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来者
17世纪来美洲定居的大部分人是英国人，但在中部地区也有荷兰人、瑞典人和德国人；在今天的南卡罗来纳州等地，当时有少数法国的于格诺派教徒；还有来自非洲的奴隶，他们主要分布在南方；在各地殖民地都有一些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1680年以后，英国不再是移民的主要来源地，取而代之的是苏格兰人和“苏格兰-爱尔兰后裔”（即来自北爱尔兰的新教徒）。除此之外，西北欧有成千上万难民为逃避战火、压迫和遥领地主制（absentee-landlordism）而出走。到1690年，美洲人口增至25万，此后每25年翻一番，到1775年突破250万。虽然偶尔会有一些家庭在殖民地之间搬迁流动，但各个殖民地很不相同，尤其按三个地区划分而言。
新英格兰殖民地
东北部的新英格兰殖民地，土壤一般较贫瘠、多石，平川少，冬季漫长，不适宜靠农耕为生。因此，人们在这里发展了其他谋生手段，尤其是利用水资源，修建打谷厂和锯木厂。丰富的木材带来了蓬勃的造船业。而优良的港口有利于贸易，海洋也成为巨大的财富来源。在马萨诸塞，仅鳕鱼捕捞业一项很快就可带来繁荣。
许多早期移民居住在港口附近的村庄和城镇，因此，大批新英格兰人都从事某种类型的贸易或生意。公共牧场和林地可以满足在城镇四周经营小农场的这些城里人的需要。紧密相邻的环境有利于这里普遍建起村学堂、村教堂，以及共商公共事务的村镇公会堂。
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商务不断扩大。从17世纪中叶开始，这里日益繁荣，从而使波士顿发展成美国最大的港口之一。
东北地区的森林提供了船身所需的橡木、桅杆所需的长松木以及用于泥缝密封的松脂。马萨诸塞湾的造船工匠靠自己造船，驶往世界各地港口，为日后不断壮大的贸易打下了基础。到殖民时期结束时，三分之一悬挂英国旗的船只是由新英格兰制造。鲜鱼、船舷小店和木制品带来了蓬勃的出口业。新英格兰商人和船商不久就发现，朗姆酒和奴隶是有利可图的商品。他们最大胆——尽管名声不佳——的贸易活动之一是所谓的“三角贸易”，即贸易商用新英格兰朗姆酒从非洲海岸购买奴隶，然后将奴隶转卖到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再将在西印度群岛购买的糖蜜运回国，卖给当地朗姆酒制造商。
中部殖民地
与新英格兰相比，中部殖民地的社会更多元化、城市化、也相对宽容。威廉·佩恩管辖下的宾夕法尼亚井然有序，发展迅速，到1685年，人口接近9000人。费城是这块殖民地的中心，街道宽敞，绿树成荫，砖石房坚固，码头繁华。殖民时期接近尾声时，也就是近一个世纪后，这里的人口达到3万，多种语言并存，宗教类别众多，行业五花八门。当地人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使生意兴隆，企业发达，费城因而成为大英帝国（British Empire）繁华的中心之一。
虽然费城以贵格会教徒为主体，但在宾夕法尼亚各地有许多其他移民群体。德国移民多是殖民地手艺最高强的农民。家庭作坊也占有重要地位，如编织、制鞋、细木工艺等等。宾夕法尼亚也是苏格兰-爱尔兰后裔进入新大陆的主要门户，他们在18世纪早期移居这里。这些爱尔兰人憎恨英国人，对所有政府心存疑虑，一位宾夕法尼亚官吏形容他们是“人穷胆大的陌生人”。他们一般居住在偏僻乡村，开荒种地，靠狩猎和自给农业为生。
而纽约则是语言多元的美洲殖民地的最典型代表。到1646年，哈德逊河流域的人口中有荷兰移民、法国移民、丹麦移民、挪威移民、瑞典移民、英国移民、苏格兰移民、爱尔兰移民、德国移民、波兰移民、波希米亚移民、葡萄牙移民和意大利移民。荷兰人在新荷兰解体并融入英国殖民地之后的很长时期内，仍对纽约地区有着重要的社会和经济影响。他们的双折线山墙屋顶，成为纽约建筑的永久性标志之一；荷兰商贾给曼哈顿形成了它最早的商业繁忙气息。
南方殖民地
与新英格兰和中部殖民地相比，南方殖民地以农村定居点为主。
到17世纪晚期，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主要基于大种植园主和自耕农。沿海低地（Tidewater region）的种植园主依靠奴隶劳工，掌握了最好的土地和大部分政治权力。他们建造豪宅，过着贵族式生活，并尽量与海外文化界保持联系。
从事小面积耕种的自耕农进入了众议院，开始在政界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的独立与直言不讳，时常提醒种植园主，他们的寡头政治统治不得过分侵犯自由人的权利。
南北卡罗来纳两地的定居者，迅速学会集农商为一体，市场成为繁荣发展的主要渠道。茂密的森林利于创收：木材、焦油以及长叶松树树脂成为世界最上乘的造船原材料之一。与局限于单一作物的弗吉尼亚不同，南北卡两地也生产和出口大米和从当地植物提炼出的用于纺织品的靛蓝染料。到1750年，生活在南北卡罗来纳两个殖民地的人口超过10万。南卡的查尔斯顿成为这一地区主要的港口和贸易中心。
如同其他地区一样，对最南端的殖民地来说，偏僻乡村人口的增长也有着特殊意义。德国移民和苏格兰-爱尔兰后裔不愿生活在英国人势力很大的原沿海低地定居点，因此迁向内陆地区。那些得不到沿海肥沃土地的人，或那些已经开尽自身土地的人，在西边丘陵山区找到了富饶的定居地。虽然历经千辛，但敢于冒险的移民仍源源不断到来。到18世纪30年代，他们大批涌入弗吉尼亚的谢南多厄山谷（Shenandoah Valley），不久便使这里变得农场星罗棋布。
边陲地带的家庭与美洲印第安人的领地临界。移民们建造木屋，开荒种玉米小麦。男人穿着鹿皮或羊皮衣服，即所谓鹿皮装；而女人则穿自织布衣。大家吃的是鹿肉、野火鸡、鱼类等。他们有着自己的娱乐方式，包括大型烧烤、跳舞、为新婚夫妇举行新居宴、射击比赛、缝制床毯比赛等。至今缝制床毯仍是美国的一个文化传统。
社会、学校与文化
殖民地之所以没有出现强大的贵族或绅士阶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这些正规的殖民地，任何人都有能力到边陲地区去开创新生活。面对人口可能大规模外迁的威胁，沿海低地的当权者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放宽政策，放松赠地标准和对宗教活动的规定。
殖民时期所建立的美国教育和文化基础，也对未来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于1636年在马萨诸塞的剑桥（Cambridge）创建。威廉马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于17世纪末在弗吉尼亚诞生。几年后，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的前身康涅狄格大学院（Collegiate School of Connecticut）成立。
更值得注意的是由政府维持的教育体系的发展。清教徒所强调的直接阅读《圣经》，使读书识字受到格外重视。1647年，马萨诸塞湾殖民地颁布了所谓“老蒙骗者撒旦”法（ye olde deluder Satan' Act），要求凡有50户人家以上的城镇必须建立一所文法学校（即作为大学预科的拉丁语言学校）。随后不久，除罗得岛以外的新英格兰所有殖民地都效仿了这一做法。
早期移民和清教徒曾携带自己的藏书来到新大陆，而后继续从伦敦进口图书。早在17世纪80年代，波士顿书商已经在古典文学、历史、政治、哲学、科学、神学和美文学等方面生意兴隆。1638年，英国殖民地第一台、也是北美第二台印刷机，在哈佛学院安装完毕。
宾夕法尼亚的第一所学校于1683年开学，课程有阅读、作文和简单计算。此后，每一个贵格会社区都通过某种形式为儿童提供小学教育。友谊公立学校（Friends Public School）还开设更高级的课程，如古典语言、历史和文学等，这所学校后改名为威廉佩恩特许学校（William Penn Charter School），至今仍在费城。当年这所学校对穷人免费，不过如果家长有能力，则需缴纳学费。
费城有许多没有宗教隶属关系的私立学校，它们教授语言、数学和自然科学等课程。另外还有成人夜校。妇女没有被完全忽略，不过她们受教育的机会仅限于家政专业。费城富裕人家的女儿可以聘请家庭教师教授法语、音乐、舞蹈、绘画、唱歌、语法等，有时还教记帐。
在18世纪，宾夕法尼亚的知识文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两位能人的烙印：詹姆斯·洛根（James Logan）和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洛根是殖民地大臣，正是在他藏书丰富的个人图书馆中，年轻的富兰克林读到了当时最新的科学著作。1745年，洛根为自己的藏书专门建造了一座藏书馆，并将藏书和这座建筑一并遗赠与费城。
富兰克林对费城文化生活的贡献更胜一筹。他成立了一个辩论俱乐部——这是美国哲学协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的雏形。由于他的努力，殖民地创建了一所公立学院，日后发展成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他也是建立会员图书馆的主要推动力，并称这座图书馆是“北美会员图书馆之母”（the mother of all North American subscription libraries）。
在南部殖民地，富裕的种植园主和商人从爱尔兰或苏格兰聘请私人教师来做孩子的家教。有些人家则将孩子送往英国上学。沿海低地上层社会由于享有这些特殊机会，因此不热衷于支持公立教育。另外，由于农场与种植园的分散，很难成立社区学校。弗吉尼亚当时就只有几所免费学校。
求知的欲望并不限于稳定的社区。在边陲地区，苏格兰-爱尔兰人虽然身居简陋木屋，但对学知识顶礼膜拜，他们为了吸引有学识的牧师到定居地来而煞费苦心。
殖民地的文学创作主要限于新英格兰地区，并以宗教题材为主。最常见的出版物是布道经文。著名清教牧师科顿·马瑟（Reverend Cotton Mather）的作品多达400件。他的杰作《辉煌基督在北美》（Magnalia Christi Americana）再现了新英格兰历史景观。当时首屈一指的流行作品是迈克尔·威格尔斯沃思牧师（Reverend Michael Wigglesworth）的长诗《世界末日》（The Day of Doom），作品对最后审判日的描绘惊心动魄。
1704年，马萨诸塞剑桥创办了殖民地第一份成功的报纸。到1745年，大英帝国北美殖民地已有22家报纸。
在纽约，约翰·彼特·曾格（John Peter Zenger）一案，成为向确立新闻自由原则迈出的重要一步。曾格于1733年开始发行《纽约周报》（New York Weekly Journal），是与当时政府截然不同的舆论代表。两年后，殖民地总督对曾格的讽刺性文章感到忍无可忍，进而以煽动诽谤罪使他锒铛入狱。然而，曾格在9个月的受审期间，仍然从狱中继续编辑出版该报，激起了整个殖民地人民的极大兴趣。代表曾格的著名辩护律师安德鲁·汉密尔顿（Andrew Hamilton）指出，曾格发表的那些指控属实，因此不构成诽谤。陪审团作出无罪裁决，曾格获释。
城镇的日益繁荣使另一些人产生担忧，即魔鬼在引诱社会追名逐利；这可能是导致18世纪30年代出现宗教反响的原因，也就是所谓的“大觉醒”运动（Great Awakening）。这一运动的直接发起者是乔治·怀德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和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怀德菲尔德1739年从英格兰抵达美洲，是卫斯理宗教复兴派人士（Wesleyan revivalist）；爱德华兹在马萨诸塞诺桑普顿（Northampton）担任公理会牧师。
怀德菲尔德在费城发起宗教复兴运动，随后向新英格兰发展。他以出神入化的演示和动人的口才，一次可吸引多达2万听众。一时间，随着牧师们离开正统教堂，宣导复兴运动，宗教动荡席卷了新英格兰和中部殖民地。
爱德华兹是深受怀德菲尔德和“大觉醒”运动影响的最著名人士之一。他最令人难忘的贡献是1741年的布道，题为“愤怒上帝手中的罪人”（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God）。他一反戏剧性的渲染手法，以平静、深思的方式传递自己的信息。他认为，那些正统教会力图除去基督教赎罪的功能。他的1754年力作《论意志自由》（Of Freedom of Will），试图将加尔文主义（Calvinism ）与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的理念相调和。
“大觉醒”运动催生了福音教派（即那些相信个人皈依和《圣经》无误的基督教会）以及复兴运动精神，时至今日它们仍在美国宗教和文化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个运动削弱了正统牧师的地位，鼓励信仰者忠于自己的良知。或许最为重要的是，由此带来各种宗教派别的大量涌现，进而使宗教宽容的原则被普遍接受。
殖民地政府的出现
殖民地发展初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没有受到英国政府的控制影响。除了佐治亚以外，所有殖民地最早或是股东公司的定居点，或是基于国王特许而建立的封建式领地。当然，国王将对新大陆定居地的直接管辖权托付给股份公司及地产主并不意味着美洲殖民者不受外界控制。例如，根据弗吉尼亚公司章程的条款，该公司本身被赋予完全的管辖权。然而，国王则认为该公司是英国的特派代表。因此，居住在弗吉尼亚的人对自己政府的发言权不会多于如果处于国王本人的绝对统治之下。
尽管如此，这些殖民地一般将自己视为基本像英国一样的实体或国家，并与伦敦政府只有松散的关系。来自外界的绝对统治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逐渐减弱。这些殖民者——作为英国争取政治自由的悠久传统的继承者——将自由的理念纳入了弗吉尼亚的第一个宪章。宪章规定，英国殖民者可行使所有自由权、特权以及豁免权，“犹如他们出生并一直居住在我们这个英王国之中”。他们也将受益于《大宪章》（Magna Carta ）——英王约翰（King John ）1215年签署的英国政治和公民自由宪章——和普通法，即基于司法判例或惯例而非基于成文法的英国法律体制。1618年，弗吉尼亚公司对经其任命的总督的指示是，种植园的自由居民应该选举代表，与总督和委任的委员会一道负责批准事关殖民地福祉的法令。
这些做法被证明是整个殖民时期一些意义最深远的举措。殖民者有权参与自身政府的观念，从此得到普遍认同。在大部分情况下，国王在批准未来的特许时，都在特许状中说明，殖民地自由人应在与他们相关的立法过程中有发言权。因此，在授予马里兰的卡尔弗特家族、宾夕法尼亚的威廉·佩恩、南北卡罗来纳的领主和新泽西的领主等的特许状中都具体说明，立法必须得到“自由人的同意”。
新英格兰在许多年里有着比其他殖民地更为完整的自治政府。“五月花号”上的移民曾达成了一份自我管理的协议，即《五月花号公约》，表明“我们将自己结成一个公民政治实体，以利于我们有更好的秩序和更好地生存......并于此颁布，制定和确定……被认为最符合和最便于此殖民地公益的公正而平等的法律、法规、条例、宪章和公职……”。
虽然建立自治缺乏法律上的依据，但早期移民的这一做法并未受到挑战，而且根据公约，普利茅斯的定居者多年来得以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管理自身事务。
马萨诸塞湾公司（Massachusetts Bay Company）也形成类似情况，即公司被赋予自治权。因此，权威完全掌握在殖民者手中。最初，公司最早来美的十几个成员试图实施独裁。然而，其他殖民者很快就要求在公共事务中享有发言权，并表示，如果遭到拒绝，就将大规模迁移。
公司成员终于妥协，将掌控政府的权力移交给经选举产生的代表。随后，新英格兰其他殖民地，如康涅狄格和罗得岛，也通过申明不受任何政府权威控制而实现自治，并效仿普利茅斯移民的模式，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体制。
缺少自治条规的情况只出现在两个地方：纽约和佐治亚。纽约被许给查尔斯二世的兄弟约克公爵（Duke of York，日后成为詹姆斯王二世[King James II)]），佐治亚被许给一批“托管理事”。即使在这两地，政府也都是短暂的，因为殖民者不懈地要求有立法代表权，以至当局很快妥协。
在17世纪中叶，英国由于内战（Civil War ，1642-1649）以及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清教联邦运动（Puritan Commonwealth）分散精力，未能制定有效的殖民地政策。查尔斯王二世和斯图亚特王朝（Stuart dynasty ）1660年复辟之后，英国才有更多时间处理殖民政务。然而，即使此时，也仍然缺乏效率和统筹计划。因此殖民地基本依靠自行管理。
大洋相隔的客观原因，也给控制殖民地带来困难。美洲大陆早期的生活特征更加剧了这种困难。定居者纷纷来自城镇星罗棋布、空间有限、人口稠密的国家，而他们眼前的新大陆似乎辽阔无边。在这片土地上，自然条件造就了执著的个人奋斗精神，人们习惯自作决定。政府向偏远地区的发展缓慢，因此无政府状态通常在边陲地区当道。
然而，殖民地自治这一理念并非完全没有受到挑战。17世纪70年代，一个为保障殖民商贸体系而成立的皇家委员会“贸易与种植园议事会”（Lords of Trade and Plantations），决定取消马萨诸塞湾的特许权，原因是这个殖民地当时抵制英国政府的经济政策。詹姆斯二世1685年批准了一个成立新英格兰自治领（Dominion of New England）的提案，将南至新泽西的殖民地置于新英格兰管辖范围，加强国王对整个地区的控制。皇家总督埃德蒙·安德罗斯爵士（Sir Edmund Andros）通过行政令征税，并实施了数项其他严厉措施，抵制者面临坐牢。
当英国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 , 1688-1689）罢免詹姆斯二世的消息传到波士顿时，殖民地人民揭竿而起，将安德罗斯监禁起来。根据新的特许状，马萨诸塞和普利茅斯于1691年首次合并为马萨诸塞湾皇家殖民地。其他新英格兰殖民地也迅速恢复了过去的政府。
1689年通过的英国《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和《宽容法案》（Toleration Act），不仅保障了在英国本土，也保障了在殖民地的基督徒的信仰自由，并对国王权力实行限制。同样重要的是，光荣革命将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二论政府》（Second Treatise on Government，1690年）作为主要理论根据，即政府权力是基于社会契约而非神权。根据这一理论，人民享有生活、自由和财产等自然权利，并有权在政府侵犯其权利时反抗政府。
到18世纪初，几乎所有殖民地都被置于英国国王的直接管辖下，但统治的规则却是光荣革命的产物。殖民地的总督们试图行使国王在英国已经丧失的权力，但是殖民地议会了解英国的事态发展，因此努力维护自身的“权利”和“自由”。他们的力量来自类似英国议会所具有的两项权力：对税务及开支的投票权和提出议案——而非仅对总督的提案作表决——的权力。
殖民地议会利用这些权利遏制了皇家总督的权力，并通过批准其他法案扩大自身的权威和影响力。总督与议会之间周而复始的冲突，导致殖民地政治动荡，但也因此而逐渐唤醒殖民地居民，使他们看到北美与英国利益之分野。在大多数情况下，皇家政府未能认识到殖民议会的重要作用，对其不予理睬。然而，在议会与总督冲突期间所形成的惯例和原则，最终成为殖民地不成文的“宪法”内容。殖民地立法机构也因此维护了自己的自治权。
法国与印第安人战争
整个18世纪，法国与英国在欧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战事连绵不断。英国主要在加勒比海盛产蔗糖的一些岛屿占有某些优势，但这些纷争一般未见分晓。法国在北美的势力仍然强大。到1754年，法国与加拿大以及五大湖（the Great Lakes）一带的一些美洲印第安部落继续保持着密切关系。法国控制了密西西比河，并在沿岸建起一系列要塞和贸易站，形成了一个从魁北克（Quebec）延伸到新奥尔良(New Orleans)的巨大的月牙形帝国。英国人仍被局限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的狭长地带。因此，法国人不仅威胁着大英帝国，也危及着北美殖民者本身；法国对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控制有可能限制北美殖民者向西拓展。
1754年，在位于今天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的迪尤肯堡（Fort Duquesne）爆发了一场军事冲突。冲突一方是法国的一批正规军，另一方是弗吉尼亚民兵。弗吉尼亚民兵的指挥官是22岁的弗吉尼亚种植园主兼土地堪测员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英国政府试图通过召集纽约、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和新英格兰等殖民地的代表举行会议来化解冲突。1754年6月19日至7月10日，出席这个被称作奥尔巴尼会议（Albany Congress）的与会者们，在纽约奥尔巴尼与易洛魁人会面，以便改善与他们的关系，争取让他们忠于英国。
但是，代表们也申明，一个北美殖民地联盟对于“殖民地的生存是绝对必要的”，并通过了本杰明·富兰克林起草的议案。这项《奥尔巴尼联盟方案》（The Albany Plan of Union）提出，设置一位由国王任命的总统和一个由各殖民地议会选出的代表组成的大议会，每个殖民地的代表人数根据殖民地对整体财务的贡献比例而定。这个机构将负责防务、与美洲土著人的关系、贸易及西部定居。最为重要的是，它将享有独立征税权。然而，没有一个殖民地接受这项方案，原因是，它们不愿意将征税权或开发西部土地的控制权交给一个中央权威。
英国凭借绝对的战略优势和精干的指挥，最终在与法国的交战中获胜；这场交战在美洲被称作法国-印第安人战争（French and Indian War），是欧洲所称的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的一个战场，但西半球的战事规模较小。
根据1763年的《巴黎和约》（Peace of Paris），法国将整个加拿大、五大湖以及密西西比河以东领土让给英国。法兰西的北美大帝国梦想至此破灭。
战胜法国后的英国现在必须面对一个它一直忽视的问题，即其自身帝国的统治。伦敦方面认为，有必要调动如今它所掌握的庞大资源，促进防务，调和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人口之间的不同利益，并对帝国的管理费用作出更平均的分摊。
仅在北美一地，英国领土就扩大了一倍以上。其人口过去以新教徒和英国人占绝大多数，如今包含了魁北克讲法语的天主教徒以及被基督教部分皈依的大量美洲印第安人。新旧领土的防务和统治，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增加人力。旧的殖民地体制无疑难以满足需要。然而，采取措施建立新体制，将会引发殖民地居民本已潜存的怀疑，因为他们愈来愈视英国不再是其权利的保护者，而是一种威胁。
（文章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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