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是黄金时代里不可或缺的注脚。
文 云酒团队
1986年,中国第一部名人肖像摄影集《中国文化人影录》出版。
巴金、沈从文、梁漱溟、冯友兰、杨绛、钱钟书、费孝通、艾青、李可染、朱光潜……这些大师禀性各异,他们的形象被真实记录下来,或专注、或严肃、或惆怅、或调皮。
令人颇感惊讶的是,《中国文化人影录》的作者邓伟,当时不过27岁,邓伟是北京电影学院78级摄影系的学生,与张艺谋是同学,他最初拍摄所用的相机,是学校配发的一台海鸥205。
若干年后,邓伟回忆起这些大师,觉得他们个个都是“倔老头”。
大师们的倔强,或与学术地位有关——身为大师,难免有些倔强自负,但若缺了这几分倔脾气,恐怕很难走到极高极远的造诣境界。
在中国白酒业,也有一些“老人家”,对行业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在他们身上,“倔强”二字亦是如此鲜明。
手笔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白酒产量总和为10.8万千升,到2019年,这个数字变成785.9万千升,增长了72.8倍。
建国之初,四川省白酒产量刚过5万千升,贵州省的全部家底则只有1000多家手工作坊,白酒总量总和0.09万千升。今天,在川黔两省,各矗立着一家千亿级白酒企业。
几十年来,中国白酒取得了历史性发展,但具体到每一个微小时刻,这种发展并不明显。许多人未曾意识到,我们所经历的,是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
大师,是黄金时代里不可或缺的注脚。
梁邦昌是广东人,1958年,21岁的梁邦昌从广州轻工业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江苏省轻工业厅,同年进入洋河酒厂,之后,他的人生便与白酒紧紧联系在一起。
梁邦昌
从技术员、科长干到副厂长、厂长兼党委书记,梁邦昌在洋河酒厂干了30年,对洋河的生产工艺、品质风格都做出了重要的优化提升。
当时,他便养成了一个“倔强”习惯:发言稿无论大小必亲笔撰写,不由他人捉刀。就在前不久,83岁的梁邦昌还动笔写就一篇万字长文纵论酒业发展(点击可跳转阅读原文),文中观点犀利、条理清晰。
之所以坚持亲手写文章,或是因为梁邦昌对自己的观点很“固执”。
看到有些白酒企业业绩增长很快,梁邦昌却有点担忧,建议它们“停一停、慢一慢”“不要使企业发展像坐过山车”。
“您总对酒企说些‘不合时宜’的话,不怕搞得场面难堪吗?”对此,梁邦昌露出了老顽童似的笑容:“像我们这样的老头子,人家生气也不敢当面生,是不是这样子?”
6月12日,酒业首档全景人物访谈节目《老秦会客厅》第四季第二期讲述《梁邦昌的“启示录”》。镜头前的梁邦昌,不仅阐述了对整个产业发展的深度思考,也有对过往岁月的深情追忆。谈笑间,仍是对行业数十年未改的热诚。
年过八十的“老人家”,使用电脑写作难免有点力不从心,但谈及行业、技术的事情,他们总要拿起纸笔,圈圈画画。
2019年3月,“大同世界 清香天下”2019国际清香论坛在成都召开,会议前一天,我们与论坛嘉宾高景炎做个沟通,“老人家”拿出正反写满的两张纸,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
高景炎
高景炎生于1939年,23岁那年,他从无锡轻工业学院发酵工程系毕业,来到了北京。
在前门大栅栏的小旅馆里熬了10多天之后,高景炎被分配到了位于八王坟的北京酿酒厂。这是北京第一家国营酿酒厂,也是如今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
在红星二锅头的数十年的工作经历,让高景炎对清香型白酒有了极深的研究和感情。作为北京二锅头传统酿造技艺唯一的国家级代表性传人、北京二锅头酒传统酿造技艺第八代传承人,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清香型白酒的价值推广,希望尽快拓展清香“大市场”。
饶是如此,在高景炎写满的两张纸上,我们还是看到,健康、历史、醒酒快等关键部分被反复修改涂抹。高景炎说,这些是清香型白酒的重要优势,越是如此,越要严谨对待,“千万不能说过头话。”
中国白酒的黄金时代,离不开时代与社会的进步发展,也离不开行业无数人的心血付出。属于这个时代的大师们,已过了在生产一线发光发热的年纪,他们手笔中流露的“倔强”,有些是深远的观察,有些是冷静的反思,这些大师“手笔”的含金量,或许要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显现。
絮语
“大师”们为世人所熟知,往往因为他们的非凡成就,而光环之后的那些琐碎“絮语”,每每让人生出不一样的回味。
季克良与高景炎同岁,同样毕业于无锡轻工业学院,后被原国家轻工业部选拔、分配到贵州茅台酒厂工作。
当时,茅台酒厂年产量只有200多吨,年亏损84万元。
2003年,茅台酒产量首次突破一万吨。庆祝活动上,季克良感慨万千,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季克良
五十多年的茅台生涯,成就了季克良的“大师”地位,也在人们心目中定格了那个白发智者的大师形象。
2014年,白酒行业正处于深度调整的谷底,当年前三季度,贵州茅台实现营收221.7亿,同比增长0.77%,扣非净利润107.9亿,同比下降4.64%。
与此同时,市场上出现了很多对茅台酒价格的质疑声。
那年10月份,在北京见到季克良。他一个人在屋子里,光线有点暗,并没有开灯,说到眼下的“调整”,他起初并不想谈,沉默了一会,才说道:白酒的调整,关键是“让老百姓喝到好产品”,最大前提把质量做好,另外还要确定合理的价格结构,“这是重要保障”。
之后,我们想在文章中引用他的观点,把文章内容编成短信发过去,季克良一番字斟句酌后才确定下来。他还特别叮嘱:“酒业的每一点发展都不容易,所以做酒人的言行要慎之又慎”。
那一刻,我们感到,即便身为一代大师,几十年见惯了风雨起伏,季克良却未改兢兢之心,甚至于这份压力会终身跟随他,也许,这本就是大师人生中不可缺的一部分。
赖登燡是个典型的四川人,平时喜欢写写书法,打打川麻,与他的每次接触,总让人感到安逸。
赖登燡
有一次去水井坊拜访赖登燡,就四川原酒产业发展的一些问题请教他,老人家谈兴颇浓,把川酒风味与风土的关系,里里外外讲了个透彻。
看看时至中午,赖登燡一定要留我们吃午饭。在公司食堂,一份回锅肉、一份麻婆豆腐、米饭、泡菜,四川的家常口味,却能吃出“大餐”的满足感。赖登燡脸上露出一丝得意:“味道这个东西,确实要挑地方,环境一变,口味就大不一样啊。”
赖登燡总能把深奥的专业知识,讲成生活家常,这固然是几十年沉淀的大师造诣,或许也是一份谦卑若谷之心。
平时在业内做一些讲座,赖登燡便不喜欢使用事先做好的PPT,往往会要求准备一块黑板,他觉得知识在黑板上写出来更清楚些,“边写边聊,大家才能思维同步,错误之处擦掉重来,印象反而更深刻。”
脚步
行业的脚步,时代的脚步,常常缩写为一串数字,而大师的脚步,却在记忆里作响,不时唤起一些场景与画面。
几年前,我们登门探望秦含章,老人家的听力已经不太好,需要家人俯在耳边帮助交流。当说起汾酒的时候,秦含章沉默了好一会,喃喃自语道:“汾酒,好。汾酒,好。”
秦含章(1908-2019)
55岁那年,秦含章作为专家组组长,在杏花村汾酒厂负责试点工作。在汾酒驻厂的两年,秦含章与汾酒工人同吃同住,当时酒厂没有招待所,便住在一个小山坡的窑洞里,用餐就在食堂。试点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对汾酒技艺和品质提升起到了巨大推动。
这段经历,使秦含章与汾酒之间产生了深厚感情,一直视汾酒人为自家人。我们这次拜访结束时,家人扶秦含章回卧室休息,老人家步履缓慢,走到门口处,还慢慢挥了挥手,又连说几声:“汾酒,好。”
2015年5月,我们在南京拜访沈怡方,老人家在电话中很“倔”,坚持不肯让人接,“我自己过去,路很近。”
沈怡方(1933-2017)
离约定时间还有十几分钟,沈怡方便到了,头上已有了些汗珠,手里拎着一个深蓝色的包,是参加酒业会议发的那种资料袋,边角处已有些磨损。
聊起黄淮流域的白酒发展,沈怡方说,这一区域的白酒,在品质风格上,很适宜现代型、商务型消费,但这只是基础,“如果没有健康文明的消费文化,商务人士和基层企业家们将深受白酒之害,频频干杯,过量饮酒,他们从思想上会恐惧白酒。”
交谈之后,沈怡方仍执意步行返回,“出来聊聊这些事情很高兴,走走路也觉得舒畅。”
陶家驰(1940-2015)
有一次,陶家驰参加行业研讨会,从武汉乘火车到襄阳,我们在出站口迎接他,结果人群都走完了,仍迟迟未见老人家身影,又等了一会,他才走了过来。
走到跟前,陶家驰未言先笑:“你们非要给我买个一等座,离出站口可真远。”
聊着天便进了车里,路上大家聊着天南海北、各省酒业的近况,陶家驰忽然冒出一句:“这几年,湖北白酒的脚步很快,但眼光总要往前看,要把我们的品质文化沉到市场里。”
拥有大师,是一个行业的幸运,而这些酒业老人家的“倔强”,值得“后浪”去品味和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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