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斌又名周方淦、周君雅、周怀昂。1911年出生在乐清县虹桥区（今乐清市虹桥镇）港沿村一个农村工人家庭。自幼家境极贫，全家八口依靠其父亲一人作木工的微薄收入。因此，周斌在本地乡村小学念完初小后，便随父亲外出当木工学徒。
一次，父子俩在蒲岐镇东门外村为人建好新房后，屋主四处请不到人给新房写对联。于是，周斌凭着年少胆壮，便毛遂自荐，他的一手好字震惊了四方乡邻，都说周家出了个“状元”。乡邻们纷纷劝说其父亲让周斌继续求学，以免埋没了英才。在众人的再三劝说下，其父咬咬牙，凑了点钱，让周斌到温州学习。周斌在温州一个教会办的浙南三育学校附属小学和初中部，相继念完高小和中学。此间，他遇上了同乡赵洪品，受其革命思想影响，开始投身于革命事业。赵洪品也是因为家贫无法上学，由当地的教会出面介绍到三育工读学校直至初中毕业，后受进步思想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时，周斌在家乡参与组织了乐清县学生救国会，向群众宣传五卅惨案的经过，并发动群众奋起响应，捐助并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正义斗争。1926年7月北伐开始后，他又积极协助组织农民协会，发动农民群众支援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当地学生救国会因遭到土豪劣绅的控告而解散，农民协会也被政府下令取缔。
1929年秋，他进入南京三育大学学习文科，并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兼任校长室秘书。半年后，他又兼任该校电机主任，从事学校的机电维修等工作，历时约7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中国东三省。国难当头，对周斌触动非常大。他在南京奋斗社出版的《奋斗》一书中（以乳名周方淦署名）发表了《日本之教育》一文。文中揭露了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在全国上下大、中、小学在校学生及日本民众中，全面鼓吹和灌输“大和民族的优越感”、“天皇至尊”、“中国东三省的富饶，一踏上东三省就可成为富翁”等侵略思想，为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构建精神支柱。同时，他还揭露日本通过不断的宣传，诱惑和煽动大量日本人盲目涌向东北三省，结果却使他们流离失所，沦落异乡等事实。
此时，好友赵洪品已投奔在印度尼西亚的同学，侨居棉兰市，先后担任了棉兰第三小学和火水山埠中华学校校长。因受赵洪品之邀，1937年夏，周斌也辞去了南京三育大学电机部主任一职，来到印度尼西亚（简称“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简称“苏岛”）的火水山埠中华学校，担任教务兼训育主任。
苏岛位于印度尼西亚西部，是印度尼西亚的第二大岛，隔着马六甲海峡，与马来半岛相望，拥有丰富的资源，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棉兰是印度尼西亚的第三大城市，是苏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印度尼西亚是荷兰的。火水山埠是位于苏岛东面沿海的一个小市镇，该地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而从石油中提炼出来的煤油，是当地重要的工业和民用物品。华侨通称煤油为火水，火水山因而得名。一名荷兰人在此地开办经营一个大型炼油厂，该厂拥有五六千名工人。当时，华侨占当地居民人口的百分之六、七十。他们除从事经商外，还有当渔工、码头工、菜农、小贩及自由职业者。中华学校便是由当地华侨集资兴办。学校设小学和初中部，有近千名学生，创办于1905年。创办人兼第一任校长是罗仲霍（广东惠东人），他曾为同盟会会员，后来成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之后历任校长和教员中，也多为革命志士，在苏岛华侨中积极传播爱国思想。这些因素，为日后周斌开展华侨爱国进步活动和宣传组织抗日救亡奠定了基础。
在该校任教期间，周斌接触了大量有关抗战类的书籍。1938年，他把在南京期间的积蓄，与赵洪品等一起在棉兰市创办了大地书店。书店开张后，以经营国内出版的普通书籍为名，并通过各种渠道进口了多种社会科学书籍以及宣传抗日的书刊，这里成为传播进步思想和开展交流活动的中心。那时，当地就出现“欺骗青年，假借文化美名，实行赚钱”而“不要上阴谋家的当”的流言，甚至国民党当局还传出“棉兰要被赤化了”的传言。于是，当地政府的政治部长就常常光顾此书店，弄得大地书店“鸡犬不宁”。尽管如此，他和赵洪品、陈季华几人，照样进行募款，并通过印度尼西亚《新报》社社长洪渊源转寄给在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去救护国内抗战受伤的将士。
赴陕北延安
1938年10月，经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和连贯的介绍，周斌准备回国去陕北，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10月7日，他自苏岛起程，经英属槟榔屿、新加坡、香港，转广州湾入广西北上甘肃庆阳，最后抵达延安。因为有廖承志的介绍，很快，他便被安排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学习。在抗大，他通过系统的学习抗战理论、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马列主义等课程，充实了马列主义理论基础，思想有了很大进步。12月，他在韩家村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并担任第18队第3小组组长，主要从事教育干事工作。由于他政治思想坚定，有很强的组织工作能力，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1939年1月29日，经戴文贤、林路两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志愿书》的“加入党的动机”一栏中，他写到：“我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生活，故须先使社会进步，才能有个人的幸福，共产党为现世界上最前进而最正确之政党，故志愿加入，企在党的领导下，尽我个人的能力和责任，共求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幸福。”
“抗大”学习期满后，他又主动向党组织提出派他回印度尼西亚工作。他说：“如在环境上许可，愿回荷属苏门答腊省，在华侨学生和其他群众中工作。我们中国人应该负起南洋的革命工作，虽那边的环境比国内恶劣，但华侨青年工人和学生的革命情绪是非常高的。”
1939年6月2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长、秘书长李大章写信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信中说：“抗大学生周斌同志，是正式党员，系过去由廖承志介绍来学习的，是南洋荷属华侨。现因他要求回南洋工作，已得抗大允许介绍给我们。现他已动身经西安、四川等回南洋。他的组织关系付上，恐无法转去，惟他过香港时，还要找廖承志去，我想将他的关系打个电报给香港好了。”李富春接信后，于7月1日做出批示：“电小廖，发去组织关系。”并派周斌南下印度尼西亚从事组织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赴印度尼西亚苏岛
周斌第二次回到印度尼西亚苏岛棉兰市后，继续在火水山埠中华学校任教，并很快担任了校长。在该校期间，他积极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给初中部学生加开《政治经济学》课程。他白天在校上课，晚上还要为校外失学青年开办义务夜校。他知识渊博，历史知识丰富，讲课生动，书上一句话往往可引出一串串的历史故事，可说是博古通今，学生们都喜欢听他讲课。他态度和蔼，平易近人，凡有所求，无不竭诚接待和解答，深获广大华侨青年和学生的爱戴。学生牛子曾这样回忆他：“先生身材矮小，因为受胃病的纠缠，更把身子弄得孱弱不堪，但他那小小的眸子是发光的，噪子是清亮的，文章和大字都很挺秀，象征着他的倔强的性格。”“除了率直坦白以外，就是满股的热诚，这热诚只暗藏在他的内心。他是个不善词令的人，但要说时，他说得十分坚定的。”
周斌不仅传授学生文化知识，还向他们讲解许多革命道理。他把许多禁书如《西行漫记》《论持久战》《星火燎原》等借给学生们阅读。他还经常给学生讲述中国革命中许多先烈英勇斗争的事迹，激发当地华侨青年和学生的爱国爱乡热忱。他还向学生们介绍火水山埠中华学校早期毕业的几位学生，宁愿抛弃国外优越的物质生活，在抗战期间毅然返回祖国，投奔延安的事迹。
为了解决苏岛进步青年“精神食粮”的问题，周斌自延安返回途经香港时，就与当地进步书店接洽了有关进口进步书籍的事。回到火水山埠后，他与赵洪品等人商量，以招股集资办法，在大地书店后面的暗室里，建立了抗日书刊地下印刷所，周斌担任经理。
周斌还指导学生们一起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如筹集救济资金赈济祖国难民，筹募捐款支援八路军抗战。周斌分析了当地荷兰殖民当局对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会极力进行阻挠和破坏。他要求学生们要提高警惕，对一般华侨商人要多做说服工作，晓以大义；对少数唯利是图的顽固分子，要讲究策略，分别对待，尽可能团结大多数，共同对敌。学生们在周斌的指导下开展抵制日货运动。他们将抵制日货宣传队分成小组，挨家挨户进行宣传，当地华侨也很快掀起了一个抵制日货的小高潮。正如周斌在一次秘密会议上总结说：“抵制日货活动之所以能开展得如此顺利，主要是华侨和祖国人民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我们华侨都懂得只有强大的祖国做后盾，华侨的生存才有保障，
所以抵制日货支持祖国抗战的口号一提出来，就得到了广大华侨的响应，形成浩大的声势，汇成一股激流滚滚向前。”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相继侵占印度尼西亚群岛。翌年3月，日军在苏北（今北苏门答腊省，简称“苏北”，战前称 “苏东”）登陆后，长驱直入，很快便占领了首府棉兰。为显示其法西斯淫威，日军进入市区当天，于光天化日之下在女皇街（今苏多莫街）与客家街交叉路口闹市野蛮地砍杀了5名过往的无辜华侨，将他们的首级置于路旁的砖堆上示众。这标志着日本法西斯血腥统治的开始，苏岛的形势趋于更加黑暗，陷入更为血腥、恐怖的统治中，来自国内的文化人和当地爱国华侨都迅速隐蔽起来。
苏北沦陷后，华侨深受日本法西斯血腥统治的祸害，更激发了他们的反抗意志。不久，周斌、赵洪品、熊辛克、林革尘、黄亚武和张谷和等开始筹划秘密抗日组织。同年6月，首先在棉兰成立苏岛人民抗敌会（后改为苏岛人民反法西斯同盟，简称“反盟”），接着又先后在先达和火水山成立抗敌会，周斌是火水山抗敌会的主要领导人。周斌担起领导的使命，吸收了中华学校的几十位学员为反盟盟员。他不断感化和动员学生参加反盟，他说：“斗争的进行，比任何事情都要难，我们要在庸俗的重围中，冲出一条前进的路来，敌人的鹰爪，时时跟随着我们，怕，就不要干，干，就不要怕”！反盟成立后不久，盟员即增至400多人，他们一方面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在华侨和印度尼西亚人民中秘密地进行宣传和发动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周斌亲自编写和散发抗日书刊，通过地下印刷所编印成册，再由盟员分送到工厂、学校、车站、码头、城市和乡村。同时，周斌通过常驻香港的廖承志的联络，和国内中共党组织保持联系并接受指示，把募捐所得资金由反盟总部寄往香港转到延安。
由于考虑到人民抗敌会名称过于笼统，11月苏岛人民抗敌会改名为苏岛人民反法西斯同盟。反盟总部下设五个部：组织部、印度尼西亚问题研究部、华侨社会部、青年工作部、妇女工作部。经改名和组织整顿后，周斌是反盟总部核心领导人之一，并具体负责青年工作部的工作。1942年9月至1943年初，华抗（苏岛华侨抗敌协会）和反盟两个抗日组织经过多次接触和磋商后，在保留原有组织的基础上联合建立了苏岛反法西斯总同盟（简称“总同盟”，又称“大同盟”），实行统一领导。总同盟包括4个支部，即：棉兰反盟支部、先达反盟支部、火水山反盟支部，华抗成为一个支部。过后棉兰反盟的妇女工作委员会改组为棉兰妇女反法西斯同盟，也参加总同盟。总同盟领导机构由各支部代表组成，周斌是领导人之一。为适应当时严酷的秘密斗争环境，总同盟各支部在统一领导下各自进行活动。
英名永载史册
华抗和反盟联合起来后，苏北华侨抗日组织得到日益壮大，抗日活动得到稳步开展。1943年，联军在太平洋开始反攻，日军在战场上节节失利，为保证它在东南亚后方的安全，日军便加紧实施肃清抗日分子和可疑分子的计划。不久，由于盟员的叛变投敌加速引发了“九·二Ｏ”事件。
1943年9月20日，日军在苏北大肆搜捕地下抗日分子。在这次“九·二Ｏ”事件中，华抗和反盟的成员以及阅读秘密报纸的群众近百人被捕。“九·二Ｏ”事件后，苏岛各地被捕的各族各界人士达数千人，仅苏北就有近千人。此时周斌虽然平安转移到农村隐蔽，但日本宪兵司令部及特高科（日本特务组织）也已派出大量便衣，正四处搜捕周斌。由于棉兰是异国，反盟不能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更无根据地可借以抗衡。因此，周斌仅依靠他的学生用自行车载着他东躲西藏，一日数迁住址。他在逃亡将近一年之后，于1944年8月不幸被日军逮捕，被押往棉兰日军宪兵部。此时，周斌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在被捕上车前便暗藏了一把剃刀，当日在棉兰日军宪兵部狱中曾割喉自刎，但是被守卫狱卒发觉，未果。
日军对他施以所有酷刑，妄图从中破获整个地下抗日组织。周斌虽然身体瘦弱，但面对敌人的酷刑却毫无惧色，坚贞不屈。他在狱中还组织难友坚持斗争，宣传正义思想，不断鼓励狱友说：“要抱定宗旨，不要违背良心，只管向前直冲，不用稀罕人家的理解、同情与漂亮话，盖棺定论，自有是非黑白。”在日军宪兵司令部审讯庭上，他富辩才，有胆识，面对敌人痛斥其法西斯暴行，曾驳得日军审判官哑口无言，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一条“铁汉”。
日军见威逼利诱毫无所获，便恼羞成怒，于1945年3月7日，将周斌处决于棉兰市第一刑务所。日军在准备对他这位“共产党头子”执行枪决时，为防止反盟盟员和人民群众冒死来抢夺这位深得民心的革命领导人，便加强了对棉兰市第一刑务所的戒备，对外严密封锁消息。
日本投降后，1949年4月10日，“九·二Ｏ遇难同志会” 代表、周斌的夫人程瑛琅女士及棉兰《民主日报》记者在印度尼西亚人沙立的引导下，前往棉兰不帝沙区探寻周斌烈士葬身之处。周斌被日军埋葬在日本坟墓邻近的公墓中，该公墓以前多系棉兰市立医院收埋死者的地方。市立医院在收埋死者时，在墓前各插木板一块，并钉有写有号码的锌片。由于公墓无人料理，杂草丛生，木板早已腐朽，写有号码的锌片也已不全。周斌的坟墓就是在这片荒地中一块稍为高起的土块，墓前的木板和锌片均已不见，场景十分凄凉。沙立触景生情，他回忆道：周烈士被狱长“苗支”枪杀后脑
部中弹但并未气绝，被载到市立医院。医生以人未死，拒绝接受。但“苗支”命令医生登记，并领了埋葬的号码，载走市立医院掘土的工人，亲自前往埋葬。当时地很湿，掘了二三尺深流出许多水，周烈士一息尚存，还在挣扎。“苗支”本来想加发一枪，随来的司机劝他不要开枪，以免惊动附近日本军人，而生误会。“苗支”一想说得有理。但是“苗支”没有那种耐性等待周烈士断气，于是野蛮的本性勃发命令随来的囚犯将周烈士送进坑中活埋。周烈士就是这样被埋在渗水的黄土中，连四块板木的棺材也省了。自此，异国荒野埋忠骨，浩气长存南海滨。
周斌和其他几位在印度尼西亚牺牲的烈士事迹，轰动了在印度尼西亚苏岛的千万华侨。嗣后，印度尼西亚苏岛各地的华侨纷纷在报刊上发表纪念回忆文章和悼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1946年9月20日，纪念苏岛抗日反法西斯殉难志士委员会出版的纪念刊物《血仇》，在16名烈士中，周斌名列其首。盟军驻棉兰司令部给周斌等牺牲在苏岛棉兰市的抗日反法西斯同盟的华侨烈士家属寄去慰问信，以表达他们对华侨抗日英烈的深切哀悼和崇高敬仰之情。1953年之后，武吉丁宜、先达和棉兰的爱国侨胞先后在当地树立了“九·二Ｏ”抗日烈士纪念碑。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也一直延续至今，其中规模最大的是2003年印度尼西亚苏北、北京、香港三地华侨联合在香港举办的纪念活动，包括一个专题研讨会、一个千人纪念大会和文艺演出以及出版《忘不了的岁月》纪念文集。苏北华侨以各种形式使苏北抗日反法西斯烈士永垂不朽，万古流芳！
周斌烈士牺牲已过去整整70年，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的崇高精神和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他为党和人民，特别是为国际抗日救亡所做的贡献，永远值得后人颂扬和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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