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海外貿易
三江區域經濟經秦晉六個多世紀的開發建設，貿易漸盛，文化交流向海內外拓展。成熟青瓷的創燒與製品的外輸成為區域經濟的一大產業。吳地鑄鏡技術東傳，異國物品舶來及印度佛教東漸，三江口成為早期海外商品貿易集散地和文化交流傳播地。
早期越窯青瓷外輸
早期越窯青瓷，至遲在東晉時已通過海路輸往日本列島、朝鮮半島及東南亞國家。日前，這些國家的墓葬和遺址中均有早期越窯青瓷出土。
吳地鑄鏡工匠東渡日本
東漢、三國時期，會稽郡（浙江）、江夏郡（湖北）、廣漢郡（四川）是全國三大鑄鏡中心，其中前二郡地屬東吳。吳地鑄鏡工匠，帶著先進的鑄鏡技藝，從東海口出發，東渡日本，鑄造出具有吳地特色的日本三角緣神獸鏡。
海外舶來品
東漢墓葬中出土的一些玻璃、瑪瑙質地的隨葬品，都是當時從海道攜入的舶載品。
州城確立
821-959
明州羅城的建立，與子城共同構成雙城體系，這不但標誌著城市體系的形成，也體現了《周禮·考工記》規定的中國古典城市的規範模式。東津浮橋聯繫著日益繁榮的奉化江東，成為明州城聯繫古鄮地的咽喉要津。從晩唐到北宋，明州城經歷了城市的確立到鞏固的歷史過程。
規範的古典城市
韓察所建的明州城周圍僅有420丈，史稱「子城」。城內為衙署辦公和州官居住，城外則百姓散居。羅城的建立，使明州城具備了城市的初步功能，內外城以及各功能佈局，體現了中國古典城市的規範模式。
建立羅城，完成雙城體系
在唐末的地方割據中，明州鎮將黃晟自立為刺史。為保障地方治安，黃晟於唐昭宗景福初年（802）至光化元年（808）沿自然江岸河堤壘土夯牆，構築了18里羅城。羅城與子城形成的雙城體系，標誌著明州城市的最終形成。
利用江河，圍護羅城外廓
護城河作為城牆的屏障，一面維護城內安全；另一方面阻止攻城者的進入。明州子城的護城河，為人工所開據。羅城的護城河，大多利用自然的江河河道，這是古人在防禦手段上對水的妙用。
架設浮橋，突破州城藩籬
明州水鄉有著數不清的橋梁，架設在奉化江上的東津浮橋，使明州城突破了城牆的藩籬，讓州城與江東古縣地緊緊相連。
州縣合治，強化運行效能
公元90年，吳越國王錢鏐改鄮縣為鄞縣，縣治遷入明州城。從此，州縣府共治一城。
它山堰，向州城供水
晚唐興築的它山堰，是一項偉大的渠首引水工程，它不但完成了向州城供水的需求，而且體現了古代中國水利工程技術的經典成果，至今仍在發揮著堵咸引流作用，被譽為「中國古代四大水利工程之一」。
明州城池水系圖
它山堰水經南水關入州城，蓄於日、月兩湖，在州城內形成葉脈狀的城市運河，為州城提供飲用水和水上交通。
遣唐使登陸地
唐代中國和日本的友好往來與文化交流達到了一個空前繁榮的時期。這時的日本剛剛處於封建制度確立和鞏固的階段，對唐朝的鼎盛極為仰慕，因此其向唐朝派遣使者留學生和學問僧達到了高峰。遣唐使對推動日本社會的發展和促進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貢獻，結出了豐碩的果實。
明州，大唐的門戶
為了向大唐學習、日本多次向唐朝派出遣唐使，其中有4次在明州登陸。它促進了明州與日本航線的發展，加深了明州與日本的文化交流與經買往來。
鑒真，從明州出發
唐代高僧鑒真受日本邀請，第六次東渡日本乃成。第三次東渡受挫後，鑒真與日本僧人一行留住明州阿育王寺，並在浙東一帶講學，同時積極準備第四次東渡。
最澄，傳天台宗往日本
唐貞元二十年（804），日本僧人最澄（767～822）隨遣唐使入唐，從浙東天台山習天台宗教義，在明州開元寺受戒。公元806年，最澄回國，在京都比睿山創建了延歷寺，正式創立日本佛教天台宗。他從浙東帶去茶籽，栽種在比睿山麓成為日本最早的茶園。
唐貞元二十年（804），明州發給遣唐使學問僧最澄的牒、批文（複製品）
海舶貿易的興起
「安史之亂」後，全國經濟中心南移，「陸上絲綢之路」衰落，「海上絲綢之路」興起；加之「新羅梗海道」，致日本遣唐使開拓南路航線，這些都給明州港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明州港城迅速崛起。遣唐使中止後，海上民間商業貿易迅速取代朝貢貿易。至唐晚期，明州港已躋身中國四大名港之列，成為唐王朝向東北亞、東亞開放的核心口岸。
活躍在東亞的明州商團
唐、五代的東亞海舶貿易，「明州商團」起到了骨幹作用。日本是明州最主要的貿易國，僅唐武宗會昌二年（842）至昭宗天復三年（903）間，中日船舶往來就達30多批次。前來明州經商的還有來自新羅和阿拉伯的商人。
開拓「海上陶瓷之路」
九世紀，越窯青瓷依託明州港口，經海路大量運銷至亞、非各國，成為中國最早輸往海外的大宗貿易商品。這條主要運送越窯陶瓷的海上航線，被譽為「海上陶瓷之路」。
和義路碼頭遺址出土的貿易青瓷
1973年底至1975年間，在寧波和義路濱姚江南岸的碼頭遺址，出土了700余件越窯青瓷。這是迄今國內出土唐越窯青瓷中數量最多、品種最豐富、質量較精的一批。
同時出土了許多長沙窯瓷器。明州也是長沙窯瓷銷往海外的主要港口。
唐代越窯青瓷在印度尼西亞海域打撈出水
1998年，在印度尼西亞爪哇附近勿里島海域「黑石號」沈船打撈出五萬多件長沙窯瓷器，其中有200余件唐越窯青瓷器伴隨出水。
海外發現的越窯貿易青瓷
在亞非各國中世紀的都城、樞紐港口、貿易集散地遺址，佛教、伊斯蘭教的寺院和祭祀遺址，宮殿建築以及貴族墓葬等遺址，都發現了出自慈溪上林湖與鄞州東錢湖窯場生產的越窯青瓷，它們成為「海上陶瓷之路」的重要物證。
印度尼西亞海琙沈船中發現大批越窯青瓷
井里汶沈船發現於印度尼西亞爪哇北岸井里汶外海一百海里54米深的水下，殘長31米，為北宋早期的海上貿易船。
2003年至2005年，考古人員從沈船打撈出水遺物的總數達到49萬余件，瓷器30余萬件，其中大部分是越窯青瓷，這是迄今海外發現越窯青瓷數量最多的一次。
越窯制瓷技術的傳播
公元十世紀的前半葉，越窯的制瓷技術被傳授到了朝鮮半島全羅道康津與全羅北道扶安等地，朝鮮半島因此燒制出了「製作工巧、色澤尤佳」的「翡色」瓷器、並且迅速發展成為青瓷的輸出國。目前半島上仍有豐富的屬浙東越窯類型的窯址遺存。
越窯青瓷的風采
浙東燒造瓷器的歷史可以追溯至商周時期。「越窯」一詞最早出現於唐代，是對這一地區青瓷製品的統稱。自東漢成熟青瓷燒造成功，到唐、五代時達到鼎盛，在長達1000多年的歷史上，越窯為中國陶瓷史竪起了一座豐碑。
東漢的成熟青瓷
寧波的成熟青瓷形成於東漢中晚期，當時焙燒青瓷的爐溫已經達到1300℃左右。青瓷造型規整，釉色瑩潤光澤，胎釉結合致密，擊之聲如金石。作為中國瓷器發源地之一的寧波，青瓷成為浙東人民奉獻給人類文明的大貢獻。
唐代的越窯青瓷
唐代是越窯青瓷的黃金時代。作為越窯制瓷中心，上林湖環湖窯場達80余處。唐代越窯青瓷以其瓷質溫潤如玉，釉色美如山翠，造型柔和優美，紋飾舒展流暢，居唐代六大名窯魁首，深受海內外偏愛。
五代的越窯青瓷
五代，越窯發展進入鼎盛時期。以上林湖為中心，窯場達100余處，東錢湖窯場也發展成為越窯青瓷重要產地。五代越窯品種豐富繁多，產品造型輕盈秀麗，精巧典雅，釉色青綠滋潤，清純明亮。尤其是燒制的「秘色瓷」，成為青瓷中的極品。
越窯的「秘色瓷」
「秘色」一詞、最早見於唐人陸龜蒙（?～881）的《秘色越器》詩。秘色瓷燒造始於中唐，五代、北宋初達到頂峰。中唐時，秘色瓷作為越窯上乘之作，開始成為朝廷貢品。晚唐時越窯設有貢窯，北宋時又置官監窯，以專門燒造供奉朝廷的「秘色瓷」。
北宋後越窯的衰微
北宋中期以後，越窯制瓷業從顛峰開始下滑，產品質量明顯下降。到了北宋晚期、北方諸窯的興起和參與「朝貢」，朝廷也在北方另設官窯，致使越窯失去上貢和貿易市場的優勢，短時期內迅速衰落。
國際港城
960～1367
宋代明州，經歷了深刻的城市化過程。北宋的全部城市成果，在南宋初的戰火中受到重創。
數十年間從平地重新崛起的明州城，因其毗鄰臨安，成為京畿重地。明州的國防之責、賦稅之出、市舶之重、文化之厚，都使這座具有國際性質的港口城市，在南宋一代有著尤為突出的地位。這種城市的再生力量，既來自五代、北宋的鋪墊，又來自人民的頑強創造力，而且宋室南渡前後大批北方士族移民的湧入，使這座城市在文化價值觀上有了巨大的提升。
城市功能的巨大轉型
北宋以前的城市，「坊」「市」分區，即居民區與商業區嚴格分開。自宋開始，這種制度被徹底打破，城市功能發生了巨大的轉變，漸由政治、軍事中心轉向商業中心。明州成為具有對外貿易繁榮、農業及手工業發達、文化思想厚重之特色的浙東中心城市。
驛道縱橫，助推區域經濟發展
宋代明州各縣之間以及各軍事要地和設施之間，都建立了政府管理的水陸驛道和驛站，不僅成為區域內的主要交通幹線，也是當時全國交通網絡的重要一環。驛道把明州區域連成一個整體，推動了區域經濟的發展。
城外「草市」，構建城郊集鎮框架
破坊成市，造就城區商業一片繁榮。唐代明州已經出現的「草市」，到了宋代更加發展，這使得商業區域擴大到城外，從而在山區與平原的交通結點上，形成了一批貨物交流的固定市鎮，成為連接城市與鄉村的橋梁，也是以後形成的城郊各大集鎮的基礎。
草市本是驛道上買賣馬草料的集市，以後人們把民間集市統稱「草市」。明州在宋代已經形成了農村集市的完善體系，並恆定地一直發展為今天寧波農村的主要集鎮。
宋代一反前代後周的政策，給佛教以適當保護來加強國內統治的力量。明州素有佛教傳統，除城內人口密集處有眾多寺院外，城郊青山碧水間也有大批寺觀香火熾盛，成為民眾精神憩息的港灣。
城市在戰火中重生
作為宋金「江南十三捷」首戰的明州保衛戰，它的勝利延緩了金兵南下的腳步，使剛剛建立的高宗小朝廷得以殘喘。面對戰火兵燹留下的一片瓦礫廢墟，明州人民重建家園，開始了宋金對峙時代的新生活。
宋元城垣的歷史痕跡
明州城在有宋一代多次修葺整肅，城牆堅固，城門雄偉，衙署講究，坊巷得體。在對古城遺址的歷次考古中，揭示的地下殘基，可以窺見當日的規模氣度。
王朝的賦稅重地
明州是南宋王朝重要的稅收來源地，除了正稅外，還有海關稅（市舶）、酒稅和鹽稅等。南宋的年市舶稅由北宋的9萬緡增加到200萬緡，大多出自明州和廣州。
堅海防以藩京都
作為京畿之地，南宋的明州擔負著京城的屏海重任。城區內駐守著大批軍隊。1132年建立明州水軍於鎮海，負責浙江全省海防。實現了水陸呼應，海陸聯防。
史守之墓前神道文臣、武士石刻 南宋
史守之（1166～1224），南宋詩人、學者、藏書家。字子仁，史浩孫，史彌大子，鄞縣人。從楊簡、袁燮遊學，又從樓鑰學古文。居月湖，杜門藏書講學，寧宗賜書「碧沚」。著有《升聞錄》。
文化興邦
明州在宋代有過一次移民的高潮，宋室南渡前後尤盛。北方士族帶來的文化傳統與本地傳統文化自然結合，在宋代產生了新的城市文化精神。一邦之興，猶賴文脈，其間教育、學術、文學等方面的昌盛，使明州（慶元）有「庠聲序音，洋洋鄒魯」之譽。
發端北宋的教學傳統
北宋慶歷間中央政府詔令天下辦學，其時正值年輕的王安石知鄞，他率先倡導，遍訪山野碩老，創設鄞縣縣學，開創一地的教育傳統。從此，在全國統一標準的科舉取士中，明州人才輩出，學風綿延至今。
書院奠定了浙東學術
北宋明州辦學，一開始就形成了官學、書院、蒙學三個教學系統。王安石延聘杜醇、樓郁掌教縣學，同時楊適、王說、王致也各在大隱、鄞江等地創立書院，傳道授業。這一風氣，不但帶動了明州的教學，也發軔了明州的學術。四明學術從南宋起蔚然成風。
月湖，從蓄水潭到「明州鄒魯」
北宋元祐年間，隨著月湖十洲的形成、這片城中的碧水完成了從蓄水潭向城市大花園的演變。世家望族環居湖畔；文人墨客結社湖上；大家建樓藏書；學者設壇講學。一時文風盛熾，被譽為「明州鄒魯」。
世家大族
南宋定都臨安後，明州成為中州人士的理想居處。北方移民的文化家族相望於甬上，有「史、樓、豐、鄭」四大家著稱。其中史氏有「一門三宰相，四世兩封王」之盛，對南宋一代產生過重要影響。至今留在東錢湖畔的南宋史氏家族墓前石刻群，填補了中國石刻史在南宋的空白。
王安石與五生
王安石、杜醇、樓郁、楊適、王說、王致
蒙學，從《三字經》到《讀書分年日程》
明州百姓之家尤重蒙學。史氏家族倡行，弟子成材蔚為大觀。大儒王應麟編蒙讀小本《三字經》，程端禮著《讀書分年日程》為天下採行，自此家塾有教學大綱指導，十年寒窗幾成規矩。
魏峴《四明它山水利備覽》有關記載
【解說】兩宋的水利實行官府規劃指導，民間參與的官民一體化建造機制。
乾流水利的調控體系
宋代水利工程完成了寧波平原的乾流蓄洩體系，也體現了沿河耕田開發的成果，寧波平原的江河分流水系至此基本完成。這一體系是對唐代它山堰、東錢湖、廣德湖三大源頭工程的功能延伸與完善，為明州的精耕農業和內河運輸提供了水利的保障。
吳潛創立調控樞紐「平」水則
南宋開慶元年（1259）秋潦，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吳潛坐船下鄉視察，想到城內外的河水應是同一水位，不必四鄉地保報告，觀察州前河水即可知六塘河的水位，於是在子城前河立一「平」字石碑，以字之上下橫為啓閉水閘的水位刻線，遂成寧波歷史上第一座水文觀察站。它的設立，有效提高了防汛抗旱能力，為一郡農業的生產豐收奠定了基礎。
平疇沃野
江南四季分明的日照和降水，沿江基本完善的水利設施，區域成熟的稻作農業和蠶桑業，穩定和鞏固了宋代明州的農村經濟，社會經濟呈現出新的繁榮。
東南國際港城
明州在兩宋時期成為東南地區重要的國際港城。一度成為面向高麗往來的唯一合法口岸，明州得到中央王朝更多的垂青。除了繁榮的通商貿易，以佛教傳播為主要方式的國際文化交流也在這裡形成氣候。
造船技術的進步
明州是兩宋時期全國11處官營造船場之一，尤其在北宋，為官府出海船的重要製造基地。朝廷設置了官營造船場、造船監官廳事和船場指揮營，並指定打造專供遣使出訪高麗的萬斛神舟，造船技術領先於世界。
戰船街
姚江邊的戰船街以打造戰船命名，北宋明州船場指揮營所在地，因打造戰船而得名。
招寶山下是「萬斛」神舟打造地。北宋元豐元年（1078），宋廷遣安燾、陳睦出使高麗，於明州打造「凌虛致遠安濟」和「靈飛順濟」，名為「神舟」，載重量超過千噸。其建造技術代表了宋代造船的最高水平。
市舶貿易的興盛
宋代明州（慶元）港已發展成為海內外貨物的主要集散地。兩浙路市舶司遷駐明州以及明州市舶司的設立，是明州經濟特別是海上貿易發展的必然結果。興盛的市舶貿易對宋代國家財政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海外貿易的發展
宋代朝廷對市舶貿易十分重視，制定和實施的一系列政策，使明州的海外貿易呈現前所未有的繁榮。面向日本、高麗、東南亞、西亞，乃至地中海、非洲諸國的貿易往來，促進了明州區域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元豐」海上貿易法
明州成為對東亞唯一合法貿易港。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詔立高麗交易法」規定：商人赴高麗、日本貿易，價值達到五千緡者，必須由明州簽證，否則以盜販論處。明州成為赴高麗、日本等國海外貿易的唯一合法港口。
明州與日本的貿易
明州（慶元）是宋代中日貿易的樞紐港。北宋時主要是宋船往返；南宋中期後，兩國商人往來頻繁。向日本輸出的商品主要有錢幣、瓷器、香藥、書籍、字畫、絲織品等；日本運來貨物主要有黃金、木材和硫磺等。
明州與高麗的貿易
明州是宋元時期中國與高麗貿易的重要港口。僅北宋中後期，明州商人航行到高麗經商的就有120次。運往高麗的貨物有茶葉、瓷器、絲織品等，進口有人參、麝香、紅花等。考古發現的高麗青瓷是兩國通商貿易的見證。
高麗使館
政府外事接待機構。熙寧七年（1074），明州正式取代登州，成為北宋指定通往高麗的主要出入口岸。政和七年（1117），朝廷在明州專門興建高麗使館（高麗行使館），置高麗司，以接待往來明州的高麗使者、商賈。
高麗使館遺址考古發掘現場
1999年，寧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對月湖東岸高麗使館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揭露面積1000平方米，發掘出宋代建築（面積1974平方米）基址、天井和前一棟建築之部分基礎。
明州與東南亞、西亞的交往
北宋神宗時，朝廷增加了明州可通航東南亞諸國的簽證權。之後明州與東南亞、南亞、西亞諸國貿易日益頻繁。明州建有專門接待阿拉伯商人的波斯館，阿拉伯人在明州還建造了清真寺。
清真寺
古代伊斯蘭教文化在寧波傳播的象徵始建於宋咸平年間（998～1003），位於羅城東南獅子橋附近。元至元間（1264～1294）遷建到海運公所南衝虛觀前。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於月湖西畔後營巷重建。
藺草地
元周達觀《真臘風士記》記載其出使真臘時，發現「明席」暢銷真臘，深受當地民眾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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