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建文
据潘怡为在《老舍评传》中介绍，20世纪50年代，老舍面对应接不暇的社会活动，不仅感到自己正在失去一位作家的所为，而且身心日益疲惫。一位外国记者更是直截了当地问他，您作为一名著名作家，主要工作任务应是写作，为什么要把那么多的时间浪费在社会活动之中？
其实，1949年老舍应邀回国时，本来并无过多参加社会活动的打算。这年春天，身居美国的老舍，收到了国内文艺界23位老朋友的来信，信中转达了周恩来邀请他回国共同建设新中国的意思。
老舍10月从旧金山启程回国，知名作家乔志高为他送行。据乔志高回忆，老舍对他说，太太和儿女都已从重庆回到北京，最终决定回国的主要原因是与家人团聚。接着他又郑重地声明：自己回国后要实行“三不主义”：一不谈政治，二不开会，三不演讲。
然而，回国后的老舍，却频添各种社会职务头衔，一时间成为全国社会兼职最多的作家。这除了他是共产党的老朋友，与周恩来等一批领导人的私谊不错外，最主要的还是与他自身态度的改变有关。老舍回国后，看到新中国一派欣欣向荣、健康向上的景象，兴奋不已，很快放弃了“三不主义”的初衷。
老舍曾站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讲台上说：“我本是个无党派的人。可是，我今天有了派。什么派呢？'歌德派。”特别是在创作《龙须沟》时，老舍说：“我就抓住臭水沟不放，要达到对人民政府修沟的歌颂。哪怕自己还不够成熟，我也要反映它。”
老舍的这种态度，就直接导致了他社会职务的不断增加。随着社会职务的增多，老舍感到忙不过来。最为恼火的是，会议不仅占据了不少时间，而且常常要说一些套话，遇上各种批判会，就更是为难。
温儒敏的《图本老舍传》披露了老舍1950年4-5月一段时间的日记——
4月28日：“终日大会。夜间起草宣言二篇，致通电二篇。甚疲。”
4月29日：“大会于午间闭幕。下午有研究会会议，因倦未去。苗培时等来开座谈会。”
仅隔一天的时间，从5月1到10日，每天的日记都不乏会议的记载，且日记中不时出现“终日会议、不堪其烦”的字样。
這段时间，如果出现哪天没有会议，便成为老舍值得庆贺的事。所以，在5月14日的日记中便出现了这样的记载：“今日无会。午松厂送菜一桌，多么美好的一天！”
15日，仍是这样一个好日子，他没忘记在日记中记上：“今日无会。”
不难看出，他对当时开不完的会感到厌恶。用于写作的时间和精力变得越来越少，他很是苦恼，因此不得不向组织和周恩来提出，要求减少他的兼职。由此看来，倘若当时老舍能从北京市文联主席以及其他职务上退下来，专心从事文学创作，无论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还是老舍本人，都是一件好事。从文学创作来说，他酝酿已久的《正红旗下》等几部作品便有时间去完成，也就能为中国现代文学多留几部精品力作。
据说，毛泽东和周扬也确曾有意，让沈从文接替老舍出任北京市文联主席，但沈从文婉言谢绝，老舍被继续留在了这个位子上。周恩来虽然对老舍非常理解，但只是就尽量减少老舍的社会活动向有关方面打过招呼。于是，最终留下遗憾。
（摘自《文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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