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攻战之际,马功居多”, 在冷兵器时代,骑兵力量的强弱具有决定战争胜负的能力。明朝建立后对马政格外重视,一度实现了繁盛,但随后又走向了衰败,形成“马政莫详于明,亦莫弊于明”的局面,这也是其灭亡的原因之一。
“军国大政”
所谓马政,指的是中国封建王朝对马匹的管理制度,包括马匹采办、牧养、训练、使用等。马属奇蹄目马科马属,最早为野马,约4500年前被人类驯化,成为人类的伙伴和朋友,人们现在利用马匹可以开展农耕、运输、游猎、畜牧、娱乐等活动。
在中国古代,马匹的作用更为重要。《周礼·夏官》记载: “校人掌王马之政,辨六马之属。种马一物,戎马一物,齐马一物,道马一物,田马一物,驽马一物。”这里说的驾车、作战、打猎等仅是马匹的一部分作用,在生产力水平还不发达、生产工具较为有限的古代社会,马匹是人类主要的畜力来源和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都离不开马。
在冷兵器时代,战争形态经历了车战、骑战、骑兵与多兵种配合等阶段,这些作战模式都离不开战马。相较于步兵, 骑兵具有更强的机动性和冲动力,适合冲锋和远距离奔袭。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曾总结了骑兵的10种优势,包括乘虚败敌、追散乱击、迎敌击后、遮其粮食、绝其军道、败其关津、出其不意、烧其积聚、掠其田野等, 并得出结论:“夫骑者,能离能合,能散能集,百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间,故名离合之兵也。”汉代名将马援也总结: “马者,兵甲之本,国之大用, 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济远近之难。”
正因为战马在战术及战略方面的特殊地位,所以历代统治者对马政都给予高度重视。《礼记·月令》记载:“游牝别群, 则絷腾驹,班马政。”意思是, 放牧时要把母马单独分开,把公马系住,颁布关于养马的政令。这是“马政”概念的最早提出。周朝设太仆下大夫二人、校人中大夫二人,专门管理马政。秦汉以后马政集中于太仆卿管理,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养马机构,形成分布较广的养马管理体系。唐朝时马政进一步完备,设太仆寺统管全国马政,分乘黄、典厩、典牧、车府四署,辖各地牧马场60 多所,还对全国驿马及其它官私马匹建立起簿籍。
明太祖朱元璋起兵于乱世, 建立政权后又时刻受到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威胁,所以更深知马匹的战略意义,对马政给予前所未有的重视。建国初,朱元璋指出:“昔人问国之富,即数马以对者何?盖事在戎。”朱元璋认为:“其马载甲士,代涉劳,备边御辱,足折冲,斯力之大,斯功之美,可不爱育乎!所以古人先马而钱粮,故数马以对。马之功不但备戎事耳,若使君有道,则马之力牵犁耜驾粪车,辟土沃田,其力甚焉,所以古重之者为此也。”朱元璋多次强调“马政,国之所重”,从立国之基的高度认识马政,建设马政事业。朱元璋对马政的重视影响到明朝早期的几位皇帝,如明宣宗朱瞻基就曾告诫大臣:“军国所用,马之为最。军国大政, 马政亦大。”
马政大举
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下旨“置郡牧监于答答失里营所,随水草利便立官署专职牧养”。为加强对马政的统一管理,朱元璋又于洪武六年(1373 年)下旨设置太仆寺,“掌牧马之政令”。洪武三十年(1397 年),又“置行太仆寺于山西、北平、陕西、甘肃、辽东,掌马政”。太仆寺下设5个“分寺”,体现出朱元璋对马政的高度重视。
朱元璋去世后,燕王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取了皇位, 再次扩大马政机构,于永乐四年(1406年)“设北京、辽东二苑马寺”,其中清河等六监隶属于北京苑马寺,永宁等六监隶属于辽东苑马寺。次年,再“增设北京苑马寺清河等监,顺义等二十四苑”。
至明朝永乐时期,一套完整的马政体系基本形成,其构成除太仆寺、苑马寺外,还有茶马司及盐课司等。其中,太仆寺为明朝五大寺之一,隶属于兵部,掌管与马政相关的政令;苑马寺负责管理各监苑,各监苑负责马匹牧养;茶马司、盐课司负责通过茶马贸易、盐马贸易获取马匹。
明朝主要通过互市解决马匹来源问题,其中以西北地区为主要获取方向。茶叶是藏族生活的必需品,《明史·杨一清传》记载:“西番故饶马,而仰给中国茶饮以去疾,太祖著令以蜀茶易番马,资军中用。”《明史·食货志》记载:“太祖绸缪边防, 用茶易马,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这表明,以茶易马不仅是明朝获取马匹的重要途径,而且可以收到政治上的制衡效果。除茶叶外,盐、布帛也是换取马匹的重要物资。
对于获取的马匹,明朝采取官牧与民牧结合的方式牧养。唐朝时,马匹以官牧为主,北宋王安石变法推动了民牧的开展。明朝借鉴宋朝民牧经验,在强化各监苑官牧放养的同时大力开展民牧。洪武六年(1373年)规定,江南每11户共养一匹马,江北每户养一匹马,由官府提供种马,养马户可免劳役。永乐十年(1412年),政策有所调整: “每十五丁以下养马一匹,十六丁以上养马两匹。”弘治二年(1489年),朝廷推广免粮养马政策,即每50亩地领养公马一匹,100亩地领养母马一匹,这些土地可免租赋,但马匹如有损失则停止免粮。
对马政的重视,相关管理体系的基本完善,加上养马方面激励政策的不断出台,使明朝早期的马政事业达到兴盛。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全国有“马数共八十九万一千二百八十匹”,其数量基本能满足官私所需。
走向衰败
明朝马政兴盛的局面未能延续,中期以后,由于私茶泛滥, 致使朝廷获取马匹的数量开始减少,又由于朝廷财政困难、管理不善等原因,官牧萎缩、民牧艰难,马政逐渐走向衰败。
明朝推行茶马贸易,并不单纯将其看作为一种经济行为, 而将其视为“制西番以控北虏” 的一项策略。具体实施中,不仅规定了严格的限制条件,而且推行“贱马贵茶”方针,如《明史·食货志》记载,明朝初期用一匹马可换茶叶1800斤,这个比价相对合理,但后来一匹上等马只能换茶叶120斤,中等马只能换70斤,而内陆的茶叶价格却没有上涨,这种茶马价格的“双轨制”造成巨大的获利空间,成为茶叶走私的政策诱因。
明朝政府对私茶有严格管理措施,如规定百姓存茶量不得超过一个月之用,还规定:“以私茶出境者,斩;关隘不觉察者, 处以极刑。”然而,这些措施根本抵挡不住高额回报的诱惑,不少人开始从事茶叶走私活动,最后发展到大规模和半公开化的状态。私茶大量盛行,削弱了明朝政府在茶马贸易中的定价权和获取马匹的能力。
在马匹官牧方面,明朝中后期主要依赖西北牧场,这里生活条件艰苦,负责牧马的官吏和士卒待遇也往往不高,加之政治腐败,朝廷对马政不如先前那样重视,往往以贬谪官员充数,致使官吏逃亡事件时有发生。明朝中后期,官牧系统普遍存在用人不当、督理不勤、亏空草料等现象,使牧养能力不断下降。
民牧主要集中于内陆,而明朝人口增长很快,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农业生产与牧马之间的用地矛盾十分突出,加上养马有一定技术难度风险,造成农民养马的积极性普遍不高,一些地方出现拒养马匹事件。明人丘濬在《大学衍义补》中分析指出: “养马所以繁息者,以其群聚之相资,腾游之有道,今小民一家各絷一马,而欲其生息固难矣, 况求其皆良乎?”
明朝中期以后,马政出现松驰与衰退。《明史·马政》记载:“自宣德以后,祖制渐废, 军旅特甚,而马政其一。”明人杨时乔在《马政记》也认为: “ 马政莫详于明, 亦莫弊于明。”以陕西为例,明初其监苑所牧马匹常年保持在数万水平, 而到弘治末年只有2000多匹,牧马军人编制1200多名,实际仅700多名。再以宁夏镇为例,有官军3万多名,但拥有的骡马仅4100多匹。明人彭孙贻在《平寇志》中认为:“骑兵决战,一兵必二三马更番驰骤而不疲毙。” 按照这个标准,明朝军队中骑兵的占比就相当有限了。
明朝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游牧民族,早期由于马政兴盛,明朝在战略上还时有攻势,如明成祖就曾6次北征塞外,每次出兵多达数十万人。明朝中期以后, 军事上便以守势为主,这种消极防御的战略实属无奈,马政的衰败是重要原因之一。表面上看, 明朝中后期由于综合国力下降而导致了马政不兴,继而导致国防力量的下降和最终灭亡。但反过来看似乎也是成立的:由于在马政方面的治理失误,导致了国防力量的下降,致使内外部安全形势一步步恶化,最终导致了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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