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夜里闪烁的星宿
锺书先生逝世了,活了八十八岁。
他生于一九一○年,大我十四岁。
我荣幸地和他一起在一九四七年的上海挨一本只办了一期、名叫《同路人》杂志的骂;很凶,很要命,说我们两个人在文化上做的事对人民有害,迟早是末路一条……
锺书先生是有学问的人,底子厚,他有恃无恐;我不行,我出道才几年,受不了这种惊吓,觉得在上海混生活很不容易了,不应受到这种横蛮的待遇。
“他们又不代表党。看他们的名字‘同路人’就晓得不过是几个党外的朋友。你还是干你的事吧!不用理它!”一位老人安慰我。
说好说;害我难过了起码半年。
既然是一起挨骂,倒去找了好几本钱先生的书来读。在同辈朋友中间开始引用钱先生的隽语作为谈助。
那种动荡的年代,真正的学问和智慧往往是黑夜里的星星。
五十年代在北京和钱先生、季康夫人有了交往,也曾提起过那本《同路人》杂志,钱先生说:“……老实说,我真希望今天他们福体安康……”
有一晚天下大雪,我跟从文表叔、钱先生在一个什么馆子吃过饭,再到民族饭店去看一位外地前来开会的朋友。那位朋友住在双人房,不久同房的人回来了,是位当红的学者。他穿著水獭皮领子黑呢大衣,原也是沈、钱的熟人,一边寒喧一边拍抖大衣上的雪屑:
“就在刚才,周扬同志请吃饭……哎呀!太破费了,叫了那么多菜,就我们三个人,周扬同志坐中间,我坐周扬同志左边,红线女坐周扬同志右边……真叫人担心啦!周扬同志这几天患感冒了,患感冒,这么大的雪还要抱病请我吃饭,真叫人担心啦!……”?
探访朋友的时空让这位幸福的学者覆盖了。钱先生嫣然地征求我们的意见:“我看,我们告辞了罢?”
受访的朋友挽留不住,在房门口握了手。
下楼梯的时候,钱先生问我:
“记不记得《金瓶梅》里头的谢希大、应伯爵?……”
(文革后,听说那位学者也是个“好人”,几十年的世界,连做好人都开始微妙起来。)
五十年代末,有一回在全聚德吃烤鸭。那时候聚在一起吃一次东西是有点负疚的行为。钱先生知道我是靠星期天郊区打猎来维持全家营养的。他从来没有这么野性的生活过,有兴趣问我这样那样,提一些担心的外行问题,倒是能给我开一张有关打猎的书目。于是顺手在一张长长的点菜单正反面写了近四五十部书。这张东西文革之前是在书里夹著的,后来连书都没有了。
他还说到明朝的一本笔记上汉人向蒙古人买兽皮的材料,原先订的契约是一口大锅子直径面积的兽皮若干钱,后来汉族买主狡辩成满满一大锅子立体容量的兽皮若干钱了,他说:“兄弟民族一贯是比我们汉族老大哥守信用的。”
复辟楼巧聚当代名人
四人帮覆亡之后,钱先生和季康夫人从乾面胡同宿舍搬到西郊三里河的住处,我有幸也搬到那里,正所谓“夫子宫墙”之内。打电话给他这么说,他哈哈大笑。
房子是好的,名气难听。这是因为那时大家的居住条件不好,而一圈高高的红围墙圈著可望而不可及的十八幢漂亮的楼房,恰好冲著来往于西郊必经之路上,大家见了有气。那时时兴这样一种情绪:“够不著,骂得著”;后来缓和点了,改称“部长楼”,也颇令人难堪。
院子大,路也好,每个门口都可以泊车。有不少绿荫。早上,一对对的陌生和面熟的老夫妇都能见得到;还有金山夫妇,俞平伯先生夫妇……天气好,能走得动的都出来了,并都叫得出名字的话,可算是一个盛景。
二十多年来,相距二百米的路,我只去探访过钱家一两次。我不是不想去,只是自爱,只是珍惜他们的时间。有时南方家乡送来春茶或春笋,先打个电话,东西送到门口也就是了。
钱先生一家四口四副眼镜,星期天四人各占一个角落埋头看书,这样的家我头一次见识。
家里四壁比较空,只挂著一幅很普通的清朝人的画,可能画家跟钱家有值得纪念的事。钱先生仿佛讲过,我忘记了,凭一点小意思挂起来的。
书架和书也不多,起码没有我多;问钱先生:您的书放在哪里?他说图书馆有,可以去借。(!!!)
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一番好意也是人之常情,钱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走去开门,来人说了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先生只露出一些门缝忙说:
“谢谢!谢谢!我很忙!我很忙!谢谢!谢!”
那人当然不高兴,说钱锺书不近人情。
事实上钱家夫妇是真的忙著写东西,有他们的工作计划,你是个富贵闲人,你一来,打断了思路,那真是伤天害理到家。人应该谅解和理会的。
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忽然大发慈悲通知学部要钱先生去参加国宴。办公室派人去通知钱先生。钱先生说:
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
“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
“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
“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
“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钱先生没有出门。
他的世界里,没有打架这个辞……
钱先生和季康夫人光临舍下那是无边地欢迎的,因为起码确信我没有打扰他们,于是就喝茶,就聊天。
有一次钱先生看到舍下墙上挂著太炎先生的对联。我开玩笑地说:
“鲁迅的对联找不到,弄他老师的挂挂。”
于是钱先生开讲了太炎先生有趣的掌故。听荒芜兄说,钱先生有一个几乎像儿子似的学生,文革时忽然翻了脸,揭发、斗争,甚至霸占了他的居室,任意使用他的书籍材料……
我提起这件事,他浅浅地笑了一笑:“过去了!过去了!人人身上都长过痘子。”
“那比痘子毒多了!”我说,“其实,现在我可以去打他一顿!”
这么一说,他睁大眼睛从眼眶上看著我。看起来,这方面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他那个世界没有打架这个辞,他不懂现实生活中拳头的作用。
八十年代我差点出了一次丑,是钱先生给我解的围。
国家要送一份重礼给日本广岛市,作为原子弹爆炸的悼念,派我去了一趟广岛,向市长征求意见,如果我画一张以“凤凰涅磐”的寓意大幅国画,是不是合适?市长懂得凤凰火里再生的意思,表示欢迎。我用了一个月时间画完了这幅作品,题的就是“凤凰涅磐”四个字。
(说件好笑的插曲。我工作的地点在玉泉山林彪住过的那幢房子。画在大厅画,原来的排设一点没动;晚上睡在林彪的那张大床上。有人问我晚上怕不怕?年青时候我跟真的死人都睡过四五天,没影的事有何可怕?)
眼看代表团就要出发了,团长是王震老人。他关照我写一个简要的“凤凰涅磐”的文字根据,以便到时候派用场。我说这事情简单,回家就办。
没想到一动手问题出来了,有关这四个字的材料一点影也没有。《辞源》、《辞海》、《中华大辞典》、《佛学大辞典》、《人民日报》资料室,遍北京城一个庙一个寺的和尚方丈、民族学院、佛教协会都请教透了,没有!
这就严重了。
三天过去,眼看出发在即,可真是有点茶饭不进的意思。晚上,忽然想到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救星钱先生,连忙挂了个电话:
“钱先生,平时绝不敢打搅你,这一番我顾不得礼貌了,只好搬师傅下山,‘凤凰涅磐’我查遍问遍北京城,原以为容易的事,这一趟难倒了我,一点根据也查不出……”
钱先生就在电话里说了以下的这些话:
“这算什么根据?是郭沫若一九二一年自己编出来的一首诗的题目。三教九流之外的发明,你哪里找去?”
“凤凰跳进火里再生的故事那是有的,古罗马钱币上有过浮雕纹样;也不是罗马的发明,可能是从希腊传过去的故事,说不定和埃及、中国都有点关系……这样吧!你去翻一翻《大英百科》……啊!不!你去翻翻中文本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第三本里可以找得到。”
我马上找到了。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有一回,不知道怎样说到一位也写理论文章的杂文家:
“……他骂从文,也骂我,以前捧周扬,后来对周扬又不怎么样。看起来,我们要更加努力工作了,他们才有新材料好骂。我们不为他设想,以后他怎么过日子?……”
* * * *
跟钱先生的交往不多,我珍惜这些点滴。他的逝世我想得开,再高级、再高级的人物总是要死的;不过,我以为钱先生这位人物真不平常,读那么多书都记得住,作了大发挥,认认真真地不虚度时光的劳作,像这样的人剩下的不多了。
祖国的文化像森林,钱先生是林中巨树。人要懂得爱护森林,它能清鲜空气,调节水土。摧残森林,图一时之快的教训太严峻了。我写了首诗悼念钱先生,并问候季康夫人。
哭罢!森林!
该哭的时候才哭!
不过,你已经没有眼泪。
只剩下根的树不再活。
所以,今天的黄土是森林的过去;
毁了森林再夏禹治水何用?
更遥远的过去还有恐龙啊!
今天,给未来的孩子只留下灰烬吗?
孩子终有一天
不知道树是什么,
他们呼吸干风!
树,未来的传说。
那一天,
如果还有一种叫做孩子的话……
一九九九年一月四日夜于香港山之半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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