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

齐白石先生有这样一句名言：“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品评一张画以形似为标准，这是“俗眼”的见识。所以，太似就有“媚俗”之嫌。这是有道理的。而不似又是欺世，而且也自欺。

那么，怎样才是最好？齐白石的标准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怎样才是“似与不似之间”呢？我的理解是，形不甚似，而神甚似。以齐白石先生画的虾来说，其身段像海里的对虾，但又像河虾长了一对大螯。正是这对大螯，使虾的身段姿态起到传神的作用，而海虾的身段又比河虾更美，两者一结合就成了齐派墨虾“似与不似之间”的最佳造型了。其他如青蛙、螃蟹、小鸡等小动物也是齐白石笔墨概括最成功的“似与不似之间”的典范。

“似与不似之间”是一种“不似之似”。可以理解为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画家通过长期观察虾、青蛙、螃蟹、小鸡的形体、动态，经过一番笔墨概括，创造出一种既像又不太像的水墨虾、青蛙、螃蟹、小鸡的艺术形象。它是从生活中得来的，有生活的真实，但它又比生活更高、更完美、更有神韵，这是艺术的真实。

“似与不似之间”是由中国画的表现方法所决定的。西画表现物体并不强调边线，因为客观上物体并不存在边线，那只是面的过渡而已，而物体的外轮廓往往是通过背景与物体之间的明暗互衬及色彩的冷暖对比而表现出来的，不是勾出来的。高明的画家在处理边线时往往是朦胧的、不清晰的，这样更能体现面的转折，更有立体感，更有客观物象的真实感。

中国画的主要造型手段是线。以轮廓线表现物象本身就是一种提炼。这种表现的效果与客观物象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即使是很写实的工笔画一样存在这些问题。有人说传统的中国绘画具有一定的“抽象”因素，这确是事实。徐书城先生（注：徐书城（1932年-2022年9月25日），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海宁，著名书画鉴定家徐邦达之子。家学渊源，自幼习画。曾得到著名画家吴湖帆先生亲灸，并师从著名篆刻家陈巨来先生，颇得传统精粹。）在《介乎抽象与具象之间》一文中说：

“.…这里我们可以拿八大山人的一幅作品来作例子。画中那个花瓶，你能看出它是什么质料吗？是瓷还是陶？是铜还是铁?对不起,画家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要去表现这种性质；再说'透视’问题，我们也无法在画幅上找出它的'视平线'或'视点'的确定部位(事实上根本没有)。其实，画家作画时根本没有考虑到要去表现这些东西。中国的传统绘画的造型方法中不讲求'透视’'体积感’'质量感’等等，这正是它的鲜明的个性独特之所在。”

“在这幅八大山人的《瓶菊图》上，我们确乎找不到'质感’、'量感’、'体积感’等因素，但却可以发现另外一种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中国特有的尖锥毛笔勾画出来的婀娜多姿的线条和点子，富有韵律感的墨色深浅变化——这些抽象性的东西本身就含有一种跃动的生态,能在我们的头脑中诱发特殊的思想情绪的境界。这确是一种'不似’的因素，是一种'抽象’的'美’的因素。然而这些'不似’的东西又同另一些'形似’的因素——花瓶和菊花的粗略轮廓——松弛地相结合起来。这就是那个'似与不似之间’的美学原则在艺术实践上的生动体现。”(《中国画研究》第1期)

“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是一种最佳选择，也是由中国”画介乎抽象与具象之间的特殊个性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