥离”现象，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笔者有理由认为：《白鹿原》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的国学复兴背景下的问世，绝不像众多评论者简单认为的那样是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呼应，更不是有的批评者差强人意地代替作者陈忠实来为中国文化现实开药方和指出路。
遗憾的是，《白鹿原》的“剥离”意义在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叙事中并没有引起重视和回应。即便是贾平凹《秦腔》“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⑨]式的书写，依然带有现代性宏大叙事观念的影子而流露出对当下乡土生活的某些隔膜。尽管《白鹿原》在呈现中国式现代性的复杂景观方面还存有不足，但它已然呼应着鲁迅开创的20年代乡土小说传统，也是对80年代乡土文学寻根的某种超越。陈忠实为写作《白鹿原》的创作手记命名为《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其实并不贴切，准确地说应是“剥离属于自己的句子”。因为中国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一再告诉我们，这种寻找要么找到西方去了，要么找到传统去了。其实，很多时候不是需要寻找，那东西就存在那里，匮乏的只是呈现，以及如何呈现的问题；寻找本身一再暴露了我们集体无意识的梦魇。更为重要的是，《白鹿原》在过去、现在与将来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联系，只是我们还没有真正厘清它。在此意义上，《白鹿原》确乎是一部需要重读和再评价的作品，甚至还需要时日才会显出其更大的意义。
[①] 南帆：《文化的尴尬——重读<白鹿原>》，《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
[②] 李咏吟：《公民生命自由教育的沉沦——小娥形象的创造与陈忠实的思想局限》，《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1期。
[③] 袁盛勇：《<白鹿原>：回归传统的平庸》，《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④] 宋剑华：《<白鹿原>：一部值得重新论证的文学“经典”》，《中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
[⑤] 李怡：《现代性：批判的批判》，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⑥] 南帆：《文化的尴尬——重读<白鹿原>》，《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
[⑦] 雷达：《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
[⑧] 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写作手记（连载七）》，《小说评论》2008年第5期。
[⑨] 贾平凹：《<秦腔>后记》，《收获》2005年第2期。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