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不清我们的博士论文修改过多少稿了，不但自己修改，而且请德国同学帮忙改语法。估摸着差不多了，这才交给申克教授。
不久后，申克教授把稿子还给我们了。拿来一看，随处可见勾勾画画的痕迹，显然，教授是一页一页地在认真看。有的页面基本没有变化，有的页面则做了重大修改，原文的句子几乎全部划掉，写上了教授的笔迹。仔细阅读和认真揣摩，才发现原文的中心意思都在，但做了更为清晰的描述和更有高度的提炼。
我们不由地感叹，带我们这样的外国留学生，对申克教授来讲，是多么艰巨的任务。我们对导师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对德国教授的治学态度由衷地敬佩。
三次交由教授审阅后，改动越来越少，教授也越来越满意。我们意识到，瓜熟蒂落的日子快到了。
德国是个学术严谨的国家，博士学位堪称世界上最难拿的学位。教授治学态度一丝不苟，容不得半点虚假和马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格外用功和用心。
论文写作中，我们体味到了王国维先生的学问三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下路"，这不是提出观点要高屋建瓴吗？"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不是论证观点要绞尽脑汁吗？"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不是关键论据的最终获得吗？
终于有一天，答辩的日期定下来了。
为了迎接这一紧张的时刻，趁晚上和周末人少的机会，我们在研究中心的会议室进行了反复演练，女儿也拿起了教杆，煞有介事地模仿起来。这种"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的 情景，成为我们奋斗道路上最为温馨的一幕。
“”也傍桑阴学种瓜"
耳闻目睹是最好的教育
我们两人前后相隔一年，陆续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
答辩委员会由五位教授组成。在宽敞明亮的答辩室里，教授们西装革履，正襟危坐，开始了对我们来说是神圣的答辩时刻。他们虽然严肃，但脸上不时露出微笑，似乎有意在淡化现场的紧张气氛。这些可敬的老师们，真是太理解学生的心情了。
导师申克教授简要介绍了我们的学习科研情况，我们随即走上讲台，开始了为时30分钟的论文汇报。
这是一场专门为我们个人举行的答辩会，规格之高，可想而知。
答辩现场五位教授正襟危坐
这是一场专门为个人举行的答辩会
我们按照事先演练的步骤，报告了自己论文的基本结构、主要观点和最终结论，其中对主要观点的论证，是核心和关键部分，要做到逻辑清晰，要言不烦，反映出论文成果和学术气质。
报告过程中，偶尔有教授插话，希望答辩人就某个问题有更明白的阐述。
报告结束后，进入教授提问环节。问题主要集中在：您的资料是怎么搜集的？这些资料的可信度有多大？您的观点是如何形成的？这些观点有什么新意？您在研究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您对自己的结论有多大的信心？等等。
每个教授都提了问题，一个不落。有的问题好回答，有的问题则比较难。能回答的就诚实回答，回答不出的就老实承认。教授的提问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高明，而是为了让学生有更充分的表达。有的问题，并非"是"或"不是"那么简单，你要阐述既"是"又"不是"的理由，实际上是引导你全面而不是片面地看问题。
答辩环节结束，听众留在答辩室，教授们去另一间办公室会商。
不一会，教授们鱼贯而入。听众坐好后，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我们通过了论文答辩，建议授予博士学位，全场随即响起热烈的掌声。
研究中心的同事走上前来，把博士帽戴到我们头上。接着就是教授们过来握手，满面笑容，表示衷心的祝贺，然后让我们站在中间，众星拱月般，留下一张难忘的合影！
戴上博士帽的那一刻，教授们纷纷表示祝贺
我们站在中间，众星拱月般，留下一张难忘的合影！
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后，没有穿博士服一说。我们的博士帽不是商店买的（德国似乎也没有卖此物的地方），而是胡珀的杰作，他是研究中心的能工巧匠，不但画得一手好图，而且热心张罗公共事务。我的博士帽上，用中文写了"博士"二字，代表了他们对中文的好奇；叶敏的博士帽上，则嵌上了"马克"和"人民币"，因为她研究的是收入问题。
研究中心的同事们和前来旁听答辩的中外留学生们，纷纷过来祝贺，欢天喜地，笑逐颜开，把气氛推向了高潮。
与研究中心的同事们和前来旁听答辩的中外留学生们合影
按照惯例，答辩通过后，随即举行庆祝仪式。会议室桌子上摆满了中式和西式冷餐，有凉拌菜、水饺、春卷、面包夹香肠。至于喝的，啤酒、可乐、雪碧、果汁应有尽有，这些东西全由答辩人准备，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会议室桌子上摆满了中式和西式冷餐
我们因为忙于准备答辩，顾不上这些了，靠的都是同胞们的热心帮助。
研究中心的同事们很实在，他们每人提了一瓶葡萄酒，品牌五花八门，分别来自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可谓眼花缭乱。
好朋友克劳斯，从威斯巴登的黑森州政府赶来，一起分享美妙的时刻。我们还说起了两年前他答辩的那令人难忘的一幕。
好朋友克劳斯，从威斯巴登的黑森州政府赶来
那天，他答辩的庆祝仪式结束后，大家帮忙收拾好会议室，纷纷离开，留下我们两人洗酒杯。酒杯都是借用研究中心公用厨房的，我们俩边洗边聊，自认为洗的非常干净了，就擦干放到橱柜里。不料第二天秘书找上门："你俩大老爷们，洗的是啥杯子，怎么上面全是手印？"我们连忙道歉，表示可以重洗，她噗呲一声笑着说："算了吧，你们干大事，这些小事让给女士们做吧！"从那以后，研究中心流传着一个歇后语：爷们洗杯子-不能用！
这件事也让我知道了，德国人对餐具清洁标准的要求很高，所有玻璃杯都必须擦洗的透明光亮，刀叉也是一样。
答辩的前夜，我们都很紧张，也有些激动，思前想后，百感交集，基本上是一个不眠之夜。唉，早上起来基本上只能顾自己了，哪有时间管女儿，连头都没顾上给她梳，她就自己扎了个马尾辫，跟着我们来到了答辩现场。那天，女儿比爸爸妈妈还高兴，她肯定还不懂这场答辩意味着什么，但她幸福着父母的幸福。随后，她也戴上博士帽，有模有样地摆出了姿势。
妈妈，祝贺你，干杯！
“我像不像个小博士？”
在德国这个国度里，博士学位和教授学衔含金量很高，所以备受尊重。见面时，出于礼貌，通常要根据对方的学位学衔称其为某某博士或某某教授。书信中，那就更正规了，除了称某某博士或某某教授，还得带上女士或先生的字眼，即：某某教授博士女士/先生。如果一个教授是双博士，那称呼起来就再长些：某某教授博士博士女士/先生。这也是德国人重逻辑讲严谨的一个典型表现。德国人自豪地说，他们对学位和学衔有“洁癖”，容不得“杂质”。
我们研究中心的秘书梅茨女士，与我们非常熟悉，尤其和叶敏关系很好，叶敏论文答辩的前一天，她下班时专门来到我们办公室，认真地对叶敏说："我今天最后一次称呼您叶女士（Frau Ye），从明天开始，我就得改口称您叶博士女士了(Frau Dr.Ye)"。果然，第二天上班时，研究中心的同事们都改变了对叶敏的称呼了。
在德国生活久了，我们称呼别人时也特别注意这一点，这不是德国人的迂腐，而是一种文化的体现。和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习惯于称呼学位学衔，且学位学衔伴随终身，成为姓名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中国人似乎则更多地习惯于称呼官衔。
获得博士学位后，我们在吉森松竹楼中餐馆里，请申克、鲍内特、耶纳夫妇吃饭，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关心和培养。当天在餐馆为我们服务的，正好是在这打工的同学吴克红。估计是他的服务太周到了，要么是教授从他身上看到了求学的不易，最后临走时，竟悄悄塞给他50马克小费，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个令人嗔目结舌的数字！
未完待续，敬请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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