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先生这样的一位文艺先驱者,他尊崇“古圣先贤”的教导和“身体力行”的自勉。叔同先生在杭州师范任教时,他宿舍里的案头常常放着一册《人谱》(明刘宗周著,书中列举古来贤人的嘉言懿行,凡数百条)。在书的封面上,叔同先生则亲手写着“身体力行”四字,且每个字旁又加一红圈,以示警醒。丰子恺每次到他房间去,总会见到他的案头一角,放着这册书。
可见先生他虽然注重文艺,但是从未忘记“自律”,甚至对此的重视超过了对“文艺”的关注,最终走向了内心深处的“律”(弘一法师乃近世佛教界倍受尊敬的律宗大师)。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律”,使后来的“李叔同先生”走向了更广阔的人生。“律”,不是“自由”的对头,而是走向自由的方向——解脱束缚。
对于文艺,先生重视“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文艺观。他认为,一个文艺家倘没有器识,无论技术何等精通熟练,亦不足道,所以他常诫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也正是由此,那时他的学生都觉的他有“菩萨那样的背光”。这样高山仰止般的人格魅力,也正是先生其人生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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