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先生这样的一位文艺先驱者，他尊崇“古圣先贤”的教导和“身体力行”的自勉。叔同先生在杭州师范任教时，他宿舍里的案头常常放着一册《人谱》（明刘宗周著，书中列举古来贤人的嘉言懿行，凡数百条）。在书的封面上，叔同先生则亲手写着“身体力行”四字，且每个字旁又加一红圈，以示警醒。丰子恺每次到他房间去，总会见到他的案头一角，放着这册书。

可见先生他虽然注重文艺，但是从未忘记“自律”，甚至对此的重视超过了对“文艺”的关注，最终走向了内心深处的“律”（弘一法师乃近世佛教界倍受尊敬的律宗大师）。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律”，使后来的“李叔同先生”走向了更广阔的人生。“律”，不是“自由”的对头，而是走向自由的方向——解脱束缚。

对于文艺，先生重视“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文艺观。他认为，一个文艺家倘没有器识，无论技术何等精通熟练，亦不足道，所以他常诫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也正是由此，那时他的学生都觉的他有“菩萨那样的背光”。这样高山仰止般的人格魅力，也正是先生其人生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