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东 瑞（香港华文作家 印尼归侨）
每年到了六月最忙。香港最大规模的书展都在七月，参观人次近一百万，出版社都赶在这之前出书，便于出版物有机会在展场与读者见面。我们也是。好像赶集似的，能不能卖那是另外一回事，最重要的是尽量满足作者的心理。文学属于小众，许多作者自己投资，自负盈亏，书像自己的孩子，能在书店、书摊摆一摆，亮相一周最好，一两天就落画也不坏，满足了一点虚荣心也就可以了。
三十年前，我们还未创办出版社，一个出版人说，书稿搞到要作者出费用结集，那是出版社的耻辱。是的，话是这么说，我当时对他老人家的自责，几乎感动得落泪。这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有使命感的出版人的话啊！可是，近二十年，整个出版界倾斜颠倒过来了。再美好的出版理念，再雄伟的计划，总会在商业大潮中给无情的现实击个粉碎。就像我们小不点的小小出版社，二十几年来，只有前十年才能舒展理想，出了不少书，后来出版界每况愈下，文学逐渐边缘化，我们空有一番热情，出书的自由完全失去了。作者也就只能自己掏腰包出书印来送人，我们只是在制作上协助作者圆满梦想，文学书印刷数量也直线“插水”，从十几年前的两千本一直降到三五百本。除了大机构，谁也无法施力回天。
怀念那位出版人能够说那样的话的日子，就是他，为我出版了那本直到今天我还是那么喜欢的散文集《篱笆小院》，封面是青蓝色的底色，一只猫儿在树下懒睡，画的正是我儿时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小巷住的篱笆小院的情景，好美啊。
我读刘以鬯描述1973年至1975年香港社会的长篇《岛与半岛》，不禁心惊肉跳。1973年至1975年是香港经济最坏的年代，股票狂泻千余点，每天抢劫案就发生几十单，物价飞涨，工作难找，我们正好在那时候移居香港。但经济最坏，不等于文学最差，那时节书店有不少包装朴素的文学书，我写的那么幼稚的四本小说，居然还有出版社肯出版，还给了少许稿费！我做了三年出版社的图书推销员，书店对文学书不时添货。翻看那些书的出版年代，多数还是五十至六十年代的。那真是作家和文学爱好者“蜜月”“热恋”的年代，一本书不愁没有读者：那也是人心淳朴，感情纯真的年代。
现在进入书店，一大堆散发商业气息的书的铜臭味迎面而来，让你承受不住，欲逃无路；许多书华而不实，空白太多，纯粹卖的是白纸；许多书，文字不纯粹、污染太多；不少书设计太低档、肉麻幼稚当有趣；又有许多书内容单薄贫乏，包装华丽；太多的文章无病呻吟，啰里八唆，个人情绪大倾泻······一看售价还真吓人。香港书定价多数都接近百元，台湾书超过百元港币。到书店猎书，多数很失望，空手出来。七十年代那种单纯和廉价已经找不到了。
一本书从执笔写，到在报刊发表、出书，经历了不知多少复杂的程序。于是，不少出版商挖空心思，内容的好看、精彩一律欠奉，文字的讲究也没了，尽量在设计、包装上动脑筋，那怎么吸引我们这些老读者呢？对于我来说，一两万字的书稿，决不会编排到200多页，有一半以上卖白纸，欺骗读者：我们宁愿编排得密一些，这就是半个世纪前的老风格。那年代，我们读书，读到废寝忘食，与书中人物悲喜与共；那年代，我们即使在困难时期，三餐不饱，但读课外书的浓厚兴趣一点儿都不减，一个寒假就躲在棉被里啃书那样度过了。而那些书，都是很朴素的，我们的高中岁月可以说就是常和图书馆打交道的，雅加达唐人街班芝兰的南星书店，集美中学的图书馆都留下我的足迹。
纯情的读书岁月，已经随风而逝，多么令人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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