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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加行 黑婴(张又君)遗作

邦加行

黑婴(张又君)遗作

原载 - 印尼《生活报半周刊》 1946年10月12日

 

参加槟港会议的记者团专机,于九月的最末一天的早上起飞,我是这架专机里坐着的一个。去槟港,一方面是出席会议,一方面想乘这个机会,看看邦加华侨的生活。

从吧城到槟港的航程是一个半钟头。我们受到十分周到的招待,采访消息,可以获得种种便利。槟港和烈港的侨胞,尤其热烈,开会欢迎,坦白申诉他们的意见。我们随同樊穆克博士视察矿区,在烈港美丽的海滨消磨了一个黄昏。这些生活丰富了槟港之行,使我可以在这里记下一鳞半爪,以嚮读者诸君。

邦加首府—─槟港

在槟港,有两点印象:(一)中国风俗异常浓厚;(二)侨教发达。

在街头巷角,你看见都是中国人,讲的都是中国话。有许多神廟和春联,表现着浓厚的中国风味。街上碰见的中国人,和新加坡的中国人非常相像。这是十足中国风的中国人,和爪哇的许多[中国人]是不同的。

但是,这些中国人,和全邦加的中国人都没有被人尊重。槟港华侨总会主席陈其光先生感慨地说:“邦加华侨地位低落了,原因很多……到现在我们还不曾看见祖国有人来抚慰过我们,连领事馆也忘了我们,好像邦加岛上没有华侨似地。其实邦加有八九万华侨,不算少呀!在祖国抗战时期,我们也曾出过力的……现在我们只好自己团结,自己求生存就是了。”

陈先生的意思我是懂得的:自己的政府都不关心他们,何怪外人看不起他们呢?

槟港及近郊的华侨,今年二月间曾遭印尼人的杀戮,过后不久发生撕破国旗及荷兵开枪扫射的事件。靠了华侨自身的奋斗,总算渡过了几度难关。

槟港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长串的话要说。他们一年来受了太多的侮辱和压抑,看见了外面来的同胞,就像看见了兄弟一样。我想,吧城的总领事馆不应该忽视邦加,派个联络员去听取邦加侨情是十分必要的。

槟港的侨教已经做到了普遍化,质的方面,恐怕不能与量成正比例。市区的中华学校,战前学子七百人,重光后忽增至一千七百人,以至教室桌椅不夠应用,利用了每一个角落上课。我们去的时候,适值下课,学生简直是[挤]在一起。另一间国民学校和幼稚园都是新创办的;幼稚园备有汽车接送学生。槟港属下的每一区都有小学一所,乡村儿童都有受祖国教育的机会,对于这些学校,除了识字教育以外,我们自然不能再有什么苛求了。

烈港印象

离开槟港三十公里的烈港(SoengaiLiat),华侨约二万人,比槟港公平要多。从槟港沿公路北行,经过各处,大大小小的屋子,住的都是中国人。[巴力]做工的,百分九十以上是中国人。这种情形,在邦加岛里很普遍的。不过,烈港有一个好现象,就是侨胞的团结。烈港的中华联合会是二万华侨的代表机关,组织相当严密,由七个侨团和个人会员组成。在过去动乱期中,他们集全力自保安全,劳工返国,他们设法帮忙。现在他们的工作集中在华侨教育的复兴上面。烈港市内现有华校一间,属下每区各一间,共二十间,学生总数二千余人,其中女生七百余人。这里设有幼稚园,和槟城一样,中学依然缺乏,只有非正式的小学程度的特别班。

中华联合会发刊一种油印的[简明新闻],已出一百三十多号,报道国内及东印度方面消息。抄写及印刷的技术都在水准以上。

在中华联合会里面,聚集了好多人,他们热烈地欢迎我们,热烈地给我烈港的状况。他们说:“过去邦加象孤岛一样”,跟外界完全隔绝了。我们有欢笑,岛外的人不知道,我们有痛苦,也不知道向哪里申诉!

我想:他们是痛苦多于欢笑的。

烈港的劳工会,是各民族工人的联合组织。书记冯君引导我们参观。劳工会所有的报纸,是我们看到的团体中最多的了。他们有吧城和新加坡的报,也有香港的华商报。会所的后堂是义务补习班的教室,桌椅虽然是破旧不堪了,相信他们的教育精神一定是簇新的。冯君说:“每晚来上课的工友有一百多人。”

劳工会门前的黑板上,还记录着最近一次的铁船(属勿里洞公司的)罢工时,工人方面的几个要求。他们要求改善待遇中的一部分,已被公司当局所接受;工人已于一个月前复工了。

时间不允许我们多事逗留。在夕阳照红了关帝庙的红墙的黄昏,告别了殷勤招待我们的烈港侨胞,回到槟港的时候,已经万家灯火了。

勿里洋小景

从槟港北行,经过烈港至勿里洋,约一百公里,到了那里,我们先访问中华学校。这间华校的建筑比槟港和烈港好的多,管理也好,教室内很整洁。学生八百多人。据校长何先生说:“勿里洋已届学龄的侨童,为数当在三千左右,勿里洋各区华校合共有学生约两千人。他们大半是工人子弟”。

何校长引导我们到华侨联合会去,该会主席武观喜先生,是一个能干的人,勿里洋华侨社会的团结,华联会的领导得宜,他未使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我们找到了一个荷兰工程师,参观了远东数一数二的发电厂。据他说:“这座发电厂供给全邦加岛的电力,包括各城市和锡矿场。日本投降的时候,管理这座发电厂的日本工程师会奉令加以破坏,但是他并未执行这个命令,否则今天的邦加,锡矿工作既无从恢复,连电灯也恐怕还亮不起来呀!”

目前最感恐慌的是煤炭。那个工程师说:“没有煤,什么也干不来。他们老是说电力不足,我就告诉他们:给我煤,我给你电力!”

他的英语说得很流畅。他又说:这里的工人十之八九是中国人,今天他们最不满意的就是工钱太少,吃不饱!

在勿里洋遇到倾盆大雨。邦加岛上最近苦旱,这一场大雨给人们带来了一点凉意。

“巴力”工人

如所周知,邦加和勿里洞都是产锡著名。我们观察巴力的时候,有的也许只注意到锡是怎样炼成的?有的询问着每天出产若干?每月出产若干?而我却看到了一堆一堆的工人,穿着破烂的衣衫,皮肤焦黑,脸上全是副阴郁的表情。巴力工人九十五巴仙以上是中国人,一部分是中国来的契约工人。关于契约工人,下面是一个故事:

他们从汕头或者香港签了契约,来到邦加。在赤道的太阳下,整年整月的工作着。一九四二年日本人来了,荷兰人把他们丢弃了,他们便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工作。四年以后,日本人倒下去了,荷兰人又重新回来。最初他们像被遗忘了的羔羊似地,没有人过问,也没有工做。饥饿迫逼着,如果不是邦加岛上侨胞弟兄般地照顾,他们早已成了饿殍了!

锡的生产恢复的时候,他们才被收留回去。可是,经过那么多的年数,那么多的苦难,即使是契约工人,也不像从前那么地驯服了。[人]的意识在抬头,[中国]的意识也在抬头。当他们发觉自己失却了[人]的权利的时候,集体的意志表现了:一千七百多的契约工人回了国!

而现在的巴力工人呢?依然生活在饥饿线上。黑市米每公升卖到三盾多,他们每天除领到二安司的配给米之外,工资最低的八钫,最高的三盾七。他们养不活自己,更养不活家庭。因此,在一家锡工场,我看见了一天拿一盾二鈁钱的女工。她们把六基罗重量的锡泥袋,找到天平秤架上;这不是一件轻易的工作。

可是,巴力工人今天已经知道团结了。他们都是劳工会的会员。陈其光先生说:“邦加是出产丰富的,但是邦加人却从来不会富有过。”柯全寿医生在邦加各港华侨款待会席上说:“我们当然不欢迎将邦加的白金取去了,利益只用于邦加岛以外,所留给邦加居民的只有白金窟,是疟疾蚊子的发源地。”这说明了发掘邦加的财富的人,所得的报酬是什么了。

——卅五,十,八,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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