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有效地推进“人的现代化”

2013-04-09 06:48:00

[提要]  ●一方面，要尽快建立起人们对法律的敬畏感；另一方面，比法治更管用的，终究还是人们对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的接纳与自发遵循。解放观点：从公众对“泼面事件”的讨论来看，很多人对于在公共场合像禁烟那样禁食并不看好，对于法律法规的约束力信心不足。

●一方面，要尽快建立起人们对法律的敬畏感；另一方面，比法治更管用的，终究还是人们对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的接纳与自发遵循。

●讨论的目标是建设一个更现代化的文明社会，讨论得越充分，越以理服人，我们离那个目标就越近。

●主持人:本报记者 柳森

●嘉 宾：徐珂（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解放观点：最近，在武汉地铁二号线上，一名女乘客无视地铁内禁食的规定在车厢内吃热干面，旁人劝阻无效。有乘客欲拍照时，遭该女子泼面。几天前，新版《上海轨道交通管理条例》开始征询建议和意见，其中新增了地铁车站和车厢内全面禁止饮食的规定。热议就此展开：在类似地铁这样的公共场所，究竟能否像禁烟那样禁食？当这场讨论在网上发酵，一个名为“从细节感受德国人在公共场合的严谨”的帖子亦被广为转发。您在转发时，留下了一个字评价——法。这个“法”字背后的内涵是什么？

徐珂：有几层意思。一是指现在被人们叫做“法律”的东西，另一层是哲学意义上的“法”，它代表着某种规律性的东西。从根本上说，意味着某种制约，尤其是对人的行为的制约。

解放观点：从公众对“泼面事件”的讨论来看，很多人对于在公共场合像禁烟那样禁食并不看好，对于法律法规的约束力信心不足。

徐珂：与其说大家不相信法的约束力，不如说，大家对法治的效果是有期待的。因为有期待，才会信心不足。当法的实际执行效果不够理想时，会产生心理上的落差。

现在我们都说依法治国，但很多事情通过成文法来治理的话成本很高。就拿地铁禁食来说，它意味着要派很多管理人员，或者配套大量的监控设备，即便如此，还未必管得好。一旦成本过高，导致执法松懈，最后很可能这个规定就没有意义了。

要降低法治的成本，实际上是有可能的。比如说，当大多数人都不再在地铁里进食的时候，比如帖子里的德国人，当他们中的大多数做事都很规矩的时候，法治成本就大大降低了，因为已经不需要派一支队伍一天到晚在那边管着。而当那些“错误”或者“不对”的行为成了偶发的事，制止它可能都不再需要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执法者。周围的人只要对当事人看一眼，他可能就收敛了。这样的环境，恐怕才是依法治国真正可能的前提。也就是说，依法治国的可能性，取决于我们需要为此付出的执法成本，以及我们能够承受的执法成本。

一方面，我们要尽快建立起人们对法律的敬畏感，否则人们有意无意就会绕着法走；另一方面，比法治更管用的，终究还是人们对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的接纳与自发遵循。否则，再缜密严苛的法律都很难真正实行。

解放观点：这不由让很多人联想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生活运动”。较之当时的情况，现在的我们显然已经有了不小的进步。当下的问题是，我们每一个现代人如何“更现代化”？

徐珂：每当讨论公共场合中的行为失范问题时，我们会碰到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标准”是什么。事实上，我们的社会一直处在不断变化和调整的过程中。社会生活中的很多规律不是一成不变的，没有绝对的“对”和“错”。因此，我们应该允许任何人对这些所谓“对”和“不对”提出质疑，然后用“文明”来说服大家。

解放观点：如何理解您所说的这个“文明”呢？

徐珂：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写过一本《文明的进程》。这里的 “文明”有特定的内涵，非常接近我们今天讨论的 “人的现代化”。他的核心观点是，当我们回顾整个人类的文明进程，会注意到它其实是一个人的情感越来越敏感细腻、越来越善于体谅他人的过程。这背后是羞耻感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在意自己在公共场合的行为有没有给其他人带来负面影响。随着这种感觉的提升，它就内化为我们的行为自觉，再由于更多人的认同，升华为更具普遍性的社会行为规范。

根据他的这个观点，我们大概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何我们会觉得在世博会等待区随便插队是不对的，在地铁进食是可能会产生问题的，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是值得商榷的。也大致能理解，为何这些年我们公共空间中关于如何推进 “人的现代化”的讨论会越来越多。这种现象本身，说明我们正处于一个走向“更文明”、 “更现代化”的进程中。只是我们现在还处于一个要理解和接纳各种声音，需要彼此说服、凝聚共识的阶段。但这种讨论背后的目标还是挺一致的，那就是建设一个更现代化的文明社会。讨论得越充分，越以理服人，我们离那个目标就越近。

解放观点：当下类似我们这样的讨论越来越多，能不能说明，大家其实也越来越有紧迫感，总希望好的变化来得快一点？

徐珂：实现现代化，欧洲推进这个过程用了五六百年。对中国来讲，现在还只有100多年。我们必须尊重这种客观事实。更何况，西方的文明方式毕竟根植于他们的社会文化土壤，纵有其充分的合理之处，简单地拿来也是不合适的。

在16世纪中叶的时候，“礼貌”这一概念才有了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那种特征和功能。 1530年，埃拉斯穆斯出版了题为《男孩的礼貌教育》的小册子，由于其涉及的问题在当时正合时宜，很快就广泛流传开来。而事实上，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里边很多的行为建议不仅不够“文明”，甚至还有点“野蛮”。日本成功推行垃圾分类，至少经过了两代人的共同努力。从这个角度来讲，“时间”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我们能做的，大概就是尽可能缩短这种时间上的差距，争取用相对更短的时间来获得更多的进步。

现在最常遇到的问题是“简单拿来”。有的城市直接拿来日本的垃圾分类标准，甚至是垃圾桶标准，但效果并不好。问题出在我们并没有充分地研究和理解，别人为什么会这么做，然后他们又是如何一步步走过来的；在行为偏好和社会文化土壤上，我们的特点是什么，能不能衔接那些成功经验，我们的公共管理如何依据自己的特点推进相关进程。深刻思考这些问题，恐怕比直接拿来更管用，立意更深远。