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清晨5 时，一代巨星陨落，鲁迅逝世于上海寓所，享年五十六岁。此时许广平三十八岁，爱子海婴六岁。
鲁迅临终前，曾告诉许广平:“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但对于许广平来说，她如何能忘记呢?在她的心目中，时间定格在“1936年10月19日”，她无法躲避这个黑色的日子。就像她所说:
“我走入这房中，无名的空虚就袭击着我，我只觉得一切都和我生疏了，这不是我往日的境遇，这情景我不熟识!我那房中是要有他存在的，他却去了……这房间我滞留不住了”。
不久她带着海婴，还有鲁迅的全部遗物，迁居到霞飞路霞飞坊六十四号。
鲁迅逝世三个月后，文化界同仁想编一本《鲁迅年谱》，由鲁迅的生前好友许寿裳负责。许寿裳打算秉笔直书鲁迅的婚姻与爱情史实，于是就先写一封信给许广平打个招呼:
年谱上与朱女士结婚一层，不可不提，希弟谅察。
关于弟个人婚事，裳拟依照事实，直书“依爱情相结合……”并于民七特标“爱情之意见”之一条，以示豫兄前此所感之痛苦。言隐而显，想荷谅解，如尊意以为未妥、仍可修改，务请相示为盼。
并附年谱初稿:
(民国)前六年，六月回家与山阴朱女士结婚。
( 民国) 八年一月， 发表关于爱情之意见， 题曰《随感录四十》。
(民国)十六年，与许广平女士以爱情相结合，成为伴侣。
许广平不愧为新时代伟大的女性。收到年谱与信后，面对历史，做出这样的回答:
朱女士的写出，许先生再三声明，其实我绝不会那么小气量。难道历史家的眼光，会把陈迹洗去吗?
关于我和鲁迅先生的关系，我们以为是两性生活，是除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在情投意合，以同志一样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
我们不是一切旧的礼教都要打破吗?所以，假使彼此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需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
因此，她劝告许寿裳先生不必写出那充满好意的话---“以爱情相结合，成为伴侣。”在自己所拟的年谱初稿中，径直地写道:“民国十六年，与许广平同居。”
许寿裳接信后，欣然表示同意，只是为了行文上的一致，加上籍贯与尊称，改为“(民国)十六年，与番禺许广平女士同居，”收入正式的年谱。
历史呈现的细节胜过许许多多陈腐的说教。当事人许广平显然比他的老师许寿裳勇敢得多，也洒脱得多。即使今天来看，也不能不佩服她恢宏的气度与超前的意识。
鲁迅逝世以后，具有叛逆色彩的许广平没有再嫁人。宋庆龄是许广平的好朋友，就婚姻问题，她们俩曾经交谈过。宋庆龄语重心长劝她:“由于孙先生的地位和在国内外的影响，我不打算再婚。你和我不同，为什么不打破‘从一而终’的旧传统观念的束缚……鲁迅先生临终前不也是要你忘记他，管自己的生活吗?”然而具有浓烈叛逆色彩的许广平，在这一点上究竟没有打破。
后来，有一个年轻的广东姑娘凌山成了许广平家的常客，她们俩天南海北，无所不谈，成了极知心的朋友。有一次，在谈论妇女问题之后，凌山趁热打铁，问许先生:“他去世时，您还不到四十，为什么不再结婚呢?”许广平停顿了一会儿，然后自言自语地说:
“‘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我知道这是他对我的遗言……他的一言一行，已经融合在我的生活里面，犹如病弱的人曾经输过血一样，身体里已经渗透了别人的一部分血液，就是想忘记，事实是存在着，终于成为不可能的了……在他死后，我对他生活的各个方面似乎更能了解了。”
答案也许就在这里:鲁迅先生的一切已经融化在自己的血液里，她对这段感情再也无法摆脱。
关于鲁迅与许广平这段感情，在鲁迅逝世以后，许广平曾经写过一首诗回答众人:
我们的心换着心，
为人类工作，
携手偕行。
……
在深彻了解之下，
你说，“我可以爱”。
你就爱我一个人。
我们无愧于心，
对得起人人。
……
鲁迅逝世后，在兵燹战祸中，许广平一面抚养海婴成长，一面收集、整理、出版整理鲁迅遗著，继续完成鲁迅未竟事业。解放后不久，许广平把鲁迅著作的出版权上交给国家出版总署，还将鲁迅的全部书籍、手稿及其他遗物捐赠国家有关部门。
1968年3月3日，许广平病逝于北京，享年70岁。
许广平临终前，曾多次问海婴:“你看我的一生，是否对得起党，是否对得起你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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