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 - 印尼《生活周报》1950年1月30日
下午五点钟，倾盆大雨终于落下来了，几年来巷子里的水沟失修，每逢大雨，来不及把积水排泄出去，就在巷子里泛滥起来，连走路也成问题，住宅的屋顶，虽然修过几次，依然还要漏水，究竟是二十年以上的建筑物，无论再怎么修理，都没法把它修好。一下雨，孩子没有地方去，就挤在房间里玩耍，小一点的，索性爬在床上，滚来滚去，还把许多玩具都搬了上去。
屋子外面都是雨声，夹杂着雷声；屋子里面一片嘈乱。林明先生摇摇头，捧着一张当天的日报，躲到客厅的一角坐下了。
雨天的光线欠光亮。林明刚坐下去，打开报纸，贤淑的林夫人就给他扯亮了电灯，林明把他的头抬起来。望着林夫人笑了一下。
“是雨季了，老是不停地下雨”林夫人说。从她丈夫的身旁走过，向厨房走了。
林明没有答话，只把报纸看着，大字标题报导着解放军进展的神速，重庆也被解放了！全国解放的实现，也不会远了，这样乐观地把电文念下去，林明的脸上有着笑意。念了一会，他放下报，燃起一支香烟，愉快地吸起来，把头向椅背上一靠。想起了新生的祖国，想起了自己。
自己现在是印度尼西亚一个城市里的华侨学校的校长。他做这个校长屈指算来已经近十五个年头了。他清楚地记得，自己是大革命失败以后仓惶逃出了虎口的，最先在马来西亚的叔父的商店里寄身，半年以后才流浪到印度尼西亚的土地上来，在荒僻山芭做了几年教师，并且结了婚，然后又转到这个城市，从教师到校长，走了一条漫长的道路。不只是校长，并且做了董事哩。这还是他来了以后倡导的一项重要改革：凡是教师，在校服务十年以上的，得被选举为董事。这一项改革，经过了相当费力的斗争终于实现了，其后还有几间华校学了样，无形中提高了教师的地位和人格，同时在安定教师职业的效用上，其意义也是不可小视的。
回忆是辛酸而且充满了警惕意味。十六七年前，林明带着妻子和三岁多的男孩南岛乘着火车从一个山埠来到这里，最先是寄住在一位同事的家里，这个同事，同时也是国内师范学校时代的同学，由于他的介绍，才获得这个位置的，约莫过了三个月，地方情形熟悉了些，自己才租得一间住宅，就是现在住着的一间。这座住宅并不好，是木板砌成的，而且颇为破旧了，但是林明一直没有搬过。因为自己是穷教师，租不起更好的房子；后来房子荒了，每当下雨天，巷子里的水差不多要浸到客厅里来的时候，妻曾经不止一次地提起过失去搬家机会的那一次。
那是日本军队进入这个城市以后，不少人逃到山芭去了，城市里忽然有了许多空室，妻曾在逃难回来以后提议换一个住宅。但，林明的意思，在日军统治之下，那必然是一长串艰难的时期，而且他已经准备把校长辞掉不干，他不愿意替敌人施行奴化教育，怎么能搬家呢？这样，他们一家就在这座老旧的房子里，一年又一年地生活下来，孩子多了一个又一个，生活的担子也一年比一年重，直到现在，林明的头发已经有不少花白了。
但是，白了头发，多了皱纹，也并非没有收获的。就事业而言，林明到来的时候，学校还是落伍，混乱，几乎说得上是一间学店，不久那位校长因为肺病辞职，有几位比较开明的董事推荐，林明做了校长。出身中等师范学校，又富为教育服务的热情，林明在十年之内，把这件学校完全改换了一副面目！学生增加了，校舍改建了，制度改善了，社会人士给了他颇好的评价，自然，正如林明在不久以前学校成立三十周年纪念的演词中说的：“我们这学校之有今日，兄弟所出的力量是不足道的，这完全是开明的董事们，忠于职务，团结合作的教师，学生以及家长们各方努力所造成的。”他又带着自勉勉人的口气说：“而且我们不应就此满足，我们还得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把我们的学校办得更好!更充实!”
至于自己一家，林明向来很少为家庭的安逸着想，除了培养孩子成人这一点，他可以说一点都不忽略。大孩子南岛，已经二十岁了，聪明，而且有志气，这个暑假才从高中毕业，和十几个同学回北京去了。值此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站立起来的时候，能够把南岛送到祖国的怀抱里去，林明内心的喜悦是难以形容的。第二个孩子是女的，叫南玲，十七岁年纪，却是一位音乐爱好者，现在是上午在林明主持的学校里做一名低年级教师。为的可以帮助林明，多收入一点钱来做家庭费用，下午就到中学去打算把高中念完，初中三毕业考试，南玲就在题为“我的志愿”的作文中，这样地写道：“我希望能够进入音专去学习，因为我是喜欢音乐的人。”她又写道：“我将来一定要做个人民音乐家。什么是人民音乐家？就是替广大的人民服务，为中华民族歌唱的音乐家，好像聂耳，冼星海他们那样。”第三个孩子也是女的，还在小学六年级，叫南雁，是一个性情和男子一样刚强，刻苦耐劳的女孩。此外还有三个男的，最小的叫南龙只三岁，现在正在房间里大声的哭起来，把林明从回忆里叫醒，听见妻正在斥骂另一个比他大的南华：“你真坏，你抢走他的东西是不是？”“谁抢他的东西？我没有！”南华回答着。“那么难道是你---南光？”
南光十岁了，如果不是下雨天，他爱跑到外边去混在邻居家孩子堆里玩，常常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还得叫佣人去找，才能把他找回来，他听见母亲生气了，就把一只本地做的洋狗仔还给了南龙。
妻大半生就完全花在孩子身上了。她是山埠里一家杂货店的女儿，仅受完小学教育，就停下了。林明去那个山埠去教育的第二年和她结婚的，两口子“相敬如宾”地过了这么二十多年，快要做“银婚”了。林明知识程度比她高，他的志愿和工作，妻未必能了解，偶尔还会抱不同的见解，可是林明都能原谅她，说服她。当她看见林明的同事之中，有人“改行”从商发了小财而羡慕，还悄悄埋怨了教育工作者只有永世贫穷的时候，林明会经常这样地告诉她:”是的，我们教书的是永世贫穷的，但是，俗语说：贫穷自在，富贵多忧，发财未必就是幸福呀！你羡慕老金吗？你知道他的钱是哪里来的？还不是勾结日本人，出卖灵魂得来的不义之财！为了勾结日本人，自己的妹妹也送给他们玩，差不多连妻子都被侮辱了，我们能忍受得了吗？更不说对不起国家民族了。另一方面，我们虽然贫穷，但是我们是清白的！我们用出了心力，教育了许多青年，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就是报酬，光荣的报酬……。”妻子未必能完全听懂他的话，不过，她向来是一个好性子的女人，丈夫的意见，最后她总是接受下来的。
事实上，她也能安于贫穷。她从不爱打扮得花枝招展，虽然当她年轻的时候，她生得并不难看，而且还算得上是山埠之花呢，她没有嗜好，连电影都引不起她的兴趣。每天夜里，由于家务繁重，实在休息比什么都更需要；所以林明一个人埋头灯下改着学生的卷子，她就呼呼去睡去了。这个妻子理家的勤劳，林明完全理解；这些年来他不是没有遇到比她更有学问，更有风姿的女人，可是，林明从来没有过不忠心于自己妻子的念头。
雨点小下来，带点凉意的风吹进客厅，右边那褪色的窗帘在摇动。“终年皆是夏，一雨便成秋”，什么书上曾经有过这么两句诗描写南洋天气，想来甚觉恰切。林明正要重新翻开报纸的另一面来看，南玲骑着脚单车在屋外跳了下来，全身都湿了。
她把泥浆染满了的脚单车放在屋檐下，上了锁，又脱了鞋子，一只手提着，另一只手提着书包，踏进客厅来：“好大的雨呀！”
“为什么这样迟才回来？”林明放下报纸，对着南玲问。“下课后有一个会要开，是关于改组合唱团的所以迟了。”南玲回答，一边放下书包，一边用手把额前的头发撩了上去。“开完会，已经下雨了等又等它不晴，大家都冒雨回家………”母亲听见南玲冒雨回家来，就从里边向外叫着：“南玲，赶快进来换衣服，别着凉了！”
顽皮的南光，看见姐姐给雨淋得全身都湿了，就指着他揶揄道：“哈哈，姐姐变了落汤鸡！”母亲走过去把他一推：“走开，你真是顽皮！”嘻嘻地笑着，南光走到客厅前面看巷子里的雨景去了。林明在很不光亮的电灯下继续看报，南玲响亮的歌声，正从房间里传了出来…。
晚饭吃过以后，妻照料小孩们去睡觉；南雁，南光坐在房间里的灯下温习功课，南玲独自个弯了身子在大门外用一块破布在拭脚车。林明站在脚车旁边好一会儿，这样说：“南玲，抹抹算了吧。雨季那一天不下雨呢，抹了还是要肮脏的。”
“爸，我们不能因为还要弄脏就不抹啊！不抹要生锈…。”南玲答着，有点气喘，显然是很认真在抹干车轮周围的泥浆。
林明瞭望巷子，一片漆黑，除了人家门口射出来的灯光，照得一点低洼处的积水在发亮。偶然有撑着雨伞或者穿了雨衣走路的人，他的脚步声很清晰地传到耳鼓，使人兴起一种洽清之感。再走近一点屋檐下，天上也是一片漆黑，滴沥的檐流，不断地滴在泥地上。雨点很小，但像是永不休止地落着。
“爸，今天晚上有点凉，你要不要多穿一件衣服？”南玲抬起头来问。
“不，我想不必了。”林明退回门坎边站着。
“爸，北京不是很冷的地方吗？哥哥去的时候，一件冬衣也没有带，现在是初冬了，他会不会不惯。”
“南岛总可以自己预备禀寒的衣服吧，今天早上他来的信，不是叫我们不用担心他吗？”
“是的，他还说：北京的青年人是幸福的，因为那里今天已经成了新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学习的空气十分浓厚，每一个人都打算好好把思想搅通，做一个优秀“主席的学生…。”
“青年的确是幸福的。”
“爸，等我高中毕了业，我也要回祖国去，回北京去，你答应吗？”
“你有这样的志愿，很好…很好…。”
“我要进音专，做一名人民歌手！”
林明嘴角泛起一丝笑意，伸过一只手，在南玲的头发上抚摸了一会儿。南玲这时已经把抹脚车的工作做完，站起身来，她长得差不多有爸爸那么高了，她把脚车推了进去，放在走廊边。林明也退到客厅。顺手把大门关上了。
由于屋小人多，林明在家的写字桌也是放在客厅的一个角落里的，桌上有一支台灯，他常常在家人都睡了以后，扭熄客厅上面的那一支电灯，扭亮台灯，静静地改一点学生的卷子，或者为朋友写信。自从南岛北归以后，他还得给这二十岁的儿子写点家中的情况，并且鼓励他发奋求学，做好一个新中国的优秀份子。有时，妻会为他冲好一盅浓烈的咖啡，让他在工作中得到一点刺激，他是咖啡的爱好者，此外既不吸烟，也不饮酒。
现在已经是晚上九点钟了，挂在壁上的时钟，清晰地敲着。外边除了淅沥的雨声，已经归于静寂。林明从抽屉里取出两封信，一封是南岛写来的，一封是一个阔别了二十多年的朋友韦志如从北京写来的。
韦志如！他居然还健在！这真是一个使人兴奋的消息。不单健在，而且活得更坚挺了。
二十多年前，韦志如和林明都是同一间中等师范学校里最活动的学生，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和工作，所以两人的关系十分密切的。毕业以后，他们各自分手，林明回到家乡，韦志如到广州去了，这一分别，使他们至今没有见面的机会。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袭来，林明如果不是乡长是他父亲的世交，半夜里偷偷地叫人来通知他赶快逃命，他早已做了反动派刺刀或者子弹下的牺牲品了。天还没有亮，林明告别了满头白发的母亲，背上一个简单的包袱，逃出了反动派的魔掌。后来知道，母亲曾受了反动派不少的迫害，以致不过一年就去世，这个时候他已经到了马来西亚叔父的商店里喘息下来。从间接得到报告，广州陷入反动派手里以后几千个革命青年被残酷地杀害，韦志如也是中共的一个。林明对于这个消息，想不信又不能不信，因为反动派的残酷是谁都知道的：韦志如到了他们手里，怎么会不死呢？
可是，今天晚上，林明打开迢迢北京寄到手上的信，这不是韦志如的手笔吗？这有点潦草，但是笔划有劲的字，林明是再熟悉不过的，他看得太多了，而充满乐观和鼓舞的词句，又是韦志如所最惯使用的。
“这真是奇遇，”韦志如写道，“我居然会在北京的华侨学生中遇见你的儿子—林南岛，他告诉我：他父亲名字叫林明，这不就是我二十多年前的同志吗？同志，让我伸出这只手紧紧地和你握一握吧！经过了二十多年，我们都还未死，而且还在战斗着，这是一件如何可祝福的事！”
二十多年的历史是一个大溶炉，每一个中国人都在这一个溶炉中熬炼，即使是在海外，也同样在熬炼着，韦志如告诉他：从广州逃脱了以后，他曾在香港住过一个时期然后重新摸到了组织关系，前往上海，在那里不幸被捕了。在苏州的所谓“反省院”住了两年又七个月，不知怎么却把他释放出来。在上海不能搞下去了，韦志如走了好多地方，辗转进入“苏区”，就在那里开始了战斗的生活。他随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队伍，到了陕北高原，经过八年抗战，胜利以后曾经去过东北，最后停留在北京。韦志如这样地问道：“你怎样过去了这一长寸的日子的？有一点我可以确信，你绝对没有改变你的信仰。从南岛的回来，可以证明你对人民中国的热诚。同志，最后我问你：什么时候你再回到祖国来？
看到这里，林明放下信笺，吐了一口气。他把稍觉疲倦的身体往椅背上一靠，眼睛对着破旧的天花板。“什么时候再回到祖国去？”这问题是不容易回答的。一个有了沉重家累的人，常常没有行动的自由。回国，谈何容易！林明所能引以为自慰的，是后一代已经接上来，南岛奔向了祖国，南玲，南雁都看得出是有出息的孩子。另一方面，十五年来费尽了心血培植出来的学生，总算不至于教人失望。这样的工作，固然比不上韦志如，可是，就做人的态度上说，自己一直不曾违背过良心，不曾放弃对于信仰的责任。年华似水，书夜嫣嬗，二十多年的日子就这样过去了。说容易也容易，一转瞬间，脸上就添了许多皱纹，头发也花白了。说艰难，这条漫长的道路的确艰难，远的不说，就看林明自己所主持的学校吧，能够和林明一样坚持下来有几个？有的半路“出家”做了商人，因缘时会，成为暴发户，坐着簇新的汽车，招摇过市。更有的，居然变节，做了帮凶的奸细，事事陷害善良的侨胞，有的由于贫穷，支持不下，倒了。像自己这样还能撑持住一间学校，一个家，虽然破旧，究竟不是容易的事啊！
于是，林明又唏嘘了。接着是一种寂静，同时对人生起着一种庄严之感。他知道自己虽然将近中年。但是对社会，对家庭，对自己，都有未尽的责任。他咬了咬牙根，站起来，踱着方步。也许是这样沉重的脚步声搞扰了妻的睡眠；她醒过来，发现林明还没有睡，就睁着惺忪的眼睛，掀开蚊帐，向客厅那边叫着：“夜深了，还不来睡么？”
起初林明没有听见仍然踱来踱去，于是妻又叫了：“几点钟啦，你还在工作？”
林明的脚步止了，用有点沙哑的嗓子回答：“快十二点了。……就要来睡了。”
台灯熄灭，客厅完全浸入黑暗中。林明打着呵欠，走向房里。淅沥的雨点，像永不休止似地打在屋顶上，檐流滴着，外边是无边的黑夜，孩子们都在酣睡，等待着一个阳光照耀的明天。
（一九四九.十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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