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西伯利亚是俄罗斯最冷的地区之一,这片荒芜的苦寒之地历来少有人烟。但是1978年,在一次对西伯利亚荒野下丰富资源的探索行动中,前苏联的地质学家们发现了一个与世隔绝40年的逃难家庭,他们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二战。
作者|Mike Dash 译者|湛湛 编辑|吴頔
西伯利亚的夏季并不长久。到了五月,这里的大雪还没停歇,而九月一到,凛冽的天气便再次袭来,将针叶林冻成了静物。松树和桦树枝蔓交叠,没有尽头,冬眠的熊和饥饿的狼散布在无边无际的森林中。这里山崖陡峭,白色的激流奔涌着穿过山谷,成千上万的沼泽结满了寒冰,一切萧瑟冷寂得可怕。这是地球上最后也是最大的一片荒野,北起俄罗斯北极地区的顶端,南至蒙古,西起乌拉尔山,东达太平洋,总面积达五百万平方英里。除了几个市镇之外,其余地区只有几千人口。
然而,天气一转暖,针叶林生长茂盛起来,短暂的几个月景色便看起来十分怡人。只有到这时,人们才能从空中看清这个被隐匿的世界。针叶林会遮挡所有探险者的身影,所以这景色在林中自然是看不到的。俄罗斯的石油和矿产资源大部分产自西伯利亚。这些年来,石油勘探者和测量员们已经蜂拥至西伯利亚边远蛮荒之地,在那里安营扎寨,攫取财富。
1978年夏天,在这片森林遥远的南部地区,一架直升机掠过距蒙古边境百来英里处的林木线,给飞机上的一群地质学者找寻安全的着陆区。飞机驶入阿巴坎地区一条无名支流流经的林木繁密的山谷中,翻滚的水流咆哮而过,险象丛生。山谷很狭窄,有些地方的山谷两侧几乎垂直,遍地紧密的松树和桦树在飞机叶轮导致的下沉气流中摇晃着,根本没有地方能让飞机着陆。飞行员透过仔挡风玻凝视着寻找降落点时,有了意外的发现。在6000英尺的山腰处有一块空地,嵌在松树和落叶松之间,似乎刻着细长黝黑的田垄。机组人员很是疑惑,在那附近飞过好几次,才不得不得出结论,这是人类居住的迹象。从空地的尺寸及形状来看,这是一座花园,而且有了些年头。
此次发现令人震惊。这座山周围鲜有足迹,离最近的人家少说也有150英里。根据苏联官方记录,这里无人居住。
来此勘察铁矿石的四名科学家得知飞行员的所见,既疑惑不解,又隐隐有些担忧。作家瓦西里·佩斯科夫这样写道:“(在这片森林中)遇到野生动物都要比遇到个陌生人安全几分。”科学家们没有回10英里外的临时基地干等,而是决定去探一探情况。在地质学家加林娜·皮斯门斯卡娅的带领下,他们“选了个好天气,在背包中塞上给未来朋友的礼物”。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她回忆道,“我的确检查了腰间别的手枪”。
这群造访者爬上山,朝着飞行员发现的地点行进。他们开始看到人类活动的痕迹:崎岖的小道,木棒,小溪上横跨着的一根圆木,再过去便是一间小棚,堆了不少桦树皮容器,里面装的土豆已切碎晒干。这时,皮斯门斯卡娅说,
小溪边上有一处住宅。由于年代久远,加上雨水冲刷,小屋周边堆满了桦树的废弃物,像树皮啊,木条,木板之类的。要不是有一扇和我背包口袋大小一般的窗户,我很难相信有人住在那儿的。但他们确实住在那里,毋庸置疑……正如我们预见的那样,他们发现了我们的到来。
矮门吱呀一声,像童话故事一样,一位老年人的身影出现在日光下。他光着脚,胡子拉碴,头发凌乱,身上的粗麻布衬衣补了又补,裤子也是粗麻布做的,布满了补丁。他看起来有点害怕,又很留意我们的样子……我们得说点什么才好,于是我开口了:“你好啊,老爷爷!我们是来拜访您的!”
老人没有立马回应……终于,我们听到一个柔和但不太确定的声音说:“嗯,既然你们远道而来,就进来吧。”
地质学家们一进屋,仿佛看到了中世纪的情形。这间屋子不知由些什么随手可得的材料简单搭建而成,没比洞穴强多少,“像是个又低又矮,被煤烟熏得发黑的狗窝,还冷得像地窖一样”,地上满是土豆皮和松果壳。来访者们在昏暗的光线下环顾四周,发现这屋子只有一间房,里头拥挤不堪,霉味熏天,难以描述的脏,被松动的托梁支撑着。更让人吃惊的是,这是5口人的家:
抽泣声和哀叹声突然打破了沉静。这时我们才注意到两个女人的轮廓,一个正歇斯底里地祈祷着:“这是因为我们有罪啊,有罪。”另一个则躲在柱子背后……缓缓滑到地上。光线透过小窗,照着她大宽而恐惧的双眼,我们意识到我们得赶紧出去才行。
皮斯门斯卡娅带着科学家们迅速撤出小屋,退到几码远的地方,取出些食物开吃。大概半个小时后,小屋的门吱呀一声开了,老人和他两个女儿出现在门口,她们不再歇斯底里,但明显还有些害怕,并“显然很好奇”。这三个奇怪的人小心翼翼靠近来访者,在他们边上坐下来,但拒绝了所有给他们的果酱、茶和面包,还喃喃道:“我们不能接受!”当皮斯门斯卡娅问:“你吃过面包吗?”老人回答:“我吃过,她们没吃过,也没见过面包。”他至少还能与人交流,两个女儿因生来就与人世隔绝,所用语言变得扭曲难懂。“两姐妹说话时,听起来就像是缓慢、模糊的咕哝声。”
几次走访以后,这家人的故事逐渐浮现在人们眼前。老人名叫卡尔普·雷科夫,是一位旧礼仪派信徒,即原教旨主义东正教宗派,其礼拜形式自17世纪以来一直保持不变。旧礼仪派们自彼得大帝时期开始就惨遭迫害,雷科夫谈起这些事,仿佛就发生昨天一样。对他来说,彼得是他的仇人,“是披着人皮的反基督徒”。沙皇强制基督徒剃须来实现俄罗斯的现代化,就已经充分证明了他坚称的这一点。他这仇恨经久不减,现在仍旧觉得不平。卡尔普又埋怨道,1900年左右,一位商人拒绝向旧礼仪派提供26普特的土豆赠品。
信奉无神论的布尔什维克当政后,雷科夫一家处境更加艰难。孤立无援的旧礼仪派团体为躲避迫害逃到了西伯利亚,而在苏联时代,他们开始撤退到离文明更远的地区。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中,基督教本身都受到了攻击。一支共产党巡逻队在他们村郊射杀了雷科夫的兄弟,当时雷科夫正好跪在他一旁做工。于是,他带着家人逃进了森林中。
那是1936年,雷科夫家还只有四口人:卡尔普,他的妻子阿库林娜,9岁的儿子萨文,和只有2岁的女儿纳塔利娅。他们带着财产和种子,撤到针叶林更深处,自己建造些简陋的住所,最终发现了这个荒无人烟的场所。在森林里又有两个小孩出生了——迪米特里生于1940年,阿加菲亚生于1942年——雷科夫家最小的这两个孩子从未见过除自己家人以外的任何人。阿加菲亚和迪米特里对于外面世界的认知,全部来源于父母讲述的故事。俄罗斯记者瓦西里·佩斯科夫写道,这家人主要的娱乐活动“就是每个人复述自己所做的梦”。
雷科夫家的孩子们知道了在名叫城市的地方有高楼大厦,人们挤在里面生活,也听说除了俄罗斯以外还有其他国家存在。但这些对他们而言无异于抽象的概念。他们唯一的读物是祈祷用的书籍和一本古老的家庭圣经。阿库丽娜把福音书当成教孩子们读写的教材,削尖的桦树棍蘸着金银花浆充当笔墨。他们拿了张马的图片给阿加菲亚看,由于母亲讲的圣经故事提到过,她便认了出来,兴奋地大喊:“快看,爸爸,一匹战马!”
理解雷科夫家有多与世隔绝可能很难,但不难看出的是,他们生活中遭受的苦难一直没有减轻。就算在阿巴坎地区一直搭船前进,要徒步到雷科夫家的住处也非常艰难。自称是雷科夫家族年代史主编的佩斯科夫写道,第一次去拜访他们家的时候,“跋涉了整整250公里,一个人影都没有!”
因为与世隔绝,在荒野中存活几乎是不可能的。用尽了随身带进针叶林的物品以后,雷科夫一家只能自食其力。没有鞋,他们就用桦树皮做套鞋;衣服补到不能继续穿了,就用种子长出来的粗麻布裹身。
难以置信的是,雷科夫家竟然还带了一个粗制的纺车和一台织布机的零件。带着这些走向林子深处的道路必定漫长而艰难。但是,他们还没有制造金属替代品的技术。两个水壶用了几年后就生锈到不能再用,他们可用的替代品也只有桦树皮,但桦树皮制品不能在火里烧,做饭变得很困难。雷科夫一家被外界发现的时候,他们的主食也只是混着碾碎黑麦和大麻籽的土豆馅饼。
佩斯科夫解释道,在某种程度上,针叶林里的资源非常丰富:“住处旁边的溪水清冽,落叶松、云杉、松树和桦树可以随取随用……越橘和覆盆子伸手可得,还有生火用的木材,直接掉落屋顶的松果。”
但是雷科夫一家一直生活在饥饿边缘。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迪米特里成年时,他们为了吃肉用皮才头一次狩猎动物。没有猎枪,连弓箭都没有,他们只能挖陷阱捕捉,或在山间追赶猎物,直到猎物筋疲力尽倒地不起。迪米特里锻炼出了惊人的忍耐力,在冬季也能光着脚去打猎,有时一去就是好几天,睡在户外零下四十度的冷霜里,回来时肩上还扛着一头小麋鹿。不过,无肉可吃才是常态,他们的食物越来越单一,野生动物还毁掉了他们种的胡萝卜。阿加菲亚回忆说,20世纪50年代末是“饥饿的年代”,“我们只得吃花楸浆果的叶子”,
树根,草,蘑菇,马铃薯茎叶和树皮。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挨饿,每年我们都会围在一起商量,到底是要吃光所有的东西,还是要留点做种子。
在这种环境下,饥荒的危险始终存在。1961年六月竟然下起了雪,黑霜冻死了园子里种的所有东西,第二年春天全家人只能靠吃鞋子和树皮充饥。阿库丽娜为了让孩子吃到东西,自己被饿死了。一样他们视作奇迹的事情拯救了这个家里的其他人:一颗黑麦种子在豌豆地里发了芽。雷科夫一家在种子周围立起护栏,不分昼夜精心守护,驱赶老鼠和松鼠。收割的时候,这棵独苗结了18颗谷粒,于是他们又艰难地种上了黑麦庄稼。
随着苏联地质学家逐渐了解雷科夫家庭时,他们意识到自己低估了这家人的能力和智慧。每位家庭成员都个性鲜明。老卡尔普时常为科学家们从营地里带来的最新事物而高兴不已,尽管他执拗的不相信人类已登上月球,还是很快就接受了卫星的概念。早在20世纪50年代,雷科夫一家就发现了“星星快速穿过了天空”,卡尔普自己想出了一个理论来解释这个现象:“人们定是发明了什么,正在发送很像星星的火光。”
“最让他吃惊的,”佩斯科夫记录道,“是一个透明的玻璃纸包裹”。“天哪,他们都发明了什么啊——那是玻璃没错,竟然可以皱起来!”尽管已经80多岁,卡尔普仍严格保持着自己家庭领袖的地位,他的大儿子萨文则把自己塑造成了家庭宗教事务上不可撼动的权威。“他信仰坚定,人却很严苛,”卡尔普如是评价他。卡尔普似乎担心自己死后,如果萨文掌权,家庭境遇如何。大儿子要掌权,娜塔莉亚自然是不会阻拦,她一直在努力代替母亲成为家里的厨师、裁缝和保姆。
另一方面,两个年幼些的子女更平易近人,更能接受变化和革新。“阿加菲亚身上盲从的烙印并不十分深刻,”佩斯科夫说道。他逐渐意识到,雷科夫家中这个年纪最小的孩子很有反讽意识,能拿自己开玩笑。阿加菲亚说起话来不大寻常,她声音有点单调,会把单个的词拖成多音节词,这让一些拜访者以为她智力低下。实际上她很聪明,这个家里没有日历,记录时间的艰巨任务就全由她负责。深秋的时候徒手挖地窖,太阳下山后也还继续工作,这对她而言也不是难事。佩斯科夫吃惊地问她夜里独自一人呆在荒野会不会害怕,她回道:“那儿有什么能出来伤害我呢?”
然而,在雷科夫家族中,地质学家们最喜欢的是迪米特里,他简直是个完美的户外劳作者,知晓针叶林的所有情绪。他是家族成员中最有好奇心,也可能是最有远见的人。是他打造了家里的火炉和所有储存食物的桦树皮桶,也是他花了好几天时间手工砍削和刨刨平家人伐倒的圆木。说他最痴迷于科学家们的技术,可能也不足为怪。双方关系不断深入,雷科夫一家终于被说服了,来参观下游的苏联营地。迪米特里兴高采烈地待在营地一个小小的锯木机旁,几个小时里,他一直惊叹于这圆形的锯齿和车床能如此轻易地切割树木。“不难理解”,佩斯科夫写道,“迪米特里要花一两天才能刨平的圆木,就这么在他眼前变成了美丽、平整的木板。迪米特里用手掌抚摸着平板,说道:‘真好!’”。
卡尔普·雷科夫想远离这些现代化的东西,与自己争斗了许久却以失败告终。最初与地质学家们相识时,这一家人只接受一样礼物:盐。(卡尔普说,四十年不吃盐,“真是折磨。”)然而,他们渐渐地开始收取更多礼物。他们接受了地质学家中一位特殊朋友的帮助,这位名叫叶罗费·萨多夫的钻工花了大部分的空闲时间帮他们种植和收割庄稼。他们接受了小刀、叉子、把手、谷物,甚至最终还接受了钢笔、纸和手电筒。这些革新中大部分只被他们勉强接受,但是他们在地质学家们营地所见识的电视“罪恶”,
他们简直无法抵挡……在少有的几次参观中,他们每次都会坐下来观看。卡尔普径端坐在电视机正前方,阿加菲亚从门后探出头一看,就会立刻祈祷试图消弭自己的罪过——她轻声细语,在身上画十字架……老人看了电视后也会勤勉而彻底地祈祷。
也许雷科夫家族奇怪的故事中最悲伤的一面,是他们与外部世界重建联系以后,家庭就迅速衰落了。1981年秋,四个子女中有三人,几天之内相继追随母亲而去。据佩斯科夫所述,本以为他们是因为染上没有免疫力的疾病而死,但却不是如此。萨文和娜塔莉亚都有肾衰竭,极有可能是他们饮食粗劣的结果。迪米特里则死于肺炎,这可能从他的新朋友那儿感染得来。
他的逝去震惊了地质学家们。他们曾拼命想救他。他们提议呼叫直升机把他转移到医院去。但迪米特里在濒危之际也不愿抛弃自己的家人和奉行一生的信仰。“我们不能那样做,”他死前还小声说道。“人都是活在上帝的恩赐里。”
雷科夫家三位逝者被安葬后,地质学家们试图说服卡尔普和阿加菲亚离开森林,回去和那些在大清洗时代存活下来的亲戚们一起生活,他们仍住在旧时的村子里。但他们两人都不听。他们重建了小屋,离原来的房子靠得很近。
1988年2月16日,在妻子阿库丽娜逝去已有27年后,卡尔普·雷科夫在睡梦中离世。在地质学家们的帮助下,阿加菲亚将父亲埋在山腰,然后掉头回到了自己的家。上帝恩赐在那,她就留在那,她说——她也确实留在了那里。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已经70多岁的阿加菲亚,这个针叶林的孩子,仍在阿巴坎河流域的高山上独自生活。
她不会离开。但是,我们必须离开她。她父亲葬礼的那一天,叶罗费看到的是这一幕:
我回头朝阿加菲亚挥了挥手。她如雕像般站在河岸。她没哭。她点头道:‘走吧,走吧。’我们又走了一公里,我回头看,她还站在那。
原标题:For 40 Years, This Russian Family Was Cut Off From All Human Contact, Unaware of World War II
原文章:http://www.smithsonianmag.com/history/for-40-years-this-russian-family-was-cut-off-from-all-human-contact-unaware-of-world-war-ii-7354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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