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这所以能开创贞观盛世,得益于他一生坚守一个信念:真话要真听,真人要重用。性喜纳言,知人善任。对于一个尊贵的君王来说,放下“自尊和身份”,没有把求取臣下的意见,作为有失帝王身份的一件事。虚心纳言,不仅没有失去一个君王颜面,反而开创了一代贞观盛世。
唐太宗曾说过的一番话:“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谅,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证明了他的初衷。唐太宗胸怀宽广,从谏如流,虚心求教的态度也让天下人都甚为赞叹,这也是他能够成为千古明君的德政之一。
唐太宗善于纳谏的优点,早在他当秦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表现出来。洛阳之战,围困王世充之时,窦建德的援军又步步逼近。在这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许多人都劝他先行退兵,他能听取郭孝恪和薛收围城打援的良策。唐太宗听取建议,力排众议,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郭孝恪和薛收之所以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自然是李世民向来鼓励手下将士各抒己见,并且不只凭自己的判断一意孤行。
贞观年间,唐太宗大胆起用名臣魏征,就是最好例证。魏征是太子李建成的洗马,也是李建成的谋士,关系很铁。玄武门事变后,李建成被杀,魏征作为前太子的旧臣,唐太宗亲自问话。问他:“你为什么要挑拨我们兄弟之间互相争斗? ”魏征面对唐太宗的诘问,不卑不亢地答道:“如果太子早听臣的话,也不会死于今日之乱了。”对于魏征这种敢于直言的性格,唐太宗不但没有治魏征的罪,反而封他为谏议大夫,将他留在了身边。
魏征感激唐太宗的知遇之恩,因此就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直言进谏来回报太宗。魏征一生中奏疏多达“数十余万言”,虽然忠言逆耳,但唐太宗还是十分信任他,只要是魏征提出的建议,唐太宗一般都会给予考虑。所以,他们君臣之间关系处理得很好,成为唐史上的一段佳话。
到了贞观六年(公元632年),由于唐太宗的励精图治,天下治理已经初见成效。有人进言,希望封禅泰山,将功劳告知上天。唐太宗同意,但是魏征又异常坚决地反对。魏征解释道:“经历大乱之后的国家就如同一个病人,虽然现在病痛已经除去,但因为患病太久,要慢慢恢复,不宜太过劳动。”魏征的比喻非常生动,唐太宗也采纳了他的意见,没有举行封禅泰山的仪式。
贞观八年,中牟县官皇甫德参向皇帝上书进言,称:“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俗好高髻,盖宫中所化。”皇甫德参只是个小小的县官,竟敢将劳民伤财的利剑直指皇帝和后宫,这让唐太宗十分恼怒。
他即刻找来房玄龄、魏征等人,说道:“皇甫德参难道想让国家不施行劳役,不收取赋税,也想让后宫之人不留发髻吗?他上这样的奏疏是什么意思? ”这时,魏征站了出来,他劝唐太宗道:“自古以来,上书不言辞激烈怎么会引起君王的注意呢?皇甫德参的言辞看似诽谤讥讽,其实不然。依臣所看,是这几年纳言不如以往豁达了。”
听了魏征的解释,唐太宗心中的怒火也消除了不少。最后不仅没有处置这个胆大妄为的县丞,反而提拔他当了监察御史。由此可见,魏征的话对于唐太宗的决定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
贞观四年六月,唐太宗下令在洛阳修建宫殿,原因是以后总会去洛阳办公,因此最好有个居所。这个理由看似冠冕堂皇,但给事中张玄素却表示反对,称修建洛阳宫并非十万火急之事,如今国事纷纭,陛下应该把精力放到别的事上。在奏章中,张玄素还历数隋炀帝奢靡亡国的事例,希望以此能够劝阻皇帝,让他能够以勤俭治国。
张玄素的奏折让唐太宗大为恼火,他怒问张玄素:“你说朕不如隋炀帝,那么比之夏桀和商纣王朕又如何呢? ”面对君王的指责,张玄素从容不迫,回答道:“如果陛下您执意要修建洛阳宫,那后果就将会和这些暴君一样,弄得天下大乱。”唐太宗思虑再三,也觉得自己考虑得不够周全,又考虑到张玄素以民为本的良苦用心,所以最终还是下令停止了对洛阳宫的修建。除了张玄素,著名的御史马周也因为进谏有功,在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被赐帛百匹。
唐太宗这种从谏如流的态度甚至影响到了后宫,虽说古代帝王大多不允许后宫女子干政。但在开放的唐朝,女人也是可以适当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的,前有唐高祖的皇后窦氏, 后有一代女皇武则天,而太宗的长孙皇后更是辅佐君王的典范。
有皇后做榜样,后宫的嫔妃们也是尽力帮助皇帝,一旦有什么有助国事的想法,都敢于直接向皇帝表达。例如,唐太宗的嫔妃徐氏就因为劝谏有功,在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得到了皇帝丰厚的赏赐。
总的来说,这也是唐太宗一生坚守的一个信念,真话要真听,说真话人要重用。“贞观之治”的盛世和唐太宗善于纳谏以及臣子们敢于直言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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