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尊，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止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口，造窟一龛。——唐《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
1900年5月26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点奇怪，急忙把洞穴打开，嗬，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余秋雨《道士塔》
归 客
1943年3月，敦煌。
39岁的常书鸿站在晦暗的洞窟中，端详着那幅斑驳的《萨垂那太子舍身饲虎图》，感到时空和八年前在巴黎的那一刻产生了奇妙的重合。1935年秋，他在塞纳河畔的一个旧书摊上，看到了一本叫做《敦煌图录》的装帧并不算精美的画册。那时他已经是巴黎小有名气的画家。多年潜心钻研西洋画，让常书鸿奉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的西方美学体系为正统。而这本画册，仿佛瞬间为他点亮了一块未知的艺术版图。
1933年，常书鸿所画的自己一家
1936年秋，他回到中国。他要到敦煌去。
到敦煌去，谈何容易。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在中国大地上长驱直入。常书鸿随自己任职的北平艺专辗转贵阳、昆明，最终落脚重庆。又经过三年的努力，常书鸿才从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手里讨到了一块“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牌子，成员七人。除他自己外，仅有3名摄影师、一名学生、一名会计和一个赶骆驼的“骆驼客”。
40年代，常书鸿与儿女在莫高窟
敦煌之名，意为“盛大”。当常书鸿到达时，此地已毫无盛大之象。久经洗劫、黄沙掩埋，敦煌已和沙漠中常见的废墟无异。常书鸿和他名不副实的“研究所”用仅有的少量经费雇请民工，沿着洞窟崖面修了一道800米长的围墙，然后又用十个月的时间清理了甬道里的大量流沙，为洞窟一一编号。而这些，只是常书鸿一生工作的开始：之后40多年间，他将这一块研究所的空牌子变成了一家真正的学术机构，并让世间有了“敦煌学”这个称谓。
常书鸿的敦煌速写，作于1948年3月
“萨垂那太子能够为挽救别人舍身饲虎，我为何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这座艺术宝库呢？”常书鸿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94年，常书鸿去世，部分骨灰埋在了敦煌的一棵梨树下。
画 师
20世纪50年代初，敦煌。
段文杰细心地将水彩颜料、画笔和画板收纳起来，离开了写生地点。他知道，自己以后将很少有机会进行美术创作了。他将会拿起另一种画笔，使用另一种颜料，秉承另一种情思，去完成更加伟大和急迫的艺术事业——临摹敦煌壁画。
年轻时的段文杰
对于段文杰来说，临摹并不是机械的抄写。它更像是把古人走过的创造之路，重新探查一遍，并将路边遗落的那些人生和历史的秘密一一拾起。敦煌壁画虽脱胎于佛教，但其表现方式却展现了一个个时代的真实样貌：从单纯朴素的西凉风格，到繁复盛大的盛唐风格；从虚幻的天堂，到嬉闹的人间；从菩萨、金刚、王者、士大夫、信徒到仆人奴婢、贩夫走卒，以至西域客、昆仑奴。千百场景，芸芸众生，件件器物甚至缕缕衣褶，都在段文杰的笔下穿过一千六百多年的岁月来到人们的面前。段文杰临摹的敦煌壁画，无不诠释了“大千世界”这一最初源自佛经的成语。在细密的描画中，潜藏在画面之下的历史沿革、社会思潮和审美心理也被淘洗出来，成为数代敦煌学者的养料。
段文杰临摹敦煌壁画
有研究者回忆说：“1980年以前，敦煌研究院的人写过的学术论文没有几篇。80年代初，段文杰先生带头搞学术研究，编写了《敦煌研究文集》，到今天，学术界仍然对它评价很高。敦煌研究院能有今天学术繁荣的局面，是与段先生密切相关的。”从画师到大师，50年的艺术与治学生涯，为敦煌学留下了一段“段文杰时代”。
敦煌研究院人员为年过九旬的段文杰解说工作情况
2011年，段文杰也长眠在敦煌宕泉河边，永远遥望着自己一生挚爱的莫高窟。
实习生
1962年8月，敦煌。
24岁的江南姑娘樊锦诗几乎还对她将要实习的敦煌莫高窟一无所知。但当她走进第45号窟时，她还是惊呆了。
“站在这些塑像前，你会感到菩萨和普通人面前的那道屏障消失了。菩萨像的表情温柔而亲切，就像是一位美好而又纯真的少女，梳着双髻，秀眉连鬓，微微颔首，姿态妩媚，面颊丰腴，双目似看非看，嘴角似笑非笑。”一千六百年来，这些最精美的艺术品就凭空在沙漠中耗散着自己的魅力，氧化、干裂、剥落。但有缘人一旦出现，它们依然会在第一时间将对方的心牢牢抓住。一个念头，在这个跨越千年的对视中扎在了樊锦诗的心里。
1967年，樊锦诗和新婚丈夫彭金章
次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辞别未婚夫，撕掉了父母写给学校的恳求给她重新分配工作地点的信，乘火车到立敦煌最近的柳园站，再坐一百多公里汽车来到敦煌研究院。与现身艺术的梦想相比，更加现实的是当地的艰苦环境。住没水没电没厕所的泥屋，几个月才能洗一次澡，老鼠在纸糊的天花板上乱窜。对于想要研究的人来说，敦煌是一位苛刻的女神。之后的数年里，樊锦诗与丈夫、孩子分居三地，难以见面。严酷的环境也在不分日夜地侵蚀着莫高窟。即使在这时，樊锦诗所想的也是先解决敦煌的问题，再解决自己的问题。
在敦煌工作的樊锦诗
60年代，她冒风沙、攀洞窟，观察记录彩绘和壁画，撰写研究报告；70年代，她担任考古组组长，风餐露宿发掘研究古墓葬；80年代，她担任研究所副所长，致力于延缓莫高窟的衰老；新世纪，她又尝试利用数字技术保存艺术作品，让更多人在网上见识敦煌的魅力。
1998年，樊锦诗接待世界遗产保护委员会人士来访
如今的敦煌研究员门口，有一座名为“青春”的雕塑：一个梳着齐耳短发的少女手拿草帽，肩挎背包，整装待发。她的原型就是初到敦煌时的樊锦诗。今天，已经年过八旬的樊锦诗时常还会与“年轻的自己”相见。
樊锦诗和以她自己为原型的雕像
“有人说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我以前很天真，现在我就成了‘老天真’，但人活着想那么多干嘛？就这样吧。”樊锦诗这样评价自己的一生。
敦煌人
此时此刻，敦煌。
今日敦煌研究院
如今的敦煌研究院，已经成为国际敦煌学研究当之无愧的中心。在这里，敦煌莫高窟的方方面面都有专人守护、研究。保护研究所的50多名专家利用偏光显微镜、自动环境检测仪等现代设备时时监控环境状态，帮助莫高窟和时间赛跑；美术研究所已经完成2000多幅壁画的临摹，在国内外举办敦煌艺术展览数十次；考古研究所对各石窟进行分期断代，对历史地理学、东西文化交流史研究贡献良多；文献研究所将敦煌出土各类文献分门别类，对其中的宗教、文学、地理、经济等内容进行深入研究...一度濒临失传的敦煌文物，在一代又一代敦煌学人的手中得以重生。
修复敦煌壁画
2017年，敦煌研究院在西北大学博物馆举办的展览
2020年2月1日，中宣部授予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时代楷模”称号：“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为代表的几代莫高窟守护人，70多年来扎根大漠，不计个人得失，舍小家顾大家，以强烈的使命担当、无私的奉献精神，精心保护和修复莫高石窟珍贵文物，潜心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艺术，努力探索推进文化旅游合理开发，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和赞誉。”
从莫高窟肇始到今天，已过去了一千六百五十多年。它像一枚来自旧时代的时间胶囊，让今人得以与那些只在文献中留下过只言片语的岁月相见。因为有人在意，历史才获得了生命。敦煌能够恢复古时之“盛大”，最应感谢的，就是不离不弃、攻坚克难的几代敦煌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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