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后经国共双方谈判，迫使一直叫嚷着“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低下高昂的头，放下“屠刀”，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
西安事变之后，打了10年内战，积怨甚多的国共双方就双方的军队指挥权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艰苦的谈判。史料显示，自1937年1月开始，国共双方先是在西安谈，后又转至杭州、南京、庐山谈，一直谈到8月20日才达成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协定。
其实，在国共双方谈判期间，如果不是日军于7月7日发起“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也许蒋介石还要继续搞拖延战术，谈个没完没了。日军发起的“卢沟桥事变”，可以说是间接地“逼蒋抗日”，促使蒋介石意识到了迅速解决国共谈判，调中共部队赶赴抗日前线的价值。
最终，蒋介石与何应钦答应“红军充任战略游击支队，只作侧面战，不作正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敌人大部，并消灭敌人一部”，于8月25日正式宣布将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下设115、120、129三个师，编制4.5万人。
改编完成后，自1937年8月31日开始，在以“积极的作战方针”，也就是“打胜仗”的方针指导下，八路军各部开始陆续从山西韩城县芝川镇渡过黄河，奔赴抗日前线。直到10月6日，129师主力部队全部渡过黄河才结束。
从八路军长达一个多月的过河时间，以及同各界的热切期盼相比，八路军过黄河的速度是慢了一点。但如果我们看一看八路军当时的困难，这又是可以理解的。
众所周知，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八路军数万人开往前线，粮草是大问题，但这个问题在当时解决起来却有相当大的困难。虽然说，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为了安抚红军放手解决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问题，就根据中共要求应允替代张杨接济红军，于1937年2月就下拨给红军第一笔50万元的善后费，之后国民政府又陆续支付了一部分军饷和军服，虽然经费并不多，但对于装备简陋，补给不足，弹药粮食非常缺乏的，经过万里长征的疲惫之师红军来说，这无疑是雪中送炭，但也是杯水车薪。
以原红27军改编为八路军总部直属部队为例，这支约2000人的部队总共只有100块银元。（注：当时国民政府下拨给八路军的军饷和枪支弹药还没有全部到位。）
八路军总部直属部队接到集结过河命令后，政委王平（1955年被授予上将）认为从原驻地到集结地要走3天，途中是国统区，要花钱买粮、租骡马等，可部队经费太少，于是，他就向中央后勤机关要钱，机关说没钱。王平找到总部首长，希望能给3000元。结果，总部首长让他自己想办法。
当时王平就发愁了，国共合作，停止打土豪劣绅了，硬去要粮食是不可能的。
后来，王平得到一个“部队驻地有一个土围子，凡是去那里买粮食的人，不能上吊桥，只能在桥边接，否则就开枪”这个情报后，他就派一个班长去买粮，吊桥一放，那个班长就往吊桥上走，装着好像去接粮的样子，土围子里的武装立即鸣枪警告。
这下可中了八路军的计！王平找到当地的县长，说八路军买粮是上前线抗日的，土围子里的人向八路军开枪就是破坏抗日，是汉奸。王平一席话吓的县长直打哆嗦，只好把土围子里面的财主叫来，“罚”粮500担，“罚款”5000元。
通过这一个小故事就可以看出当时的八路军有多困难，在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只能采取一些“小手段”搞点钱上前线抗日。
所以，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他给母亲的信中说：“我们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当局对我们仍然是苛刻，但我全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决心“与华北人民共艰苦，共生死”。
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支部队，渡过黄河后克服一切艰难困苦，不久就打出了一个广阔的敌后战场，甚至还打出了诸如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震惊中外的大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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